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仁发：一辈子尽力做好一件事

    我觉得我对自己早年的选择是无怨无悔的，包括后来出现另外的选择机会时，我都竭力坚持了初心，放弃了其他，一辈子尽力做好一件事。在文学编辑的人生旅程中，能留下履痕的事情还是有一些的。

    ■本报记者舒晋瑜

    和宗仁发见面不多，即使见了话也不多。他浓密的头发总是中分，鬓角的头发遮住大半个耳朵，似乎不是很修边幅。但接触下来，会发现他对文字的敏感、准确的判断以及对文学长久的热爱和关注，对作家的发现和扶持，早已使他赢得文坛普遍的尊重。

    宗仁发在文坛上最被广泛认知的身份是知名编辑。近期他的散文集《雪的安慰》和诗集《大地上的纹理》等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他不仅是诗歌发展的重要推手，也在亲历亲为，以他真诚和朴实的人生态度、敏锐的观察和理性思考，在那些略显边缘的地域或易被忽略的历史空隙间挖掘到隐秘的宝藏。

    中华读书报：《雪的安慰》为“诗人散文”丛书第四季之一种。您认为诗人的散文随笔有何特点？ 这部作品对您来说有何意义？

    宗仁发：散文貌似平常，什么人都能写，我觉得这种文体实际上是特别考验作者的，虚招假式一出手就会露怯。很多小说家、诗人、批评家都能写一手好文章。或许诗人们喜欢奇思妙想，不怎么按常理出牌，这也使诗人的散文读起来会有些“另类”。这次《雪的安慰》有幸忝列“诗人散文”丛书之中，对我而言有点“豁出去”的意思，想借此“擂台”倒逼一下自己的能力，挑战挑战自己。书中大部分文章，我自己重读的时候，还算能给自己打个及格分。书出来后，很希望能得到“高人”的点拨，让我再有点进步。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诗集《大地上的纹理》，好像您的诗集并不多？ 很希望了解您的创作心态，和年轻时候比，现在的诗歌创作是一种什么状态？

    宗仁发：这本诗集由一少部分旧作和大部分新作组成，是我的第二本诗集。2020年长春市建造了一座现代诗公园，聘我和张洪波、任白为驻园诗人，这部诗集是为现代诗公园开园典礼准备的作品之一。从第一部诗集出版之后，有十几年的时间，我已中断了诗歌写作，《大地上的纹理》的出版，等于是又激活了我的诗歌写作。早期有点懵懵懂懂地迷恋现代主义和后现代，重新开始写的时候，则尽力写得扎实一些，像飞机在跑道上起飞的时候，要先能“抓地”，然后才是飞翔。

    中华读书报：从2001年起您每年都会编选《中国年度最佳诗歌》（辽宁人民出版社），二十多年来，经手好诗无数，您对中国诗歌发展的脉络也非常清晰吧？

    宗仁发：《中国年度最佳诗歌》由我主编有二十多年，它是一个比较包容的选本，同时也侧重大量推举新人，每一卷排在最前面的作品都是年轻人。若从当代诗歌发展的脉络角度看，从朦胧诗到第三代，然后是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再之后的脉络就有些复杂多元，直到当下并不好确定何为主潮，多元也许是常态，恐怕还需要等待时间来淘洗。

    中华读书报：从1983年参与创办后为主编的《关东文学》时期算起，您在编辑岗位上已经四十年了。您不但设法解决了刊物生存的困境，而且陆续推出了格非的短篇《陷阱》、中篇《没有人看见草生长》，李洱的处女作《福音》，鬼子的《白竹滩门板》等作品，还编发第三代诗歌专号，推出韩东、李亚伟等诗人的重要作品。1988年您调到《作家》先后任副主编、主编，《作家》曾刊发过韩少功的《文学的根》等一批“寻根文学”的文章和余华、苏童等先锋作家的许多作品。能谈谈您的经验吗？ 如何使地方刊物做出影响力，最关键是什么？

    宗仁发：《关东文学》是办在吉林省最小的一个地级市的公开发行的杂志，先天性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我还是相信事在人为，抓住机会，努力加入到当代文学发展的潮流之中。回过头来看，《关东文学》为格非、李洱、鬼子等作家的小说和一大批第三代诗人的诗歌提供了值得记忆的展示空间，并成为当 代文学史的一份有价值的资料。《作家》要走出吉林的方向是我的前任成刚老师确立的。《作家》原名为《长春》，1983年更名为《作家》，从此这本杂志在外省刊物中率先打破地域的藩篱，选择作品的目光是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实际上早在1979年《长春》就刊发了宗璞的用意识流手法写的小说《我是谁》，《作家》更名后的1985年破例以头题的方式刊发了韩少功的“寻根文学宣言”——《文学的根》，并由此展开由诸位作家和评论家参与的“寻根文学”大讨论。1989年《小说选刊》杂志社在北京召开了“《作家》办刊经验研讨会”，当时在《小说选刊》工作的敬泽兄执笔的会议综述中说：与会的作家们认为：“《作家》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勇敢地走出省界、国界”，“克服了地方刊物的天然局限，在全国文坛建立地位和影响”。“《作家》是有思想，有主见的。一份文学刊物有自己独立不移的灵魂和品格，这是最难达到的境界。《作家》多年来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在顺境中不‘摩登化’，不赶时髦，在各种压力下也从不动摇，坚持走自己的路，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文学最重要的园地之一”。

    中华读书报：您编发的作品，如毕飞宇的短篇《哺乳期的女人》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徐坤的《厨房》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潘向黎的《白水青菜》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格非的长篇三部曲《江南三部曲》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您判断好作品的标准有哪些？

    宗仁发：杂志编发的作品能够获奖，尤其是获得含金量高的大奖，肯定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作品的质量是好的，也意味着刊物选择这样的作品是对的。不过这样的效果是后期的，在发表前遇到一篇作品能够做出恰当的判断，可能更考验编者。前些天在一个访谈视频，好像是采访者问苏童什么样的作品算是好作品，苏童说不论小说还是散文，好作品都有“突袭感”，这个说法很到位。“突袭感”是治愈大量阅读平庸作品后产生的“厌倦感”的灵丹妙药。除了“突袭感”，舍不得读完，也是好作品的特征。当我收到格非的长篇三部曲第一部《人面桃花》时，产生的阅读感觉就是既放不下，又舍不得读得太快，这大概是阅读带来的愉悦吧。编辑与这样的作品相遇是天赐良机，可遇不可求。

    中华读书报：回顾编辑生涯，您觉得此生最得意的事是什么？

    宗仁发：好像也谈不上有什么可得意的，一定要回顾一下的话，我觉得我对自己早年的选择是无怨无悔的，包括后来出现另外的选择机会时，我都竭力坚持了初心，放弃了其他，一辈子尽力做好一件事。在文学编辑的人生旅程中，能留下履痕的事情还是有一些的。比如，《关东文学》时期发表了李洱的短篇处女作《福音》和格非等一些先锋作家的早期作品，编发了“第三代诗人”的大量作品，还有唐晓渡、吴亮、李劼等一些新锐评论家的评论。到《作家》后，与《钟山》《大家》《山花》共同发起“联网四重奏”活动，推出了后来成为文坛主力而活跃至今的一批青年作家；1998年7月编发了“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作品专号”，成为七十年代作家登上文坛的标志之一，并与敬泽、战军一同在《南方文坛》等报刊上发表了两篇关于七十年代作家的对话。从2017年到2019年连载18期刊发了自然文学作家胡冬林的近八十万字的遗作《山林笔记》，同时配发了邱华栋、周晓枫、张守仁、叶广芩等18位作家所写的胡冬林印象记。还有一点似乎也值得说说，就是《作家》经过两次改版，在文学杂志的样貌上，包括栏目设置、选题策划、版式设计、纸张印刷等等，应该说完成了期刊的“与时俱进”、全面转型。

    中华读书报：和作家们打交道无数，您愿意谈谈和作家们的交往吗？

    宗仁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编辑特别能到作家家里拜访，北京的曹靖华、臧克家、汪曾祺、林斤澜，上海的王元化等好多老作家的府上我都去过。有一次，我要到李国文老师家去组稿，临到他家附近时，觉得空手去见老师不大好，就进到一家商店里买了一束腊梅干燥花作为礼物，国文老师特别善解人意，在交谈时夸赞了好几次这个算不上礼物的“礼物”。过了好长时间国文老师给我寄稿子的信件里，还不忘提及那束腊梅干燥花，说它就摆在他的案头。记得有一年在北京组稿，不知怎么就转到了卞之琳家住的地方，一冲动想何不一见呢，就“闯”了进去。卞先生待我这个“不速之客”不知如何是好，坐立不安，显得特别紧张。我急忙自报家门，说清来意，卞先生也应允了组稿事宜，直到我离开，看卞先生受到的惊扰仍未平复。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到人家家里拜访一定要提前约定的，不约定的拜访是失礼的。另外和作家们相处过程中，还要适应他们的习惯，比如有的作家至今不用微信，经常是打电话联系商量一些事情，我就得迅速调换好沟通频道。

    中华读书报：您觉得作为编辑最重要的是什么？

    宗仁发：要做作家们真诚的朋友，要尽可能多发现文学新人，要竭力营造当代文学传播的最好空间。还要有足够的耐心，拿出大把时间阅读海量的未能选用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