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谈枕边书

    主持：宋庄    

    最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推出了您和李遇春主编的《近代旧体诗文集萃编》（以下简称《萃编》），该书和20世纪60年代您就参与过编选的《近代诗选》有何不同？

    杨天石：近代社会文化和出版事业远较古代社会和清代前期社会发达，文人众多，诗文集也众多。《萃编》所收诗文集，主要创作于晚清至民国时期，刊行时间主要集中于1912至1949年之间，共计606种，成书200册。在此之前，已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清代诗文集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广陵书社的《民国诗集选刊》、巴蜀书社的《近代诗文集汇编》等多种丛书，对近代诗文集进行了部分整理。为避免重复，我们的原则是：凡近年来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丛书中已收录者，《萃编》不再收录；凡近年来已整理刊行的单行本别集，《萃编》也不再收录。

    60年前您就参与编选《近代诗选》，是不是那时就非常喜欢诗歌？

    杨天石：在中学时我就喜欢读中国的古诗。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我想研究这一高峰形成的原因，为新中国的诗歌发展提供借鉴。于是，我大量购置唐代诗人的总集、别集、选集。从“初唐四杰”到晚唐的皮日休和陆龟蒙，唐代诗人的作品集我大体上都买齐了。自然，我第一个关注的是李白。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李白一生最佩服的人是南齐诗人谢朓。由于李白一再称赞谢朓诗的艺术成就，所以清人王士祯曾赋诗称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李白为何一辈子在谢朓面前低头，这是我想探求的秘密。我仔细研读谢朓的作品及其相关资料，连一向不为人注意的赋体作品都逐字逐句地探索。为此，我甚至持书向为我们讲授这一段文学史的冯钟芸教授请教。冯教授惊讶地叹道：“你读书这样细致呀！”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近代诗的？

    杨天石：我读北大中文系时就很想编一部《近代诗选》，因为这以前有几本书编选得很好，在读者中影响很大。如：余冠英先生编写的《汉魏六朝诗选》、马茂元先生主编的《唐诗选》、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等。当时我还是学生，就想编一部《近代诗选》。于是，我和孙静、孙钦善、陈铁民等同学共同组成《近代诗选》编注小组。为了选出好诗，曾经大量翻阅过那一时期出版的大量诗集，并且逐年、逐月、逐日、逐页地翻阅过几十以至上百种报刊，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当年考入北京大学，您从一开始就确立了研究的方向吗？

    杨天石：我报考大学时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作为第一志愿，试图走从新闻记者到作家的途径。入学后划分专业，在新闻学和汉语言文学两个专业中，我选择了后者。读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汉语言文学专业再细分为语言和文学两个专门化。我选择了文学专门化。我原来的理想是写诗、写小说、当作家，后来才转变为研究文学，特别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和经验。

    您在北大求学期间，周围是否也有很多名师，有哪些名师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杨天石：主要是三位老师。游国恩是有名的楚辞专家，也是北大中文系的权威教授；还有吴同宝（又名吴小如）。魏源《寰海十章》诗中有一句：“此夕蛟宫万丈明”，我不知道它的来历，就请教游先生，游先生要我到一本题为《渊鉴类函》的书中去找。果然，一查，此典出于杜光庭《求异记》卷五。龚自珍《能令公少年行》诗中还有些很难懂的语句，如“银针玉薤芝泥封”，季镇淮先生告诉我说，这些问题你去找吴小如。吴先生是书法家，他指出，语本梁虞肩吾《书品论》，“银针”指细笔划的篆书，“玉薤”指粗笔划的隶书。“芝泥”，古代信简的封泥，全句写主人公爱好书法与篆刻。

    1958年，我们年级的几十个学生编写并出版了一部七十多万字的《中国文学史》，虽然“左”得厉害，但适应了那个时期的政治需要，因此，各方哄抬，誉为新军新史。出版以后，兵分数路，有的编文艺理论，有的编新文学史，有的编小说史，我和几位同学参加选注近代诗，目的是想证明我们这支新军可以占领一切学术领域。那时，季镇淮老师正因系里的教学需要，准备研究近代文学，于是就放下原来从事多年的研究，参加《近代诗选》编辑小组，和我们一起干起来。

    后来《中国文学史》修改时要求每人选一个题目写篇意见。也就是那期间，我开始到中关园季镇淮先生的寓所去，只见几间平房，空空荡荡，中间客厅正中，放着一架体积颇为庞大的晶体管黑白电视机，那时就算“奢侈品”了。季先生生活俭朴，布衣、布鞋，我就从来不曾见他穿过西装，似乎也很少见到他穿毛料制品。季先生做学问极为细致、认真。龚自珍有一首极为著名的《咏史》诗，首句为“金粉东南十五州”。东南地区为什么是十五州，哪十五州。此类问题，我向来没有注意过。季先生向我提过多次，我在有关工具书中查不到，也就算了。但他始终记住这一问题，留心查考。终于有一天，他兴奋地告诉我，在《资治通鉴》中发现了。这时候，距离注释《近代诗选》，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您是中文系出身，1960年毕业离校以后，由中国文学转而研究中国哲学，又转而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所以您自称“钩挂三方来闯荡”。金冲及先生就注意到，您选择的研究课题，大多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因而被史学研究者们谈论过多次的问题，但您从不采取人云亦云的态度。

    杨天石：我原来学文学，这使我善于用浅显明白的语言表达和分析艰难深奥的哲学命题。例如，我在叙述“理学”和“心学”这两大“道学”流派的不同时，从思维途径和论证方式入手，指出朱熹是：从火必向上，水必向下，四条腿的椅子抽去一条腿必然坐不稳等自然现象出发，来论证为子尽孝、为臣尽忠等道德伦理观念的必然性；而王阳明则以目自明、耳自聪等人的生理本能的天赋性，以此论证子孝、臣忠等道德伦理观念同样具有天赋性。这样的叙述和分析就将“理学”和“心学”两大流派的区别及其致误原因讲得很清楚明白，似乎前人还没有这样讲过。

    1978年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是什么原因？

    杨天石：我写了一篇论述明代出身窑工的民间思想家韩贞的论文，题为《韩贞的保守思想》，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又进一步研究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写成《关于王艮思想的评价》，这篇文章和当时的哲学史大家侯外庐、嵇文甫、吕振羽、杨荣国等人完全唱反调。我特意给文章加了副标题——“与侯外庐等同志商榷”，把文章寄给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管理的刊物《新建设》。我的大学同学谭家健君当时在该刊当编辑，他请侯外庐先生亲自审阅。此文虽与侯先生等完全唱反调，但侯先生不以为忤，相反却表示：此文是讲道理的，可以发表。事后他还指示，调我进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虽然当时没有结果，我很感动。

    1974年，我写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受到近代史研究所学者的注重，被邀参加“协作”，我以北师大附中老师的身份，用业余时间参加所内项目南社的研究，后来并经副所长李新同意，参加《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写作，做了四年义工。直到1978年，才调入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后改室）。

    能否再谈谈《杨天石文集》，目前进展如何？

    杨天石：2005年5月，我已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过《杨天石文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中的一种。收文32篇。这次出版的《杨天石文集》包含我一生学术研究的大部分成果，如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哲学、中国近现代史的论文、札记、随笔以及自作诗词、回忆录等。已于去年出版前两卷：《中国古典文学论衡》与《中国思想：朱熹与王阳明》。预计全书将出版13种18卷，约800到1000万字。

    寻访各种珍稀未刊档案、日记、函电等第一手资料，考辨探微，钩沉索隐，多数情况下，人们用“冷板凳”形容学术研究之苦，您在学术研究中是怎样的状态？ 为什么您会取得这么丰硕的研究成果？

    杨天石：自来的政治家，人们可以从他的公开言行去观察他，研究他，但是政治家很少向公众敞开自己的内心世界，因此，历史家很难了解政治家公开言论背后的真实的隐蔽的意图。比如我写《戊戌密谋的见证人毕永年》，毕永年的日记我是在日本的档案里看到的。我做学问最大的特点是“竭泽而渔”，就是把所有能看到的资料都要找到，不仅是国内的，国外的也都要想办法见到。当时我还没有出国条件，但是通过进口胶卷可以看到。

    怎样在繁杂的资料里敏锐地发现有用的东西，是不是也还需要一些技巧？

    杨天石：一个办法是善于使用，一个办法就是多看，中国的外国的都看，特别重要的是看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日记书信。我去哈佛大学访问见到图书馆的馆长，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这里藏书很丰富，一般的图书我不看，我要看的是你这里保存的没有公开过的近代人的日记、书信。”胡汉民研究也是如此。哈佛大学藏有大量胡汉民往来信札，其中充斥着各种隐语、暗语、密语，破解这些暗语和代号，需要细致绵密的考证和历史文化知识的深厚素养。

    这些没有发表的书信日记，当然会从中发现到很多有价值的新东西，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个难题，书信都是手写体，如何准确识别也有些挑战吧？

    杨天石：对。首先对于作者的身份背景，包括当时的历史环境、书法都要有了解，另外要有一点辨读行书和草书的能力。

    这个能力是怎么养成的？

    杨天石：不瞒你说，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学英文，学了8年，后来进了北大，改学俄语。到了近代史所之后，我觉得英语不够用，俄语也不够用，又自学日语，甚至于研究古代的日文。所以可以有一些发现，譬如说黄兴给日本人的书信，那是我自己翻译的。好多资料在中国没有，是保存在外国人的档案里。如果你要想到外国去找材料，你就一定要懂那一国的语言。

    您认为成为优秀的历史学家必备的素养是什么？

    杨天石：写文章要符合八字要求——准确、流畅、精炼、生动，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准确。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认为，史实比原则重要，史实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检验历史著作科学性最重要的标准。我觉得，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最大的毛病就是“从原则出发”。

    您的藏书一定很多，有枕边书吗？

    杨天石：做了一辈子学问，藏书当然很多，家里的书房、地下室，还有近代史所的办公室，都是我藏书的地方，还是不够用，所以我为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书满为患斋”。

    我是这样，没有固定的枕边书，研究什么用什么。如果说是固定的“枕边书”，用得最多的可能是字典，包括王力的《古汉语字典》，还有《现代汉语词典》等，这些都是翻得比较多的。我一般晚上工作到10:30，然后回房间休息，休息时我就上网，看手机了。想睡觉的时候，会在两分钟之内就睡着，所以不需要看书催眠。我原来是“三能”的老人，能吃、能睡、能走路，现在能吃、能睡这两个特点还保存着，走路已经不行了。

    如果有机会见到古人或故友，您最希望见到谁？杨天石：陈丹晨。他也九十多岁了，原来是我们年级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保持了一辈子的友谊，不知道他最近身体怎么样。还想见见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狭间直树，他是第一个研究梁启超的日本学者。

    假设要去无人岛，可以带三部书，您会带哪三部？

    杨天石：第一部，宋代朱熹的《朱文公文集》（全名《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二部，明代王守仁的《王文成公全书》（《王阳明全集》）；第三部，近代的《龚自珍全集》。这些书我都有，保存在另一个房间里，随时可以拿过来。这三位都是我研究了一辈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