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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4年04月03日 星期三

    探珠骊颔,体大思精

    ——汪文顶等著《中国散文史》读后

    《 中华读书报 》( 2024年04月03日   15 版)

        ■周晶纯

        关于中国散文史的撰述,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屡有所见,如陈柱之《中国散文史》、郭预衡之《中国散文史》、日人铃木虎雄之《赋史大要》、马积高之《赋史》、刘麟生之《中国骈文史》、张仁青之《中国骈文发展史》、谭家健之《中国古代散文史稿》等等,或为通史、或为断代史、或为分体史。而福建师大中文系对于中国散文史之研究,也是自有其传统,俞元桂教授之《中国现代散文史》《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实为中国现代散文史研究的发轫之作,穆克宏教授的《文选》学研究,也是堪为魏晋南北朝选学散文研究之名家硕论,但可惜的是,对于古代散文研究与现代散文研究,始终未能在通史的学术视角下连成一体,形成一部贯通古今的中国散文史著作。2023年9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汪文顶、郭丹、欧明俊、吕若涵四位作者共同著写的《中国散文史》无疑是发展了福建师大中文系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所长,并填补了散文通史研究撰述缺失的这一遗憾。

        散文史,顾名思义,是散文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国散文的史料浩如烟海,收集编排不易,这部《中国散文史》首先吸引我的是附录中的《中国散文大事记》,上迄殷商周秦,下至二十世纪末,数千年的散文发展史料,以连缀编年的形式,整理成近百页的文字,展现了扎实的文献功底,这让我想到鲁迅先生当年也是先借助于编纂《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来考异搜遗,订伪存真,然后才有了贯通历史的《中国小说史略》,这种扎实的文献编年准备,是写好这一部《中国散文史》的重要基础。

        当然仅仅掌握了文献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来选择和运用这些史料,就必须具备“史家之目光”,从史的发展角度论述中国散文的特征,把中国散文看作一个连续不断的演变过程,发现其在历史流程中出现的不同表现,揭示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东西。例如在论及汉代刘安《淮南子》的风格特征时,就从《原道训》中看到了庄子散文的风韵,以及楚辞的华丽,并对之后汉代辞赋铺叙之风有着影响,而在另一篇《览名训》中则点出了他句式整饬、语言讲究修饰、语气一气呵成的特点,与先秦《战国策》中铺张扬厉、纵横捭阖文风之间的继承关系。又如在论述唐代骈文风格变化部分,以陆贽为例,着重写其“以散法入骈文”,上承“燕许”以散入骈的传统,下开欧、苏四六“散文化”先河,完成了骈文从形式美文到经世之文的转变,点出其在骈文演进史上的关键作用。这都不仅需要全面地掌握材料,更要具有敏锐深刻的历史目光。读完这部《中国散文史》,强烈的“史家”意识处处可见,鲁迅当年曾批评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只能算作“文学史资料长编”,因为真正的“史”,在资料之上需要以史家的意识为统摄,还要有对文学现象洞幽烛微的深刻理解,更需要的是经过仔细筛选文献并去伪存真之后所得出的洞见,如此方能成一家之言,写出这样一部具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中国散文史》。

        《中国散文史》论及历代散文的发展时,尤其能体现出这种史家的目光,但是作为文学类的专门史,除了要具备一种总览全局的宏观视野,也要对具体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和比较,梁启超曾言“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撰写文学史,无法完全抛开具体的作家作品;否则,再精微的论辩,都成了空中楼阁。汪文顶等四位作者所写的这部《中国散文史》继承了前辈学者俞元桂先生的“论、史、选、具、作”五行并作的学术研究理念,于每一时代取其代表性作品加以剖析,不求全备,也不发四平八稳的议论,以宽阔的文学视野,细密的文本解读,传递中国散文艺术的审美和思想价值。如在司马迁《史记》的专节之中,就刘邦与项羽入咸阳的相关段落,进行对比赏析,一下子将人物性格鲜明化,之后又将史记中的人物一一加以分类,从共性中见不同。又如将俞平伯与朱自清的同名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比较分析,使得读者在理论的理解上,更有了具象的文学体会,读来尤其亲切。在此基础上,梳理一个时代文章流变的整体脉络,注重文章与时代的关系,对单个作家的论述也详略得当,一代文章的新特点、新成就,通过具体篇章的例举与分析,分别其主流与支流,探究其来龙去脉,使之真正具有散文文学史的规模。

        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往往以五四时期为前后分水岭,散文当然也不例外,以前的散文史研究,往往多着重于看两者之间的不同,新文学对旧文学的反动等方面,这是“易行道”,困难之处是要在古今演变中看到传承与变革,系统地考查这个时期散文的种种新因素、新成分,对中国散文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作一整体性地把握。比如书中提到梁实秋《雅舍小品》中与刘禹锡《陋室铭》、苏东坡《超然台记》有共同的东西,鲁迅散文中与诸子散文、《史记》和魏晋文章相同的那股创造活力,都是这部《中国散文史》在研究上的独具慧眼之处。除了这些细节部分,更重要的是书中指出中国文学自身内在的因素发展,会必然走到新文学,走到现代散文来,这个论述很有力量。中国新文学当然是受到西方的影响,但即使没有西方的影响,它内在的因素也会促成这种进化。把近世文学跟五四以后的文学对照起来,从这里面互相观照,在观照当中找到发展的迹象、脉络,并将其勾连,一切都是从文学的史实出发,揭示了古今散文合乎逻辑的演变过程,是这部书的难得之处。

        学术研究是遗憾的艺术,极少十全十美,难免有遗珠之憾,这既是学术本身的局限性,同时也是为后续研究留下后学转精的空间。对于这部《中国散文史》,我也有两个小小的建议。其一就是近古散文中,尤其是向现代散文嬗变这个时期,是不是还可以再多关注一下明代后期以来女性的写作,我认为女性的写作无论是庞大的群体还是在其中体现出来的人性的觉醒,都值得在中国散文史上留有一席之地,并有着不少的值得研究之处。其二则是对于选用文献的范围可以更进一步扩大,比如《论语》通常被视作先秦语录体散文的代表,但是几乎没有人将同为语录体的《二程遗书》视作宋代散文,其实其中也不乏生动的叙事、机趣的论辩、饱满的情感,如果在历代传世的这些名家作品之外,能够扩大其范围,关注到唐宋佛教语录公案、传世金石碑铭上的文字,或是近现代的一些书信体的散文作品等,或许都能有锦上添花之效。顾亭林尝自谓采铜于山,非买钱于市,观罢此书,亦可当之而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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