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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薇薇

    罗军凤《清代春秋左传学论著提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以清代学者对《春秋左传》的注释、评点、选本为基本材料，收录268部著作，钩沉稽古、抉隐发微，不仅介绍了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历程和代表作品，而且揭示了清代春秋左传学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在纷繁凌乱的清代史料中呈现出清代学术的传承。此书是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和清代经学研究的重要创获，是文学、历史、哲学学科领域的重要参考资料。

    首先，比类编排，涵盖全貌。

    《清代春秋左传学论著提要》收录了268部清代春秋左传学的论著，除了《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所收录的春秋左传学著作外，还收录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馆藏的善本、稿抄本；不仅收录了清代春秋左传学的重要学者著述，同时收录了名不见经传的著述；不仅收录了完整的左传学著作，也对某些重要学者文集内独立成卷的左传学论述加以收录。268部著作按照七个类别，以时间为纲，展现的是一部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学术编年史。

    清初经学为追求经学义理，或空无依傍、直达经义，或依据胡安国《春秋传》，补充以《春秋》三传以解经，此为“《春秋》经义类”“纠补胡安国《春秋传》及搜辑《春秋》三传”以解经类；康熙、乾隆朝，学者对《左传》的史事加以分类纂辑，以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为集大成，后续有少量的考证史事之著作，此为“《春秋》史学类”著作。乾嘉汉学风气鼎盛时期，春秋左传学盛行以汉代贾逵、服虔旧注以解经，攻伐杜注的著作层出不穷，直到晚清，抨击杜注稍微衰歇，此为“补苴《春秋左传》杜注”类著作。在乾嘉汉学“求道于典章制度”的学术追求之下，《左传》的人物姓氏职官、典章制度、文字音韵校勘、地理、《左传》古经及三传异文课题臻臻日上，晚清随着今文经学的兴起，又诞生了今古文之争以及《左传》经义等新的课题，此为“《春秋左传》专题研究”类著作。科举考试对春秋左传学的影响贯串有清一代始终，此为“《左传》评点与科举读物”类著作。每一类别之下，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兼顾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学术发展史。

    按类编排，辅以时间线索，有利于揭示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内在规律和变化趋势，反映对待同一类问题之下清代学者的相承相继，或学风的转变之后学者的不同学术取向。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继承了刘逢禄《左传》的义理为刘歆附益的思路，章炳麟《春秋左传读叙录》则对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所引论据、所用逻辑，甚至语气，悉加批驳。清初学者普遍反对义例解经的方法，视之为牵强附会，但到了晚清，随着今文经学由义例通达义理这一治经方法的强势兴起，古文经学家亦开始谋划义例解经之法。晚清刘师培致力于《春秋》的微言大义，就是继承了戴震治《春秋》义理的路径，刘氏家族致力于《左传》义例体系的营建，便是出于对今文经学的回应。戴震对自己的《孟子字义疏证》的义理体系高自标榜，同时期学者颇不以为然，而到晚清刘师培颇为推许《孟子字义疏证》的成就，古文经学家的态度已大不相同。其他如清初、乾嘉时期、晚清时期等不同时代的学风及不尽相同的治学成就，尽在类别编目下荟聚相关学者及论著，以学术整体的方式得以清晰呈现。

    其次，考证文献，追溯源流。

    清代春秋左传学论著涉及《春秋左传》的文字、经义、考证、义理、辞章等方方面面，学术流派众多，门户成见、争议诸多，春秋左传学的华夷之辨、王霸之争、微言大义、贬天子之说、灾异之说……传承弥久，在清代发展出新的内涵与外延；以经解经、弃传讲经、义例解经等治经方法，纷纷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各有其学术背景及意义；经学、史学、评点标准各不一样，观点却迥然有别，所有这些，头绪万千，难度极大。该书在众多争议中，删繁就简、权衡轻重，通过扎实的文献功底、纵向与横向的对比，突出每位学者的特殊性，而非简单的内容观点罗列，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总结概括。

    全书收纳了清代春秋左传学第一手文献资料，作者花费了大量精力细读文本，作原创性的研究。对每一著作，考证其版本、撮述其内容；对每一作者，论述其师承、学术影响力，详细阐述著作的学术方法及特色，为重新审视清代学术史提供了特别的视角。清初万斯大在经学义理上的保守性、俞樾《达斋春秋说》在晚清对西方学说的拒斥，都可以重新界定二人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方苞试图创建清代春秋学的义理体系，其治经方法为其学生叶酉所继承，但反响甚微。清代春秋学没有在汉代、宋代经学之后树立起有清一代的经学体系，其经验、教训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段玉裁校勘《春秋》古经，体现出义理先于考证的学术取向，这可以理解其与阮元及其他乾嘉学者（如顾千里）的矛盾。廖平以礼制的分别区别汉代今古文经学，最为真知灼见，但他的《春秋三传折衷》试图消弭《春秋》三传经学研究的差别，走折衷路线，似乎吃力不讨好。在经学的堂庑上，始终不能摆脱家法、门派之争，然而如何看待这些家法、门派，这对现今学者研究清代经学提出了新的课题。

    对名不见经传的著作、作者，作者翻阅地方志、史志目录，以及其他相关文集，考证产生年代，归纳其著作类别，依据序跋考察版本源流，辨析其与主流学术界的联系，论述其文献价值，以使文献得到更好地利用。范尔梅的《春秋札记》所据底本，以胡安国《春秋传》为主，加入了科举评点本的常见图表，而以史事解经，超出了一般科举类著作。姜炳璋《读左补义》本集各家注疏以解经，后来被加入了乾隆朝《左传》评点以投时好，评点与经义苦相乖违，但乾隆朝的经义与评点径直在同一部著作中呈现，亦不失其价值。清初俞汝言《春秋平义》在晚清受到学者的重视，不再是因为俞氏的“尊王”之论，而是因其“攘夷”之论，这与晚清学者重新发现胡安国《春秋传》的“复仇”之论异道同趋，皆以经学表达政治志向。

    最后，批判性评价，方法科学。

    此书对每部清代春秋左传学论著进行了批判性评估，指出了创新性、局限性、分歧争议以及学术影响。评估详尽准确，考证严谨，不拘泥于一家之说，广泛吸收各种不同的意见，如引用艾尔曼的观点佐证《春秋正辞》的创作时间，征引戴君仁《春秋左氏传時月日例辨正》的观点讨论汉儒的义例说，引入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的观点讨论春秋车马制度，借钱玄同的观点论述章太炎经学的演变，皆以书目提要的形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此书对王夫之、庄存与、王韬等人著作的讨论，皆出自作者最新研究成果。而对其他已入《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古籍的讨论，超出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原有评价体系，也不同于当今学者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其观点皆为首次发表。作者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力求评价体系的完整，对当今经学研究具有启示与垂范意义。

    乾嘉汉学虽久负盛名，但它对杜注的偏见随处可见，这一学风甚至影响到同一时期的日本、韩国。但作者指出，杜注历经众多学者口诛笔伐，反而确立了它作为春秋左传学研究基础文献的地位。不利用杜注，不对杜注加以批判性地采纳，是不可能有清代春秋左传学的成就的。杜注经由众多学者的多方面补释改释，其本身又更趋完整。然而不可否认，学界对杜注的偏见过于久远，杜注的利用仍然是有限的，杜注某些观点（如赋诗之义取首章的观点）因不合于学者自身的观点，而被轻易否弃。利用杜注，详细探讨其出处、渊源，很可能为解决一些积久难决定问题提供思路。

    乾嘉学者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虽然精细，其成就令人仰望，但如果持门户之见，便不能得学术之真。毛奇龄《春秋简书刊误》、赵坦《春秋异文笺》认为《春秋》三传异文之间定是非，认为《左传》经文为是，而《公羊》《穀梁》经文为非，党同伐异。清代《左传》评点虽有成套术语，但其话语体系仍然严重受制于科举考试，至于哪些术语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正面材料，这是一个仍待深入讨论的重要课题。随着当今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应该助《左传》文章学研究更进一步。

    乾嘉汉学的考证虽然精微，但也难免落入碎义难逃、难于卒读的境地。经学是清代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受制于经学，学者提不出比经学义理更高远的课题。《清代春秋左传学论著提要》在呈现清代《春秋左传》经学的发展历史阶段的同时，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民族意识三个阶段的认知，即转制翻身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民生建设与统治的正当性、民族复兴与合理性正当性的重置。此书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审视经学研究中的“华夷之辨”“灾异之说”等争议，这种研究方法使得对各家学说的评估更为全面客观。

    总之，《清代春秋左传学论著提要》是一部权威而翔实的清代春秋左传学论著提要，是研究春秋左传和清代经学的重要资料。内容全面，考据详实，结构清晰有序，语言简明有力，是研究春秋左传的文本、历史、文学、哲学、政治的重要参考资料。

    （作者单位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