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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河漕”的国家运输行为，从汉代起，就成为中央政府主持的大规模的经济活动。黄河漕运线路，曾经是汉唐帝国的生命线。
以西汉时期为例，“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史记·平准书》），成为维持长安正常都市经济生活的保障。长安的政治、文化中心的作用，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的记载，汉初通过“河漕”转运到长安的粮食，“岁不过数十万石”。到了汉武帝时代，长安城市规模显著扩大，居民人口显著增加，消费水准显著提高，“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运输量最高的时候，竟然需要“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
“河漕”考察，不仅仅具有交通运输史意义和经济管理史意义，关注并说明这一历史现象，对于认识和理解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和维护，也是非常必要的。而“河漕”研究，也可以深化有关黄河对于我们民族文化发育和发展的伟大作用的认识。
汉唐黄河漕运遗存多有保留。考古学者就相关遗迹的发现和说明，进行了艰苦的工作。黄河漕运遗迹考古具有经典意义的收获，应当首推俞伟超先生参与主要工作的考古报告《三门峡漕运遗迹》（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俞伟超先生有这样的回忆：“1955年底，我到洛阳跟夏先生搞黄河水库调查，那次经历令我终生难忘。那是1956年初，我到三门峡搞栈道调查，坐羊皮筏子过了黄河，找到了很多唐代、北魏甚至汉代的题刻。那天共发现了一百多处。当天晚上到洛阳，第二天我就给夏先生写信，写了十六页纸。夏先生立即决定正式勘察，调了五六个人，干了一个多月。”俞伟超先生说，“就在这时，我的道路有了一个转折，北大给我来了一封信，同意我免试读他们的研究生。”据俞伟超先生说，他在北大完成的主要工作和最初的研究实践，首先是“撰写三门峡调查报告”，“完成了邺城调查记（1961年发表），弄清了邺城的三台名称”（张爱冰：《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先生访谈录》，《东南文化》1990年第3期）。俞伟超先生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就是三门峡的“栈道调查”。俞伟超先生考古实践的最初成就，就是那部“三门峡调查报告”，即《三门峡漕运遗迹》。
41年之后，山西省的考古学者为配合黄河小浪底水库工程建设，对三门峡以东的黄河北岸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考古勘察，在山西平陆、夏县、垣曲沿河98千米区段内，发现古代黄河栈道遗迹计45处。他们的工作总结，展示于《黄河漕运遗迹（山西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这部考古报告，可以看作《三门峡漕运遗迹》问世45年之后又一部交通考古的成功论著。
张庆捷、赵瑞民、郎保利等先生进行的这项工作，自1997年春季至2004年夏季，历时数年，发现的栈道遗迹累计长4517米。栈道沿线的壁孔、底孔、桥槽、转筒以及历代题记等遗存型式繁多，数量丰富。这些实物资料大大充实了我们对于古代黄河漕运史以至中国古代交通史和中国古代工程技术史的认识。
垣曲五福涧村栈道岩壁上发现的“建武十一年□月□日官造□／遣匠师专治□□积临水水口”题记，考察者经认真研究，判断为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35）的遗存。这一考订，为栈道修建年代的推定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时间坐标。而秦汉交通史研究，也获得了新的第一手资料。
与其他地方的古代栈道遗存不同，黄河古栈道大多数地段采用先在岩壁上向内开凿出通道，然后再凿壁孔、插木梁、铺木板的开通方式。牛鼻形壁孔以及栈道转弯处均有发现的立式转筒遗迹，也是黄河古栈道独有的。据考察者分析，立式转筒的发明和推广，应在唐代漕运兴盛时期。“立式转筒的发明推广对漕运有如下积极作用：一是使纤绳避免与岩壁摩擦，降低了纤绳的磨损程度；二是减轻了纤夫挽船的劳动强度，提高了挽船和漕运效率；三是减少了纤夫因‘绳多绝，挽夫辄坠死’（《新唐书·食货志》）的危险，增大了纤夫挽船时的安全系数。”（《黄河漕运遗迹（山西段）》，第7页）这样的分析，是非常准确的。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在交通建设方面的发明，又因这些确实可信的判断获得了新的认识。
张庆捷、赵瑞民、郎保利等先生进行的黄河漕运遗迹的实地调查，为我们提供了“全面”而“完善”的宝贵资料。酷暑烈日，悬崖峭壁，湍流漩涡，都对考察工作增加了许多困难。张庆捷等渡河拍照时陷入淤沙，陈春荣等打印题刻拓片时坠落激流，都是意想不到的险情。我们手捧这部厚重的堪称“头等的资料”的《黄河漕运遗迹（山西段）》，自然深心感谢著作者们艰辛的劳动。
黄河漕运遗迹（山西段）考察与河南新安汉代漕运仓储遗址被评选为“1998年全国十大重要考古新发现”之一，体现出学界对交通考古所取得的这一进步的肯定（王子今：《交通考古学的成功实践——评〈黄河漕运遗迹（山西段）〉》，《中国文物报》，2008年8月13日）。
我和几位好友刘华祝、宋超、孙家洲一起，曾经利用在山西大学参加答辩的机会，由赵瑞民教授、郎保利教授和李书吉教授引领，对晋南黄河漕运遗迹进行过实地考察。这次承西北大学出版社策划、安排，孙家洲和我再一次来到遗迹现场。由当年考察的参加者李百勤、赵瑞民两位先生亲自导引，我们在亲临古代纤夫们行走的栈道遗迹之外，还找寻到了一处唐代石刻题记。
踏行古黄河栈道遗迹，不能不联想到千百年前艰苦行进在这条道路上的纤夫们。
清人张应昌辑《诗铎》卷八《力役》比较集中地收录了几首关于牵引河运船舶的苦力们劳作生活的诗歌，不妨借以了解“河漕”交通线路上的血和泪。钱澄之《水夫谣》写道：“上水下水不计数，但见船来点夫去。十家门派一夫行，生死向前无怨声。衣中何有苦搜索，身无钱使夜当缚。遭他鞭挞无完肤，行迟还用刀箭驱。掣刀在腰箭在手，人命贱同豕与狗。射死纷纷满路尸，那敢问人死者谁。”“腐肉已充鸟鸢饥，家家犹望水夫归。”“水夫”从事的是苦役。“点夫”，体现了强制劳作的性质。诗句言“生死向前”，“鞭挞”可能是寻常情形，“刀箭驱”甚至“射死”，应当是驱使者以为“行迟”，以“箭”“射死”纤夫的惩罚动作，说明执行者远离“水夫”，亦可以体现“射死纷纷满路尸”的受害者，其劳作空间位于险地。又如陶澂《牵船哭》诗也说到“到处鞭笞背流血”，而“行迟”可能是客观原因，如“沙胶水浅船不行”。诗人写道：“城中壮夫应如选，千钱百钱俱得免。蚩蚩只有田间氓，带索驱来如牵犬。”“此时茫茫断消息，半月一月那有极。”“十人共索聚城下，计取百人牵一船。”“沙胶水浅船不行，到处鞭笞背流血。迢遥百里见淮阴，明日牵船更有人。吹角插旗城下住，看尔辛勤送前去。”所谓“迢遥百里见淮阴”，是描述运河“牵船”劳作，但是黄河漕运，环境条件只能更为艰险。“计取百人牵一船”诗句描述了劳动组织形式。所谓“明日牵船更有人”，“看尔辛勤送前去”，似可说明“牵船”劳役的调发，可能是按照河段先后接续的。
《汉书·食货志上》出现“漕卒”身份，说明西汉时期“河漕”运输劳作的承担者，是按照军事化方式组织的。后世可能也有类似情形。梁清标《挽船曲》写道：“长安昨日兵符下，舳舻千里如云屯。官司雇夫牵缆去，扶老携儿啼满路。邨邨逃避鸡犬空，长河日黑涛声怒。纤夫追捉动数千，行旅裹足无人烟。”“穷民袒臂身无粮，挽船数日犹空肠。霜飙烈日任吹炙，皮穿骨折委道旁。前船夫多死，后船夫又续。眼见骨肉离，安能辞楚毒。呼天不敢祈生还，但愿将身葬鱼腹。可怜河畔风凄凄，中夜燐飞新鬼哭。”诗中虽然说到“兵符”，然而又言“官司雇夫牵缆去”，似乎是取雇佣劳作形式。但是“挽船”艰苦异常，也往往面对死难。所谓“不敢祈生还”，“将身葬鱼腹”，以及“可怜河畔风凄凄，中夜燐飞新鬼哭”，都是其生命结局之悲惨的写照。又如孙廷铨《挽船行》：“来骑一何怒，飞鞚走闻阗。鞭挞纵横下，不得少迟延。衔索似枯鱼，什伍且俱前。裹粮不及夕，往返动盈千。”“蠲除虽有诏，趑趄未敢言。哀哀挽船行，时命亦已然。”诗句也说到“鞭挞纵横下，不得少迟延”，大约“挽船”行进，都有严苛的行期和行速要求。诗言“什伍”，似乎对于“往返动盈千”的“纤夫”，也采取了准军事化的组织管理形式。
王待《点夫行》写道：“市头五鼓争喧呼，摐金伐鼓点纤夫。”“麻绳累累如鱼贯，面无人色发蓬乱。县吏亭午开重门，传呼一声争叫奔。点毕驱之空室里，万姓抢头泪如水。三日一食那可得，妻儿饥号来索米。十日半月艨艟至，传令开门拽船去。”“纤夫相戒须努力，足步稍缓生荆棘。身无完衣腹无食，清霜夜半迎风泣。舟子持梃索大钱，出之稍迟挥长鞭。路上横尸相枕籍，饥乌飞啄狗争食。回头道上闻传呼，县吏急来催纤夫。”诗句可见“麻绳累累如鱼贯”情形，与前引“带索驱来如牵犬”“十人共索聚城下”“衔索似枯鱼，什伍且俱前”句对照，体现出奴隶式强制性苦役形式。“县吏”之“急”“催”，“传呼一声争叫奔”，说明役用“急”“驱”的节奏。而“纤夫”劳作必须“努力”，“足步稍缓”就会遭遇严惩。特别是“舟子持梃索大钱，出之稍迟挥长鞭”，令读者不免吃惊。这当然与前引“衣中何有苦搜索，身无钱使夜当缚”，“城中壮夫应如选，千钱百钱俱得免”，以及“蚩蚩只有田间氓，带索驱来如牵犬”不同，并非说以“钱”贿赂“官司”“县吏”则可以“免”此“力役”，也就是“纤夫”往往是最底层“田间氓”的情形，还同时揭露了“舟子”竟然也可以行使暴力向“纤夫”“索大钱”的丑恶现象。同样是劳动者，因技术层次不同导致身份等级有异，“牵缆”者甚至要忍受船工的欺凌。
近距离观察“河漕”栈道的防滑刻槽，系缆石孔和纤绳摩擦的转筒遗存，可以体会“纤夫”“水夫”“挽船”者当年的苦难，以及在他们血泪生活的基础上怎样成就了长安的繁华。而这些“河漕”遗迹创造者们，即设计施工中石工们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功力，也让我们心生崇敬。
（本文作者王子今，标题为编辑所拟，文章摘自《陟彼山河：晋陕黄河左岸的历史与人文》，王子今、孙家洲、高从宜、桂维民、李百勤、赵瑞民等著，西北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第一版，定价：1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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