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与尘埃》：一部家族史，也是一部社会史

    ■陆煜

    近日，读到了王新程先生散文集《大地与尘埃》。

    据我所知，《大地与尘埃》的问世纯属偶然。作者写这些文章仅仅是出于对母亲的纪念，并非为了出版。2020年，母亲离世后，作者痛苦万分，在微信上断断续续发表了一系列纪念母亲的文字。用作者的话说，写作的初衷“是想把母子同行五十多年的点滴记录下来，把在仓促人生中没来得及跟母亲说的话说出来”。后来，在众多朋友的鼓励下，作者将对亲人的感情扩展到对家乡人事物的思念和追忆，陆续写出了后面的篇章。正是这种不带功利的写作，才让笔尖真情流淌，让人读起来如见肺肝。

    这些年来，我一直保持着阅读和写作的习惯，虽已告别文青岁月，但仍刻意去搜罗各家散文随笔来读——我希望被感动。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这样的期盼，其实也只剩下期盼了。或许，是我的心变老了，变硬了？ 直到读了《大地与尘埃》，我才又对自己的“心”充满了信心。因为，此间仍有让我泪流满面的作品。

    一

    《大地与尘埃》是一部家族史。这部家族史，并非传统一家一姓的历史，而是写了三家人：父族王家，母党樊家，姑姑冉家。

    官渡滩王氏的始祖，本是酉阳冉姓土司的女婿，后因土司遇刺，不得不逃到偏远的官渡滩避难。作者祖父三十八岁谢世，祖母带着作者年仅十五岁的父亲以及年幼的二叔和姑姑生活。期间，二叔曾一度被送给贵州洪渡岩万家抚养，姑姑也差点被人收为童养媳，最后还是父亲将二叔找回家，全家才得以团圆。家族史就这样一页一页徐徐展开。

    在家族史这部分，重点叙述了三个人物：母亲、父亲和姑姑。

    写母亲的内容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作者在第一节中对母亲的身世作了简短交代：生在贫困农家，年幼失怙，成年后嫁给了同样贫穷的父亲。作者对母亲的评价是：“她在土地上的一生，除了嫁给一位长相敦厚，且有点聪明的丈夫，生养了三个让她安心的儿女，其他没什么壮举。她没穿过鲜艳的衣服，也没说过惊人的言语。除了偶尔去城里看望儿子，她没离开过官渡滩土地。”

    但是，就是这位平凡的母亲，却给了作者极不平凡的爱与教育。作者幼时体弱多病，母亲为了让他更健康一点，竟然哺乳到五岁。在农村大集体岁月里，母亲劳动时自己舍不得吃，也要把食堂分发的饭团悄悄带回家给作者吃。但母亲深谙慈母多败儿的道理，从来不溺爱孩子，刚断奶就把作者送到学校接受教育，做错了事也必定责罚。母亲经常教作者做人的道理，叫他要知道感恩，行事公道正派，切不可忘本。

    母亲一辈子受苦，早年经历了种种磨难。就在可以安享晚年的岁月，却因误诊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在医院，母亲非常配合治疗，不管化疗有多么痛苦，她都默默地忍受着。甚至在返家的最后时光，母亲仍然在跟病魔斗争。作者写到：“当疼痛来袭时，如烈火焚身，她像一片叶子蜷缩起来，紧紧咬住嘴唇，不呻吟一声。”但是，自然规律不可违，这位刚强的母亲还是在庚子年（2020年）腊月初九日，永远离开了人世。她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搬盘你们了”（“搬盘”为当地方言，意为“麻烦”）。

    该书以“父亲是棵树”为题，用第二章来写父亲。母亲像大地一样，给作者以生命，且持续不断地给这个生命以滋养。父亲则像植根于大地的一棵树，为大地也为这个家遮风挡雨，为子女撑起一片阴凉。父亲还代表眼界和高度，时刻注视着周遭的阴晴变化，他将一众儿女托举到高处，让他们在自己的肩膀上看到更远的风景，直至将他们送到自己想象中的远方。

    相对母亲来说，父亲的经历也更复杂。少年时期的苦难，将他打磨成一条硬汉，养成了他略显强硬甚至有点霸道的个性。这里面最能表现其雄强本色之处，就是声言要砍杀姐姐第一个男朋友。还有一个细节，也展示了他很“男人”的一面。他每次离家外出，总是沿着河岸一直往下走，从不回头望一眼正在驻足目送他的妻儿，以至于作者至今仍觉得在童年记忆中父亲就是一个背影。但是，在这张貌似“冷酷”的脸孔下面，却是满满的温情。作者幼年时跟随父亲贩羊的经历，以及父亲外出赚钱准备姐姐嫁妆的细节，都充分展现了这位父亲的慈爱。

    作者并未采取仰视的姿态去叙写父亲，也似乎忘记了“为尊者讳”的古训。父亲不止一次以“霸蛮”的形象在书中出现。比如，写到父亲强硬逼迫姑姑嫁给其表哥的情节，几乎就是在控诉，在声讨。

    当然，作者对父亲又是理解和同情的。在作者眼中，父亲是个聪明能干的人，有一身好手艺，还时不时搞点发明创造，有点乡村爱迪生的意思。由于父亲有游走四方的社会经历，其社会阅历自然是众邻所不能及，所以他在官渡滩乃至所在乡镇皆享有较高的威信。加之父亲待人接物非常“仁义”，因此结交了很多有知识甚至有权势的乡村人物。这些都是作者崇拜的地方。

    父亲的另一个性格特征，可以说直接来源于他所经历的时代。由于自幼贫穷，即使后来家庭富裕了，子女孝敬也颇为丰厚，但他却舍不得花钱，曾多次将孩子们买给他的名贵烟酒悄悄转卖给村头的小卖部。更俏皮的是，他又很好面子，明明把好烟换了钱，自己却又要将普通香烟装到名贵烟盒里，好让人知道他抽的是“中华”。还有一个细节，更是令人心酸。作者和侄子带他去配助听器，戴上之后挺高兴。可当他得知要一万多元的时候，竟然负气冲到马路中央。作者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四方来车像潮水一样涌来……他一个人站在马路中央，像潮水里的一片叶子，回过头来茫然地望着我们。”最后，作者冲到他身边，攥着他的手。他又像一个孩子，听话地由作者牵着回到了马路边。

    如果你以为这是一位“老抠”，那就错了，因为他平日里可没少周济邻里乡亲。当一位族人因火灾需要重建房屋的时候，他竟主动开口，愿意拿出自己平时攒下来的八万多块钱帮人重建家园。是的，我们不能苛求一位被饥饿加冕过的老人像王子一样体面地生活。

    都说岁月能改变世间万物，但人的某些经历却永远地刻在了岁月的骨子里，要想改变是十分困难的。按理说，父亲早已“不差钱”，但他对待金钱却一如既往地“小气”。在这“小气”的背后，潜藏着的却是一种节俭的美德，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珍惜，更是饱经风霜之后的一种条件反射。这种“小气”恰好是苦难颁发给他的一枚勋章，没了这枚勋章，就无法证明他的存在。

    该书还有一个特出的地方，就是与写父母一样，同样用一整章的篇幅来写姑姑。由于祖父去世得早，家庭贫穷，姑姑未上过学，一辈子大字不识。在女大当嫁的年纪，一位中学教师看上了姑姑，却被父亲生生阻拦，逼着她嫁给了自己的表哥。姑姑自然进行了难以言表的激烈抗争，但最后却选择了理解和认命。可怪的是，姑姑并未怀恨自己的哥哥，不但帮着哥哥嫂嫂带大了侄儿侄女，后来竟主动承担起侄孙的救护责任。彼时，侄孙得了一种非常危险的肠道恶症，全靠姑姑和姑父四处求医问药和悉心照料，才把孩子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姑姑对娘家的奉献实在太感人了，以至于作者在书中感慨道：“有时候我想，我的姑姑和姑父，简直就是为收留我们而存在的。”后来，姑父在帮娘家建房的时候，不幸从三楼摔下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更令人感动的是，作者母亲去世之后，姑姑为了照料哥哥，竟然舍弃家业，搬回官渡滩与哥哥居住。这大概就是作者在书中称其为另一个父亲和母亲的缘故。因为，这位姑姑确实尽到了父亲兼母亲的责任，用自己的牺牲守卫着自己的娘家。

    二

    此书还是一部社会史，一部通过家族史展开的社会史。虽然作者并未刻意去突出人物的时代特色，但却在写事记人的过程中，为我们不动声色地还原了种种社会历史事实，包括普通民众所遭受的磨难，以及当地的民风。

    这里面有饥荒年代的痕迹，也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历史。作者对饥荒年代着墨不多，只提到了两处。由于枇杷树皮已被村民剥下吃光，母亲别出心裁，改用柿子树皮来作食，差点噎死了老祖母。与此同框的画面，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作者写到，为了一家人活命，母亲悄悄在房前屋后种了南瓜等作物，可当这些作物才刚“打胆胆”，就引来了大队干部的巡察，饥民的自救之路就这样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毁掉了。如果没有此类记录，后人可能永远也想象不到先辈所经历的荒诞历史。

    作者用非常浪漫的笔触描述了自己跟父亲贩羊的经历，但这点“浪漫”却差点将父亲送进了监狱。由于父亲提前终止了“投机倒把”的“罪行”，所以并未获刑。但作者的姑父就没有这么幸运，最终因为贩卖桐油被判了三年徒刑。

    饥饿是对那个时代鲜明的记忆。作者写到一个细节。母亲炒菜前，先将切成小块的猪肉放在锅底煎一下，等锅底有油星冒出时就赶紧将肉片提起来，留着下次使用。笔者也曾听老人讲过，那年代上街买肉，最怕的就是屠夫给割瘦肉。因为瘦肉不出油，没法用于润锅炒菜。这大概又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理解的吧。

    书中也不动声色地讴歌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在写父亲的篇章当中，作者以十分轻快的笔调，借写父亲过州府县补桶大把赚钱的喜悦，展现了改革开放后发展多种经营的盛况。再后来，不但作者家族得到了巨大发展，所有官渡滩的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可以说，官渡滩的发展，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大发展的缩影。

    作者对官渡滩风土人情的记写也值得一提。书中记录了大量的民俗文化，尤其是关于禁忌的信仰。作者十五岁那年的退婚，表面上是因不慎掉到准岳父家茅坑里引起的反感，但这种反感背后其实是植根民众心里的禁忌在起作用。作者的父母尽管舍不得放弃这门亲事，但最终还是出于对这种“凶兆”的担心而放弃了“高攀”。

    还有一件事，体现了官渡滩存在的语言禁忌。父亲之所以阻止哥哥王琦参军，其实就是对语言的禁忌和恐惧。哥哥考上空军，志得意满，整个官渡滩都为之兴奋。当时家里正好在修造，暴雨将至，父亲让作者去把炮眼给盖上，谁知平时不怎么干活的哥哥居然脱口而出，说“我去堵炮眼儿”。就因为这句话，父亲死活不让哥哥去当兵。因为，在作者家乡，人们相信语言是有魔力的，父亲将当兵、打仗和堵炮眼联系在一起，自然就不肯放行了。书中为我们保留了大量这样的民俗资料。

    该书还在不经意间提到了农村养老问题。母亲去世后，为了安全起见，作者的侄子给家里安装了云视频摄像头，使得一家老小能够及时了解老人的动态。尽管作者可以在千里之外清楚看到老父亲哆哆嗦嗦地淘米，看到他笨手笨脚地切菜，但却无法给老人以亲情和温暖。透过冰冷的摄像头，我们可以感知老人的孤寂和无奈。是的，不管经济和科技多么发达，也代替不了面对面的情感交流。

    当前，中国农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时代巨变，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也日渐尖锐。作者父亲曾自提解决方案，说等房子建好后，让自己的妹妹和妹夫过来与他们夫妇共同居住。这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在家族团体整体崩解的大历史面前，在执行独生子女政策数十年之后，以家族血缘为基础的养老方案，无疑是难以实现的。

    该书还有一个不易察觉的主题：仁义和感恩。简单讲，仁义在乡民那里，就是对外施恩；感恩则是对别人施恩的回报。作者父母一生都在教育自己的子女要知道感恩，也一直在施恩和报恩中循环。当专家们还在围绕《论语》争论什么是“仁”，什么是“义”的时候，偏远的小山村却一直在践行着古老的伦理教条。礼失而求诸野，岂不信然？

    最后谈谈该书的语言特色。这本散文集在语言上的最大特色，就是保留了当地人的方言土语。该书的绝大多数对话，都采用了渝东南尤其是官渡滩的方言。比如，文中多次出现的“那热”这个词，如果对渝东南土家苗寨文化缺乏了解的话，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其实，这个词只是土家苗寨儿女的一个发语助词，并无确切的意涵，更与冷热无关。其他方言，比如“撇火药”“啷个”“么子”等等，都非常鲜活。在全面推广普通话的今天，给方言留一点点空间，意义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