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舶来”到“拿来”到中国特色

    ■林顺利

    一、“舶来”与“拿来”

    研究肇端于近代的一个专业或者一门职业的发生发展史，不可避免要面对的一个实际问题就是如何对待“舶来”的问题。如何对待和处理那些经由西方引入的专业或者职业呢？ 又应该如何对待和处理与之相对应的学科呢？这些问题都是和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相关的基本问题。

    作为近现代社会福利事业的组成部分，社会工作在西方通常被认为发端于1601年颁布的《伊丽莎 白济贫法》（The Poor Law Act），后经英、美等国家慈善事业的科学化和专业化而发展成一门职业。究其本质，应该可以被界定为是国家和社会针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所产生的社会问题而生成的一种系统的“化解与应对机制”：一方面，国家开始承担社会福利责任，通过建立体系化的制度和机制来开展基础性的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障；另一方面，社会以公益慈善组织形式推行“科学的慈善”来帮扶弱势群体。这一“化解与应对机制”在后续演进过程中产生了三重后果：第一重后果是制度性的，可以概括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制度中关于社会救助的国家—社会的伙伴关系的形成；第二重后果是实践性的，即伴随着科学的慈善的推进，以玛丽·里士满（Marry Richmond）、简·亚当斯（Laura Jane Addams）等人为代表的参与者逐渐探索出一系列的专业的助人理念、方法和技术，并经由掌握这些技术的受雇实务人员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一门职业；第三重后果是与职业化相伴生的专业人员的培训，从短期培训到系列课程再到加入高等教育，逐渐形成了以知识体系和教学科研共同体为主要构成要素的学科建制。

    根据孟亚男在《从舶来到本土：中国早期社会工作实务研究》一书中的观点，清末民初，社会工作作为“科学的慈善”经由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其后先在实务领域得到应用，进而在高等教育中站稳脚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被本土社会精英所接纳和“拿来”，成为扎根本土的一门职业和一个专业。从“舶来”到“拿来”，与其他职业和学科相比，这一过程并不特殊。“舶来”意味着引入，是被动的和外部性的；“拿来”则意味着一种基于本土诉求的“主动”，即经过历史的“筛选”，证明这一职业和专业可以适用于本土，可以被用于当时中国的“救亡图存”和“社会建设”。“拿来”的过程必然也伴随着“本土化”的过程——比如书中提到的蒲爱德（Ida Pruitt）主持的医院社会工作，关瑞梧和李槐春主持的区位儿童福利个案工作、燕京大学主持的清河试验区等等，都有着将源自西方的社会工作方法应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特征，并且也都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的探索。

    二、两条道路的“俱分进化”与第二次“拿来”

    从现实回溯就会发现，当代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与技术和制度系统并不都是传承自清末民初的“舶来”与“拿来”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针对城市开展的一系列的“改造运动”中，源自西方的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几近中止。随之而来的是率先开设社会工作专业课程的燕京大学以及其他教会学校被取缔和拆分，社会学学科以及依附于社会学的社会工作专业也遭遇被裁撤的命运。在此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是民政工作主导下政府部门和群团组织开展的极具本土特性的社会工作覆盖性替代了之前社会工作可以发挥功能的领域。而追本溯源的话，这种民政工作传统，是1949年以前在边区基层政权建设和战时后勤工作中酝酿产生的。

    从特质来讲，这显然是一条不同的道路。源自西方的，在国家社会福利与救助体系框架下，由社会组织主导推进的对弱势群体进行专业帮扶的社会工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基层政权建设和战时后勤保障工作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历史的神奇之处在于，这并不妨碍两条道路在各自的社会建设与治理工作中“俱分进化”并最终走向“融合”。1979年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在费孝通、雷洁琼等老一辈学者的努力下，历经几次论证，1987年民政部主导推进的“马甸会议”之后，社会工作专业正式获准恢复重建。与民国初年社会工作命运不同的是，这次恢复重建不是“舶来”，而是以国内教育界主动“拿来”开始的。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次社会工作专业的“拿来”从初期在高校的“教育先行”开始，到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央提出“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指导意见的发布，期间历经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制度的建设与推广，以及上海、深圳和广州的实验性推进，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走向前台，最终走到了当前覆盖全国的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在实践上逐渐“修成正果”，“拿来”取得的成果无疑是丰硕的。

    三、“拿来”不够，必须要有中国特色

    《从舶来到本土》一书中认为，“中国社会工作历史的重要性不在于史料本身，而在于看到这门来自西方的专业技术在不同的历史和国家制度下的生长以及其所展现的本土化的可能经验”。这是对的，但问题不止于此。中国社会工作历史的特殊性还在于前面提到的“俱分进化”到“融合发展”的历史。我们需要重新发现和思考民政工作主导的“行政性社会工作”传统的独特价值：如果我们抛开，而且必须抛开社会工作在西方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属性，那么“民政工作传统”这一既具有原生的本土性，又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传承性特征的传统，是否可以和中华优秀传统慈善文化一道，作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历史与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呢？“舶来”的始终是西方的，“拿来”的也只是适用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真正需要的是在理论维度上立足于本土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在实务维度上合乎中国具体实践情境的理念、伦理、方法和技术。这才是当下以及未来一门学科建设的真正目标。

    历史研究终究要面对如何照见现实的质询。诚如作者在书中所言，中国特色并不是简单的去西方化的过程，而是要面对和回应时代的诉求的问题，比如社会主要矛盾转移后，社会工作如何参与中国本土民生与社会保障的具体实践？ 如何参与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决定了社会工作在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历史与学科体系要处理和面对的核心议题有三个：第一，如何在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系统性回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诉求，这是统领性的；第二，如何在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处理好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属性的“民政工作传统”与具有“舶来”和“拿来”属性的源自西方的“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这是基础性的；第三，如何进一步发掘和梳理中华优秀慈善文化、传统社会行政设置与当代中国社会工作实践之间的传承接续问题，这是历史性的。处理好这三个问题，才能真正做好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建设，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工作的自主知识体系和实践体系。

    （作者系河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