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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
从晚清时梁启超以“革命”之名推动“三界”变革，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革命”的诠释数不胜数，关于“革命文学”“革命与文学”的理论诠释与创作实践也是如此。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历史情境中，革命文学这一特殊现象究竟是如何深度介入文化、思想、社会革命等重要领域并生成了哪些具体学术问题，是每一个研究现代文学的人都无法回避的真实命题。
《革命与文学的双重变奏——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社群结构与作家谱系研究》（以下简称《双重变奏》）的主题是在大革命文学史观的视域中，总结现代革命文学的人事组织结构与话语生成机制，以谱系与结构为视点，将现代文学社团视为谱系建构的单位，梳理“革命”这一关键词在政党、伦理、精神信仰等思想话语中的不同诠释与对话。将革命文学视为文学史的存在之一，这就必然要在厘辨“革命”的言说谱系基础上，细致梳理“革命”的文学言说谱系以及“革命”的言说谱系所建构的文学本体世界内部结构。这也就是该著追求的“贴近回归”和“把脉还原”。
总体来看，《双重变奏》在辨析革命文学的观念与创作源头、梳理革命文学社群的流脉演变、为不同阶段革命文学的基本形态与面貌画像等维度，均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有益启示。重视独奏，更始终关注合奏效果，努力在合奏的视域中理清节奏与旋律之变。
欲知其脉，先辨其源，这是从文学现象的发生学维度去追溯最初奏响的革命之声，寻绎交奏的机理。要想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精神谱系与价值结构画像，就必须从思想资源的层面剖析其动力由来。该著对于革命文学发生期的创作现象与观念争鸣的辨析深入而细致，廓清了关于革命文学发生期的一些浮泛判断。比如，该著认为正是五四时期对于自由精神的推崇，为革命文学的观念传播与创作时间铺垫了合理的历史土壤，这就超越了以往将自由主义文学观念与革命文学对立考察的惯性思路。该著通过分析瞿秋白和郭沫若早期创作，从五四知识分子普遍的“不安感”这种共通体验细致剖析其自我超越的心路，清晰还原酝酿了现代革命文学最初形态的精神土壤；从对俄罗斯文学的不同接受方式，寻找瞿秋白与郑振铎向革命“转变”与否的根由。这些都体现了深度挖掘的研究意识，其新颖的判断打开了现代文学早期诸多看似细微实则内涵丰富的意义空间。此外《双重变奏》关于革命文学“想象性与物质性”两种文化形态共生共存关系的辨析也令人耳目一新。
欲理其脉，先观其潮，这是从观念争鸣与创作流变的维度去深入考察如何双重交奏，也正是第二、三辑的学术目标。人们考察不同阶段思潮涌动下流脉衍变的机制，也各有不同侧重点。关注政治革命立场与经验总结的，侧重权力制度的重构；关注文化革命成果或教训的，侧重国民思想和心理的重构；关注文学革命与艺术发展的，侧重审美精神与观念的重构。不同层面的革命知识在作家那里往往是混融的，在很多研究者那里也如此，所以出现了不断研究不断覆盖甚至不断折返的情况。其实，无论是革命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还是革命文学对现代审美观念的影响，其效应都是可以分层阐释的，这也正是从文学演变的角度与层面梳理革命观念发生与传播的逻辑前提。
对现代革命文学思潮的梳理，必须落实到具体作家创作原貌，然后统合其社群特征，才能在“思”的层面理清观念生产的历史情境与本初内涵，继而在“潮”的层面理清迭代演变的过程。于是该著向研究者提出了以下问题：在现代历史的不同阶段，革命文学的特殊文化意义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被表现出来？ 它的产生与再现是透过什么样的表意系统（即革命文学的特殊生成要素和传播言说方式），从而构成不同阶段的实践、现象与活动路向？ 这是落实大革命文学史观的具体举措，也是通过阶段性“构形”还原文学与现代革命复杂对话交融机制的必要环节。
以革命文学的话语“构形”去概括1930年代作家组织形态的内在机制，不仅体现了尊重历史事实的思路，更因为与“构型”的内涵比较而显出对文学历史自然生长过程的强烈探寻色彩。“构型”一词的潜在含义指向机械论思维，而文学史上的任何现象，哪怕是组织化行为或结果，也因为创作主体的天然差异而呈现出“形”的不同，更因为历史的线性发展特征和文学创作的不可逆性而呈现出与时俱进的“形变”特点。《双重变奏》通过史料辨析对“左联”历史成因的判断令人信服，也富有启发：“既反映了现代政治对文学社团渗透的基本情势，又表现了文学社团自觉加入阶级政党意识的‘现代性’诉求。”以“构形”思维考察现代文学史更具学理价值，能够有效摆脱“构型”思维的机械论倾向，或者简单借用外来理论工具“以西律中”的生硬特点。相较以往对茅盾都市叙事的研究，该著强调茅盾对“都市的革命叙事”的贡献，这就意味着在现有的茅盾研究视野之中聚焦“都市革命叙事”主题；特别是“茅盾小说对宏大革命叙事模式的改变使革命活动情节精细化、多样化了”这一判断，照亮了茅盾对于长篇小说体制开拓与革命叙事社会空间开拓两个维度上的创新，从深层体现了对现代文学艺术演化和主题演化两条历史线索交织交奏的重视。
《双重变奏》发现很多左翼作家都存在创作几部作品之后迅速转换题材、更改文体的现象，恰印证了当初的革命文学作者与当下文学研究者思考重心的根本不同，即作家以创作为革命实践的形式，因此不断调整创作以求革命实践的效果，而研究者以文学为本位，并始终关注其文学实践的艺术效果。也就是说，研究者需要对革命文学的“构形”动因和机制再作体贴入微的研读。
辨源理脉，观流析变，这是从话语形态生成与演变的维度去考察革命文学的阶段性特征，不仅还原合奏形态，更致力于发现交响的乐理。“变”是作家个体的艺术诉求，更是现代文学不断出新的内在动力，“合奏交响”是革命观念引动文学面貌演变的动因，也是结果。从人们熟知的抗战时期三大区域来说，延安文学不仅具有高度统一的政治理想，而且具有最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即典型的中国北方传统乡村文化环境。该著认为，正是因为奔赴延安的作家对革命充满了想象，而又在短期内难以融入当地文化和军队文化，才导致了1941年的“文学的繁荣”，更引发了为抗战前途与文化建制而发起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及适应延安文化空间的“赵树理方向”，这样才使文学的现实性和政治的美学性获得高度统一。延安文学是革命话语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再度构形的结果，该著将其概括为“错位的重构”，并且对错位的不同层面和重构的历史合理性作了简洁明晰的解读：“现代知识者走进民族抗战的行列和进入延安的乡村后，首先经历了从未有的政治高扬，面对地理环境的巨大落差，甚至因物质经济因素身份也在被迫改变。”的确，正是因为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中心由城市转入北方乡村，文学受到了时代政治强烈广远的透视而被构成新的“形”。
值得注意的是，该著强调延安文学最深沉的背景是中国城乡问题的重新被审视，不仅接通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原初核心问题，也接通了现代文学最初的乡土叙事传统，使得中国与革命的内在关联重新回到乡村书写的轨道，这不仅解释了《讲话》要求文学艺术家到工农兵中去的理论背景，更验证了抗战语境对革命文学的构形意义。因为现实政治实践的普遍成功，革命文学的本土精神资源变得越来越丰厚，延安文学对于乡村牧歌式表达与个人心灵哀悯的流露的排斥，是作家精神涅槃之后，获得足够现实信心的结果。这就超出了那种“个性走向规范与统一”“多元走向一元”的简单判断，更从谱系梳理与结构分析的层面，揭示出革命文学始终在动态构形的演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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