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西方传统文化”

    ■王旭

    “人文”一词，语出《周易》，与“天文”相对。天文是天之道，人文则是人之道。《贲卦：彖传》云：“文明以止，人文也。”圣人观察人道规律，以诗书礼乐教化众生，便可以“化成天下”，使万物止其所止，和谐有序。对应于“人文”，西方有所谓Humanities，源于拉丁文Humanitas，意为人性、教养，沿袭的是古希腊的paideia[教化]理念，着意于理想人格的陶铸。可见，无论中西，都曾把人文视为一种教化之道，关乎天下治乱。

    如今的Humanities或说人文学科，却早已褪下光环。“天道远，人道迩”在今天似乎反了过来：天道虽远，行则将至；人道虽近，却如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即。究其原因，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早已跟不上社会变化的速度。那么，如果知识注定是陈旧的，我们的教育又该寻求什么呢？ 或许，答案就在于回归“人文”的本质，也就是人本身的塑造。

    哥伦比亚大学的“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就是回归古典教育理念的一次尝试。核心课程之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文科”，就在于它强调知识的内化而非灌输，鼓励将经典化为己用，真正让经典照进现实。1917年约翰·厄斯金提议开设的人文经典阅读课与1919年开设的“当代文明”课，构成了核心课程的两大基石：一者深耕历史，一者着眼当代。百年后，哥大校长李·布林格在2019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谈到核心课程的根本目的在于：“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沉浸在知识和思想的海洋中，了解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们如何追求真理，通过与同伴的辩论，而非讲座这类预先知晓的方式，探索生活中的深刻问题——这是当世界近乎分崩离析时，对知识价值的再次肯定、再度重视。”核心课程重视培养批判性思维和方法，以及观察、分析、联想、比较、论辩能力，鼓励学生以开放的心态包容不同思想，以应对纷繁复杂的世界。

    为了在全球化时代更好地对当代问题进行讨论，哥大的核心课程在西方传统之外，不断拓展多元文化视野，并于1950年开设了东方文明课。这一改变的重要推动者，正是著名汉学家狄培理。“培理”二字乃是他早年求学于燕京大学时，钱穆所起（但狄培理的名作《中国的自由传统》译入中国时，译者不晓内情，另拟一名“狄百瑞”，以致后者反而流传更广）。钱穆于1949年创办新亚书院，其宗旨为“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这无疑也是狄培理心中所想。狄培理所设想的“核心”，即是以文化经典为载体，聚焦于人生与社会的中心问题，推动公民针对核心价值与当代问题的关系展开积极对话。狄培理认为，不深入思考支撑人类事业的传统价值，就无法达成共识；不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历史，就无法另寻出路。他对中华文化推崇有加，主持编译了《中华传统典籍》（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成为英语读者了解中华文化的不二之选。在狄培理眼中，中华文化是解决西方价值危机的重要资源。这种危机由来已久，由尼采的“上帝已死”一语道破。蔡元培正是观察到宗教在西方的式微，才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哥大的核心课程，可以说是美育理念在西方的一次实践。

    哥大的实践无疑是成功的，核心课程体系被诸多名校竞相效仿，在美国如火如荼展开。本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的，也是哥大“博雅教育图书馆”（Liberal Education Library）推荐书目。原书标题（Culture and Values: A Survey of the Western Humanities）暗藏乾坤。若译作“文化与价值”，会让人一头雾水。之所以难以翻译，不仅因为单词本身的多义性，也因为中文没有对应的单复数形式变化。结合文义，不可数形式的Culture，应是泛指人类的一切智识文化成就；可数复数形式的Values，则代表着各种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都可以因为某种共性而称之为文明；文明本身也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吸收、借鉴、融合各种文化和价值观而成。正视文明的共性和价值观的差异性，正是本书的精神基调。副标题以“西方”加以限定，也并非一种西方中心论的表现，而是肯定在西方人文传统之外，还存在其他人文传统。

    在内容上，本书乍看似乎是一部艺术史，因为它像艺术史著作一样有着诸多绘画、雕塑插图，并对各个时代的艺术做了浓墨重彩的讨论。但是，当你欣赏一幅画时，你在欣赏什么？ 色彩、构图、风格、笔触、材质？ 诚然，这些都很重要，你也可以借此评判任何一幅画的艺术性。但对于艺术而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浮于表面的那部分，而在于其文化基底。从纯粹艺术角度谈艺术，就会忽视艺术与政治、社会、文化如何相互影响。在这一点上，本书就尤为强调艺术品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常常将不同创作者的相同主题作品进行对比，以达到差异自现的效果。比如将雅克-路易·大卫的《拿破仑跨越阿尔卑斯山》与凯欣德·威利的揶揄仿作对比，并告知我们：其实拿破仑并没有带领他的部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而是在第二天骑着头驴跟上部队；画家也没有照着拿破仑摆出的姿势作画，而是用了其他人的头像，并让自己的儿子爬上梯子充当模特。相比之下，威利用黑人形象替换了原画中“虚构”的英雄人物，并在阿尔卑斯岩石上的“波拿巴”旁刻上了“威廉姆斯”的大名——他并非什么达官要人，而是威利的模特，一个普通人。威利想以此强调久被忽视的普通人在历史创造过程中的作用，以及黑人奴隶在白人社会中的历史角色——他们常常被取了新的“奴隶名”。这种角色转换，隐藏的是对权力关系的颠覆。在深入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后，我们再也不会将其视为单纯的戏谑之作，也会对欧美影视中的“政治正确”有更深的了解。

    本书区别于市面上常见的艺术史、文明史的另一大特色，就在于其中收录的百余篇经典原著导读。如今，我们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无数书单，却往往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不知从何着手。毕竟，生有涯而知无涯，我们不可能遍览经典，各种推荐书目也不一定适合自己。想要从中删选，也难免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让人望而却步。本书选取经典著作中最具文学性、思想性的代表性段落，置于相应的历史背景讨论之中，这就起到了双向的促进作用：我们既可以通过书更好地了解时代，又可以通过时代更好地了解书。

    我们常说要让经典焕发生命力，但在文道凋零的今天，我们还必须面临一个“诛心之问”：古代人文，特别是西方人文，与今天的我们有何相干？ 在新文化运动中，我们早已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发起一场“古今之争”。如今，面对西方传统文化，也理应有此一问。如果它们早已被时代淘汰，我们又何必在文化废墟中作知识考古？ 但事实上，这样的设问方式本身就预设了古不如今的时代进步论，而文明与野蛮从来不是兴衰存亡的唯一要素。罗马在武力上征服了希腊，却在文化上被希腊征服。蛮族攻陷了罗马，却以罗马正统自居。罗马取代希腊、蛮族取代罗马，在文化上都谈不上什么进步，相反，正是因为吸收和发展了旧有的卓越文化，才能从结果论的角度勉强归之为一种进步。此外，古今的隔阂也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大，只因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才导致深层的一致往往掩盖在表面的差异之下。比如在谈到古希腊的智术师时，作者让我们扪心自问，真理是否总能在辩论中胜出。如今之世已无智术师，但仍有辩手为自己不信的论点辩护，有律师为明知有罪的嫌犯辩护，有时甚至可以凭借技巧掩盖事实本身，这些无不说明，诡辩术是“好用”的，而且仍在大行其道。当然，这样一种联系可能会引发争议。但辩证法和诡辩术的真正区别就在于，辩证法着眼于真理，而诡辩术只求论辩胜利。当我们为了胜利而片面强调有利证据，甚至刻意隐藏不利信息时，很难说我们是在追求真理。至于“东西之辩”，无疑，我们需要了解西方吸收了哪些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如何使西方一步步发展到了今天；我们也理应有足够的胸怀，去吸收异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

    归根结底，本书的定位并非一个机械灌输价值观的权威，而是一个引导者，带读者从人文理念的当代遗存中感受其历史的脉搏，在历史语境中为我们还原人文发展的前世今生，经由伟大的艺术、文本，理解人类在文学、哲学、历史、艺术和音乐等诸多智识领域的重要思想和成就，并将它们和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它鼓励你做知识的主人，而非知识的奴隶；鼓励你培养沟通和思考的习惯，而非先入为主、不加辨别；鼓励你与古代先贤对话，思考他们提出的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问题。是的，你也可以像先贤那样思考——这是对作为“一棵会思考的芦苇”的人之价值的最大肯定。在虚无主义盛行的年代，这种对人的尊严和能力的强调尤为珍贵。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一切的一切，都关乎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应该如何生活。了解过去，是为了观照当下、指导未来。在历史长河中纵览人的成就，发掘人的价值，无疑是对抗虚无的一剂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