跨洋因缘一线牵

    ■耿传明 王亚琦

    吕周聚教授的学术著作《中国新文学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11—1949）》以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这一中国新文学产生发展的关键历史阶段为出发点，是重点梳理、深入挖掘中国现代文学与美国文学、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学术成果。该书语言平畅通达，资料翔实完备，逻辑条理清晰，坚持文学研究的“内外结合”，分别从文学思想观念和文体角度切入，囊括了中国现代文学所有重要文体“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可以说为中国新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互动研究成果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笔者认为，这本著作的特色主要有三点，分列如下：

    打破常识，重塑新知。以鲁迅和穆时英为例，在吕教授看来，20世纪上半叶美国小说以独立创新之精神，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成规，成为现代小说的先驱。因此，美国小说的崛起引起了中国现代小说家的关注与重视，其精神也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学习之榜样。以往研究者强调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关系，的确二者在第一人称叙述、病态人物形象等细节方面存在相通之处，但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具有形而下的现实主义特质，鲁迅的同名作品则具有形而上的现代主义特质，鲁迅的《狂人日记》带有一种神秘、阴森、恐怖的形而上的寓言化色彩，是与“狂人”的敏感、紧张、恐惧的心理相吻合的，而这里明显的带有爱伦·坡恐怖心理小说的色彩，因为爱伦·坡的作品中所有的感情都以恐怖作为基础，“他将怪异恐怖的故事、敏感变态的人物、心理分析的方法融为一体，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心理分析小说”。所以，鲁迅创作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爱伦·坡的影响。而穆时英的小说在以前仅仅被关注其与日本新感觉派的密切关系，但其实他也受到了美国现代主义小说帕索斯、海明威等“文学上的蒙太奇”手法的影响，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便是明证，他以一种镜头感的语言描述跑马场里的场景与人物，“每句话都呈现出一个具体的画面，相当于一个镜头，不同的镜头（画面）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片断，读者甚至能从句子中感受到镜头的动感，文字形象生动地呈现出现代都市上层人物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中国新文学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11—1949）》，下引除注明外均出自此书）。因此，鲁迅与穆时英的创作都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美国小说的重要影响。可以说，吕教授的这本著作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照拂与还原了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于定论之外的隐秘角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更加全面、多元、立体地去认识与了解中国现代作家及其创作的通道和平台。

    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时势造英雄，而胡适，就是以英雄形象登上新文学舞台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明确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其中六个方面均与语言形式密切相关。胡适是如何找到问题关键的呢？ 因为他留美期间系统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思想，故才发现“语言形式”对文学革命的重要性。正是“言（口语）文（书面语）分离”导致了广大平民百姓的愚昧无知和国家的日渐衰落，因此欲改变平民百姓的思想精神和国家衰落的命运，必须主张“言文合一”。胡适对文言正宗的传统说法表示质疑，并提出“用白话代替文言、文学应该革命”的假设，经过“小心求证”，他利用历史确凿证据证明了自身观点的正确性，从而推翻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确立了新文学观念。经过创作实践《尝试集》的成功，胡适的白话文学革命主张获得了新文学同仁们的认可与接受，由此，胡适的科学实验精神带动了一批勇于尝试探索的作家去中国新文学的试验田自由耕种。所以，“英雄作为个人诞生于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个性的形成导致创造性成果，成果被群众接受转变为新的文化内涵，新的文化又影响着新的英雄成长，如此一个周期，而文化或历史在一个个周期中不断迈向新的阶段”（陈新，刘明基：《英雄、群众与文化》，《探索》1995年第5期）。可以说，胡适正是通过“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实践领袖精神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新文学呈现出日新月异的面貌。

    多元并立，借鉴融合。20世纪20年代，面对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梁漱溟先生从文化普遍性与人类整体所面对的问题出发，提出了“当下的西方化”和“未来的东方化”等主张，对西方文化应该“去芜存菁”实现修正的吸收，毫无疑问，他的预见是言之有理的。20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学与美国文学具有相通之处：“中国新文学要从上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中摆脱束缚，寻求新的发展道路；美国文学要挣脱英国文学传统的束缚，寻求独立发展的空间。”可以说，“反传统”成为此时期中美文学的共同特征。而美国文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率先摆脱了英国文学传统的束缚而取得独立，美国文学中内含的自由、独立、反叛的美国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学所缺乏的精神，也是中国新文学所必须具备的因素。因此，美国精神成为中国新文学作家学习的榜样。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新文学作家在接受美国因素影响的同时，始终具有一种鲜明的主体意识和理性的逻辑思考，内心会发问“美国是否所有的东西都值得我们学习”？ 例如中国旅美的散文作家，一方面他们学习并接受美国散文的平实质朴风格，一方面他们的书写具有明确的实用主义目的和辩证客观的审视态度，如谢扶雅对处理中西关系的态度应是辩证的观点，以及刘尊棋通过考察美国社会生活，发现它存在的黑人问题、政党问题等，并思考多种问题的根源即是美国社会本身所存在的诸多矛盾。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对美国因素的学习是一种结合自身需求的理性借鉴和文化融合，中国现代文学也借此产生并发展出“内既弗失固有之血脉，外又不后于世界之思潮”的新文学传统。

    吕教授指出，中国新文学史上比较重要的作家有300余位，其中150多位曾在海外留学，这其中有30多位曾到美国留学，如张彭春、胡适、赵元任等，约占有留学背景作家的五分之一。通过在美国留学，这些作家对美国社会、美国文学有着亲身的体验，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美国文学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翻译家翻译了大量美国文学作品，对中国现代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正是美国文学中包涵的反叛与独立、自由与个性、日常口语与平民文学、实验与探索等因素，赋予了中国新文学灵魂和生命力，中国新文学才摆脱传统并获得独立形成了“一脉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又不同于美国文学的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