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未完成的采访稿

    ■本报记者 陈菁霞

    任允正先生走了。这个消息是昨天（3月26日）从商务印书馆一位编辑那儿听到的。商务印书馆计划清明节做一期纪念上一年过世的作译者专号，问我当时采访任先生时有没有拍照片。我赶紧翻找电脑里之前从手机里转过来的图片，无果，又迅速找到和老先生的微信聊天记录，在2022年4月20日中午时分，应该是我采访老先生结束后，给他发去了几张那天我为他拍摄的照片，但是因为时间太久，这些照片一点开显示为“已被清理”，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对话框里的小图了。

    这些年，每每听到某位曾经有过工作交集的老先生去世的消息，心底难免会有忧伤惆怅之感，但想到人之生老病死乃自然铁律，心中也就渐渐释然。但任先生的离去依然令我震动，一时之间很难相信那么健硕的老先生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2019年8月，我开始着手“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译者的系列访谈工作。任允正和马骧聪、韩延龙合译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是该系列的其中一本。我联系采访的时候，从商务获知，韩延龙已过世（1934－2017），1934年出生的马骧聪身体不好，几年前就住进了养老院。三位译者中自然就选择了任先生。通过商务提供的联系电话，我很快加上了老先生的微信，表达了我的采访意愿，并发去采访提纲和几篇之前刊发的这一系列访谈的公号推送链接。很快我收到老先生的回复：“你好！ 发来的帖子我都看了，很受启发，期待和你交流。巴枯宁一书出版至今已四十多年，过去时间太长了，我尽可能回忆吧。明天（19日）以后哪天都可以，我家离你单位不远，沙滩北街东高房胡同甲2号，到后给我电话，我下楼去接你。日期时间你定吧。”

    2022年4月20日上午10点，我如约前往，怕我找不到，任先生特地到法学所大门口接我。沿着法学所门前的沙滩北街走十几米左拐到东高房胡同，甲2号这幢曾经是法学所图书馆的灰色大楼如今是法学所一些老先生的住所。1935年，由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这两栋大楼初为北大地质馆，其后不久，又成为北大地质系的教学场所。我在老先生的引领下来到他二楼的家中。宽敞的楼阶，屋内红色的木地板和木质三开大窗户，以及一对布面单人沙发，菱形的白色镂空沙发巾，无处不散发着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特有的历史气息。对于这次的采访，任先生显然做了充分的准备，当我们进入正题，他手上拿着几张写满密密麻麻文字的文稿，不时地看一眼再继续往下说。

    但实际上，对于我此次采访的核心，即关于巴枯宁这本书的翻译，以及他对于这本书的一些理解、思考等等，老先生谈得并不深入，究其原因，我推测一是多人合译，再就是他本人对这本书所涉及的领域没有深入的研究。这也是我后来没有完成这篇采访稿的主要原因。但他提及在翻译过程中，他得到一位学者的帮助，后来经我牵线，他和这位学者在几十年后第一次取得联系，最终确认当年的帮助为一桩“乌龙事件”。虽然这件事情不大，却不失为当代学术翻译史上一桩掌故，而在这一过程中，亦可见出那个年代学者间交往的简单和纯粹，今日思之，尤其令人神往。

    1933年1月，任允正先生出生于江苏无锡，中学读的无锡名校辅仁中学，同学中有钱锺书的堂弟钱锺泰。此外，曾担任中宣部部长的王忍之，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蔡振华等都出自该校。任允正说自己那时候属于追求进步的青少年，平时爱读鲁迅、朱自清、冰心这些作家的作品。但“数理化很烂，记忆力比较强，对文科有些兴趣”。因此1952年考大学时，他选择报考了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的法律系。9月份上大学时，任允正先是从无锡转车到上海，再和一些上海学生一起坐火车去东北。比起同行那些哭哭啼啼的上海学生，任允正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我中学就参加党组织了，活动能力比较强。”他说，解放初那个时候，中学生就很了不起，跟秀才似的。江南那些地方的人，乡土观念比较重，不愿意往外走。上海那些孩子都很精明，学习很好，很多同学上了名牌大学后还是选择回到家乡。

    但任允正是个例外。他从江南的鱼米之乡考到东北的黑土地，再从长春去了更遥远的俄罗斯。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苏友好大环境，尤其是当时在法学教育与法制建设领域，“旧法”业已废除，“新法”亟需建立，在轰轰烈烈的“求法苏联”运动中，任允正于1954年被选派到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据任允正回忆，他那届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中，初选了7名，但最终只有任允正一人被选上，和该校其他专业的另外6名学生一起赴苏学习。他印象很深的是，当时还到沈阳参加了考试，其中一项是写作文，题目是谈自己喜欢的一本书的阅读体会。任允正谈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的三位译者，当年都是留苏学生，马骧聪和韩延龙在列宁格勒大学。任允正说，那几年去莫斯科大学的人比较多，比如早他两年留苏的江平后来也从喀山大学转到了莫斯科大学。1959年，任允正学成归国，进入成立刚一年的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隶属于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因为时间久远，具体是哪年接手翻译《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任允正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商务印书馆编辑骆静兰拿着“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书单，来法学所找到任允正和马骧聪，希望他们从中挑选自己能够胜任的学术名著来翻译。考虑到对苏联东欧的情况比较熟悉，他们选了巴枯宁的这本政治学名著。因为手头的工作忙，后来任允正和马骧聪又拉上法学所另一位同事韩延龙，三人分摊翻译任务。最终该书作为内部发行本于1982年推出，2013年被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2020年又出版了汉译系列分科本纪念版。

    “翻译过程中他们俩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不知道，我自己认为这本书不好啃。我的法律历史知识不够，比如历史上德国的很多情况，他们跟马克思论战的情况，没有相关的历史背景知识，翻译起来挺费劲。其实，我这辈子译著有很多本，译文加起来有四五百万字，但这些内容都是熟门熟路的，翻译起来比较容易。”在翻译巴枯宁这本书上，任允正花了不少精力。“但是我要么不干，既然接了这个工作就得认认真真地干，否则对不起读者。”任允正举例说，当时书中有个蒙古城市的地名在字典里查不出来，不知道该如何翻译。他跑了很多图书馆，后来终于在首都图书馆书库中找到一张地图，查出当时在汉语里这个城市叫买卖城，即今天的乌兰巴托。翻译的过程很艰辛，类似的问题应该很多。为了准确理解和翻译巴枯宁和马克思之间论战的一些段落，任允正还参阅了马克思全集的相关内容。“40多年了，我像过电影似的，很多事情需要推算。年轻的时候有写日记的习惯，后来‘文化大革命’办公室被抄，不敢写了，因此记忆都比较模糊了。”

    但无论历经多少人世变幻，陈之骅这个名字却一直深深地烙印在任允正的心中。因为这是他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要特别感谢的一个人。据任允正回忆，当时因为翻译过程中很多问题搞不明白，正好所里有位女同事陈绥也是留苏学法律的，“文革”后她先是到了世界历史所，后来调到法律所，热心的陈绥帮他联系自己在世界历史所的同事陈之骅，将任允正列出的翻译难题转交给陈之骅。“过了一段时间，陈之骅给我做了一大摞卡片（大约五六十张），写得工工整整的，把我的那些疑问都给解决了。”任允正说，当时他对陈之骅一点也不了解，更谈不上认识。他感到遗憾的是，自己至今和对方也没见过面，更没有表示过感谢。

    由于陈之骅的帮助，任允正的翻译得以顺利完成，译完后和马骧聪、韩延龙再互相校对，然后向商务交稿。“这本书在我一生中就是一个小浪花，没占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这本书在我的翻译生涯中，它的难度和深度，如何解决翻译中的难题，给我印象很深，而且受益匪浅。”任允正说，如果这本书由陈之骅来翻译，应该比他们三个人翻译得好。这之后，任允正一直很关注陈之骅，上网搜索了解对方的情况，“注意到他写了很多关于苏联解体的文章，对俄国历史有一定的研究”。

    因为老先生关于巴枯宁这本书没有谈出更多的内容，离预期的成稿效果尚有距离，我迟迟没有动笔，而老先生也似乎清楚这一情况，从未询问过我采访稿的事情。某一天我突然想到，何不联系陈之骅谈谈当年参与帮助翻译的经历，虽然这是计划外的采访，一则这部分的内容可充实采访主题，同时也由此揭示一段不为人知的学界往事，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上网查询陈之骅的信息，据百度介绍，陈之骅1959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任教。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学术专长为俄苏历史。2001年被授予国际欧亚经济科学院院士称号。随后我辗转打听到陈之骅先生的联系方式，但当我打通对方电话，叙说上述往事之后，陈之骅先生却矢口否认，坚称自己从未有过这一段经历。

    我将陈之骅的电话告诉了任允正，他们电话交流的详情我没有细问任先生，但确凿的结果是，几十年前帮忙做卡片的人不是陈之骅，而是另有其人。当年的那一摞卡片，任允正因数次搬家早已遗失，从中牵线的陈绥也已谢世多年，这个幕后英雄是谁，成为历史的谜题。

    采访陈之骅的计划落空，不甘心的我又想争取采访马骧聪，完成这篇访谈，但商务负责该书的洪霞编辑在多次联系马骧聪后，告诉我老先生无论是口头还是笔头交流都非常困难（据最新消息，马骧聪先生已于2024年4月6日逝世）。这之后我几乎放弃了这篇采访稿。2023年上半年这一系列访谈告一段落时，却总是迟迟下不了决心删掉电脑中“任允正”文件夹中的所有相关资料。或许在我，这篇未能完成的采访稿已成为一个小小的心结。这次听到老先生（后来从法学所人事处获悉，具体时间为2023年7月7日）离世的消息后，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写出这篇采访稿。

    就像任先生说的那样，参与翻译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只是他人生长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早在进法学所工作之初，他和吴建璠、吴大英等人受所长张友渔的委派，在图书资料室翻译国外法学资料。“文革”期间他从河南干校回所，和马骧聪一起被安排进编译室，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译丛之一的《法学译丛》（另外两个为《哲学译丛》和《经济学译丛》。《法学译丛》现更名为《环球法律评论》）的编辑工作，后来接替潘汉典任主编。上世纪70年代，他和马骧聪又潜心研究环境保护法。1977年10月，他们参加了环保部门提出的环境保护法初稿讨论，参与了我国第一部环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的起草工作。此外，还编译出版了我国首部《外国环境保护法规选编》。后来，他又转向立法制度研究，先后出版《比较立法学》（与吴大英合著）、《独联体国家宪法比较研究》等著作。

    那天一进任先生家里，老先生就带我参观他的书橱，一大排书脊发黄的大开本杂志是《法学译丛》，个人专著以及和同事的合著也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位置。老先生身体健朗，独自一人生活。老伴去世多年，儿子在国外，此前曾计划和儿子一家团聚，后来疫情爆发，本就对去国外生活兴趣不大的他就此打消了这一念头。那些打好包的行李我去的时候还大箱小箱地堆在那儿，他也懒得再重新归置。觉得孤单时，他偶尔会到胡同里修自行车的师傅那儿聊会天。生活上的必需品主要靠网购，无论是生活用品还是食品，他都偏爱买俄罗斯出产的。在情感上，他早已把苏联当作第二故乡。“苏联人民很朴实，对中国人非常友好。”他一直记得当年在莫斯科红场对面百货大楼遇到的一位老太太，因为丈夫曾作为专家来华工作，随行的老太太因此对中国人也特别有感情。这之后的几年里，老太太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每逢过年过节，都会邀请任允正去她家里。

    那天采访结束，任先生执意要送我一些俄罗斯的小点心，见我推辞，连说网购量大，自己一个人吃不完。这之后，我时不时会收到老先生发来的一些关于疫情动态的链接，惭愧的是，我在工作和各种生活琐事中常常疏于回复和问候老先生。如今翻看和老先生的微信记录，最后一条永远静止在2023年3月19日。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我们的采访程序，完成稿件后会请对方审阅，确认无误后再刊发。如今，斯人已逝，“审阅”已无可能，如文稿中有任何错谬的地方，还请读者多多涵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