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用《炼狱》探源忠诚和绝对忠诚

    写了一辈子报告文学、19年前就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作家何建明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写作。但是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要写的重大题材太多，几乎排到了三年以后。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着他。

    《炼狱》是何建明又一次难忘的创作历程。作为老党员，他也在写作中受到了又一次精神与灵魂的洗礼。全书40余万字，通过史料、历史细节、幸存革命者采访，多维地描绘了在息烽集中营坚持抗争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的群像。

    3月16日，以“共产党人的忠诚与信仰史诗”为主题的《炼狱》作品研讨会在中国作家协会举行。中华读书报当天对何建明作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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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您创作过“红色三部曲”《忠诚与背叛》《革命者》《雨花台》，是什么原因又写了第四部《炼狱》？

    何建明：写《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时，我去了重庆红岩纪念馆，发现真实的红岩和小说里的故事完全不一样。《忠诚与背叛》一年时间发行30多万册，我想，红岩“燃烧”了一把，我老家的雨花台的故事也很值得写。没想到还没写，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馆长找到我，希望在中国首个公祭日之前写一部《南京大屠杀》。写完以后又回过头来写《革命者》和《雨花台》。

    我想革命题材三部曲可以到此为止了。但是前年我到贵州，发现息烽集中营（即息烽监狱）里有更多的故事——红岩的故事是从息烽出来的，几乎所有的人物原型都来自息烽。息烽集中营里的共产党“要犯”被押解到重庆，由此引出了红岩故事与红岩精神。息烽集中营是多数红岩烈士英雄事迹的发源地，是红岩精神的主要诞生地。如果没有息烽集中营，红岩故事和红岩精神就不完整，所以我必须写下来。

    中华读书报：从《忠诚与背叛》到《炼狱》，您认为前述这两个地点之间有什么关联或传承？

    何建明：在我看来，红岩的故事实质上就是好人与坏人、生和死的关系。而息烽集中营八年间关押1200余人，被秘密杀害或折磨致死的有600多人，一个叛徒没有。他们经历了关于忠诚与信仰的考验，这就是息烽监狱的精神所在。所以把《炼狱》写出来意义非常大。红岩精神我们弘扬了几十年，其实红岩的历史脉络是没有厘清的。《炼狱》把它理清楚了。

    中华读书报：报告文学写作首要的一步就是掌握素材。可是息烽集中营陈列馆的内容95%都是从红岩那儿找来的材料，怎么发掘新的史料？

    何建明：息烽集中营的整个故事需要重新书写，挖掘材料确实有很大困难。韩子栋是《红岩》中被演绎成假装哑巴和疯子而逃出虎穴的共产党员，也是唯一从息烽和红岩活着出来的人物。他留下了五六万字的回忆录，但是也很有限。写作线索是沿着他从北京到南京，从南京到益阳，再到贵阳、重庆的生命轨迹，但是息峰监狱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有这个秘密监狱，还是要找史料。比如韩子栋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共产党员，另一个身份是国民党最核心的复兴社社员，特务怀疑他是共产党人，又没有证据，抓住他以后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要设一个秘密监狱，就是息峰集中营的前身。这些档案从哪里来？ 因为之前写过《雨花台》，我知道国民党的资料集中在南京第二档案馆（当然还有很多被蒋介石带走了），果然，我的一个学生在南京帮我找到一份报告，是当年建立息烽监狱时戴笠给蒋介石打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是重要线索。监狱转移的过程跟抗日战争是连在一起的，国民党要离开南京，秘密监狱要转移到湖南益阳，后来撤到重庆……《炼狱》不是片段，是作为一部红色革命史完整地记录，不仅仅是简单的精神层面，还有历史价值。在写作的时候我有两个追求：第一，息烽监狱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要把它叙述清楚；第二，息烽监狱最了不起的就是成立了以罗世文为书记的地下党临时支委会，这个秘密支部如何开展工作。这里的情节和故事是非常动人的。

    中华读书报：您既要尊重史实，也要尊重读者。比如第一章有70多页，但是阅读起来并不觉得累，因为您写的时候特别注意设置悬念，或者采取蒙太奇等艺术手法。是有意调动读者的兴趣吗？

    何建明：我必须要按照自己的理解把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东西展示出来，也要思考读者的阅读兴趣在什么地方。我对文体充满自信，对任何一个标题、开头、序言都要考虑读者的感受。落笔时的文字是不是你最好的选择？ 是不是读者也喜欢的？ 两者找到最佳融合才是好的作品。如果过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华读书报：也许正因为您比较重视可读性，所以中国报告文学中被改编成影视的作品，您占了三分之二。您的作品总是格外受关注，比如由《山神》改编的电视剧《高山清渠》，去年在央视综合频道热播，1.37%的平均收视率高居全国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榜首。您如何看待报告文学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何建明：首先，我的作品体现了当今社会闪亮的精神，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其次，我在创作的时候深深地感受到，报告文学作品再伟大，也往往没有影视作品影响大，影视作品的影响不可替代；第三，影视作品确实能让我们的作品想表达的思想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提升和传播。《炼狱》的改编也在洽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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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炼狱》的开头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对话写起。能重点谈谈作品的开头吗——万事开头难，您是怎么处理开头的？

    何建明：所有的作品开头我都非常认真，第一句话和第一个情节我都非常认真。我是在写报告文学、是在书写历史，除了所有情节都必须真实，还要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这个秘密监狱之所以存在，要从西安事变讲起，里边有个重要人物就是杨虎城，而我从这个角度切入，写宋美龄去接蒋介石。这里有一种小说化的叙述，拍电影的话会非常精彩。

    所有的材料都在那里，关键在于如何抓住一闪而过的感觉，艺术化地呈现真实，使真实更精彩。比如《革命者》用黄炎培和儿子黄竞武的故事作为开篇。我在看材料时发现，1949年10月1日正是黄炎培的生日，当时我激动得都快跳起来了。你想，71周岁生日那天，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新中国诞生，多么有意义！ 可是就在四个月前，他的次子黄竞武的遗骸在上海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监狱所在地被发现。在上海解放的前夕，黄竞武为了保护属于人民的财产惨遭杀害。

    我想象当时黄炎培的心情，一方面是改天换地喜的极致，另一方面是痛失爱子的极度悲伤。这样的解读完全是文学的解读。

    中华读书报：这样的报告文学写作技巧，真实性会不会被质疑？

    何建明：报告文学写真人真事，有的时候也会写情感、情绪、环境……难道这些东西都是小说家的吗？ 我认为报告文学的写作中，各种文体的技巧都可以为我所用。写报告文学，主观真实、客观真实还不够，最后我们要上升到哲学高度和思想高度。本质真实才是最重要的。

    中华读书报：您的很多作品，在强调题材的重大性、文本的创新性和文字的可读性的同时，思想性也是非常重要的特点。

    何建明：对于作品的艺术性，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各自的认知、审美和判断，但思想的闪光点是相通的。没有大情怀的作家，不是伟大的作家。好的思想可以给所有人，尤其是迷茫的、浮躁的人一种力量和启发。在某种意义上，思想的光芒在报告文学排第一，第二才是艺术性。当然好的艺术性能使我们的思想性产生更好的效果。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光有思想而没有表现手法，作品没人看，思想也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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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许多革命者在这场斗争中成长起来。《炼狱》成功地塑造了很多人物，把韩子栋的内心世界挖掘得非常充分，还有黄显声、张露萍等，树立了革命者的高大形象。

    何建明：作为革命史，息烽监狱的故事第一次相对完整地呈现出来。我们以前不太了解息烽，现在了解清楚了。比如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黄显声。他的故事以前在红岩中就提了一两笔，但这个人非常了不起。他是一个秘密共产党人，也是红岩和息烽监狱里特别重要的人物。他在息烽监狱当生产组组长，秘密支部才可以正常活动。黄显声是有机会从监狱出去的，但是作为一个硬骨头的共产党人，他说我要出去也是堂堂正正地出去。我写的时候就是把这种人格的力量呈现出来，展示共产党人强大的、真实的人格魅力。

    红岩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故事是绣红旗。其实绣红旗是在白公馆。黄显声当时在白公馆二楼住，在《中央日报》看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把报纸塞给旁边的罗广斌和陈刚，大家高兴得不得了，要绣一面红旗庆祝新中国成立。红旗怎么来？ 罗广斌就把自己睡的被子扯下来当红旗，拿黄色的草纸剪了五颗星，这个红旗现在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这都是真实的历史。以前没有把这个过程叙述出来。所以《炼狱》也是对真实的红岩故事的补充。

    小萝卜头的故事一直在《红岩》当中呈现，但小萝卜头最重要的故事是在息烽监狱。息烽监狱八年后撤离的原因也很复杂，据我所掌握的材料，戴笠让周养浩用了那么多软化的手段对待共产党员，是打算培养他自己的人。戴笠死后监狱就撤了，后来有了红岩的故事。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评价《炼狱》的特点？ 能否概括一下这一系列革命题材作品对于当下的意义？

    何建明：《炼狱》是对忠诚和绝对忠诚的探源。到底什么才是忠诚和绝对忠诚？ 在书中可以找出答案。目前还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揭示过息烽集中营的斗争精神，《炼狱》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第一，平平淡淡中能不能坚守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并有所追求？《炼狱》中一切都是未知，敌人还在不断地软化、诱惑革命者。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往前走而不是陷入泥坑，定力非常重要。第二，通过《炼狱》，你会看到罗世文、黄显声这些高级干部的心态。在忽上忽下的人生命运中他们从来没有改变信念，一直是坚定的共产党员。《炼狱》传达的就是“炼狱”的信念、意志、环境、人性，最后的结果是淬炼了我们的生命价值——我们的血是不是还是热的？我们的血是不是还是红的？ 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在写作中精神境界也得到了一次升华。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报告文学之于时代的重要性？

    何建明：小说家可以沉浸在历史的隧道中，报告文学作家一定要站在时代的高速公路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状态。即使写历史的题材，依然要在时代的高速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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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全媒体时代，您如何看待网络的影响？ 您的作品出版后是不是也在考虑不同的传播方式？

    何建明：手机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六年前，就是因为在手机上看了一篇豆腐块文章，我决定去“高山清渠”上找那位用了32年时间，带领草王坝村乡亲们开山筑渠、致富的老支书黄大发。那时，除了在贵州被评为优秀党员，其他地方很少有人知道他。一次不平常的寻找，让我真正见到了一位山神和当代愚公。

    网络对于我们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有极大的好处。我们利用先进技术省去了很多麻烦，但是实地走访是网络替代不了的。

    中华读书报：您现在的创作是什么状态？ 仍然不断地下去跑吗？

    何建明：我采访黄大发，想了解他为什么把泉水从险峻的擦耳岩引到自己的村里，想亲眼看一下水源，不然他不可能花几十年的心血去凿那么一条“天渠”。那天我走了六个小时，已经好几年没有人走过的十来厘米宽的渠壁上，青苔和残泥混在一起，天还下着细雨，开始还正常走，后来拄着竹竿横着走，一步一移，后背的汗水比落在身上的雨滴还多，回北京一个多月腿脚还发酸。

    每写一本书，我都会积累好多材料，要认真阅读、搜寻，同时还要不断地深入生活，采访调查，写作的时候才可以随时从库存里调动素材。我从来没有间断过学习，而且这种学习强度很大。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学习社会的先进知识，注意社会发展的动态，这对报告文学作家非常重要。写完《忠诚与背叛》，我卖掉的相关资料大概有100多斤。每次写作都是这样。技巧更不用说。

    我经常在考虑到底写不写。几乎每一部重大题材都是在赶时间的状态下完成，但是我又要迎接这种挑战，一方面是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是不服输跟当兵的经历有关。我所有的创作、所有的努力都是跟着这个时代节奏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