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

    关于李白生命意识的研究虽早已有之，但较为零散。詹福瑞先生的《诗仙·酒神·孤独旅人——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是作者对李白诗文之生命意识进行的一次全面系统梳理，也是对李白一生复杂心理的细致剖析。詹先生在此书中将生命意识的观照视角与文本细读的研究路径相结合，试图还原一个肉体与精神、天才与凡夫和谐交融的、鲜活的李白。

    本书显示出宏大广阔的研究格局。详论之，可分为三点。其一，贯通古今。本书一个极为明显的特点就是每提出一观点，辄详细论述前代相关情况。历史的演进具有连贯性，并无突然的差异。李白的生命意识也绝非凭空而来，欲解此谜题，必得追根溯源。故詹先生特列一、二章，分别从哲学与文学角度出发，详细梳理唐前生命哲学的主要观点及魏晋南北朝诗文所表现出的生命意识。儒道与《列子》，三曹与嵇阮，或言世道背景，或言创作变化，詹先生可谓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其二，融会中西。在引言部分，詹先生就西方生命哲学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在后续的论述中，也几乎处处可见叔本华、罗素、威廉· 詹姆士等西方哲人的身影。如叔本华于天才之人生命旅途的描述正与李白相契合，其孤独一方面受外界环境所迫，另一方面则来自自我放逐的个人选择。如此积累，非朝夕所能成，可见其功力至深。其三，詹先生更打破学科界限，在史学、哲学、心理学等多重视域下进行解读。如从詹姆士之“社会自我”与“精神自我”出发，解释李白由强烈渴望建功立业转为疏离社会之行为的心理原因：即不再把生命目的与价值的实现系于外界，而是回归自我，李白作诗文以求身后名正是寻求此种个人精神之满足。

    该书体现出明显的“比较意识”。这不仅反映在研究格局上，更体现在每一具体问题上。李白诗文中的光阴意象种类繁多，层出不穷，詹先生的比较思路在其关于“逆旅”意象的论述中极为清晰。首先，纵向比较“逆旅”意象之演变过程。“逆旅”即旅店，晋代前极少用来比喻人生；南朝时期受佛教影响，重神弃形，多把人之形体喻为精神之“逆旅”，强调其暂时性；而在诗文中，用“逆旅”形容人生当在东晋时期，典例如陶渊明之“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随后，横向比较“逆旅”内涵的不同。同用“逆旅”，陶、李两人却有不同的侧重。“陶渊明以家为逆旅，即以人生为逆旅，强调人生的暂寄性；而李白以天地为逆旅，以人生为过客，同样突出人生是暂时而短暂的，却以天地之长久而衬托之。”（《诗仙·酒神·孤独旅人——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第197页）可见，李白之“逆旅”更强调生命过程之流动不永。又如同为自然思想，陶渊明因自然而快乐肆意，李白却生出苦闷孤单之感。同为饮酒，青年时期的李白尽显风流，老年之时却见“佯狂”之悲。此类比较几乎随处可见，若非经过反复精读与推敲，层层分析，则很难把握诗人的心理动态，从而更好地理解诗意。

    该书追求还原语境，矛盾之处，据理辩驳。严耕望先生在《治史三书》中提到：“历史很难作时间的隔断。做平面的划割，更不容易。因为时间前后固有关联，有影响，而同一时间的各项活动更彼此有关联有影响。”（《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因此，越想接近史实，越需还原彼时的真实语境，将自己置于历史环境中考察。关于《行路难三首》的系年问题，历来争议不断。詹福瑞先生认为，欲明其意，关键在于对三首诗的用典进行联系解读。如《行路难》其二前六句看似符合李白一入长安的遭遇，然其后却紧接郭隗和贾谊典故，此二则典故叙其进入朝中之事，并非其不遇的遭际。如此看来，前后并不相洽。随后，詹先生将《行路难》其一中的吕尚、伊尹典故与《行路难》其三中的伍子胥、屈原、李斯、陆机四人因被谤而被帝王疏远的典故结合在一起进行整体分析，发现三首诗所宣泄的情感与语言风格皆有共通之处，由此得出三首诗应为“同一时期所作，不宜被拆开”的结论。此外，萧士赟认为《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绝非李白之作。然而詹先生将其与《将进酒》联系在一起，却发现其思想情感有诸多相同之处，可见萧士赟的推测并不足以服人。

    由于詹先生采用的是文本精读的研究方法，因此每提出一观点，便举相关典型作品为例，并将自己的分析过程和盘托出，为读者提供研究思路。如“古来圣贤皆寂寞”一句的“寂寞”或有两种含义：“要么是圣者贤人生前皆寂寞，如果是这个意思，则李白是为子贤的命运鸣不平；要么是死后寂寞，而此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圣贤的实际情况是生前寂寞而身后有名，身后并不寂寞。如果是后一个意思，则李白是在说愤激语，说反话。即圣贤建立了不朽功业立言传世，又有何用？ 反不如饮酒作乐者既享乐于现世，又留下了身后之名，如‘斗酒十千恣欢谑’的陈王曹植。这种反语就是玩世不恭了，充满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诗仙·酒神·孤独旅人——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第436页）将两种含义置于历史情境进行辩驳，取其妥帖一方，诗人的真实意图也便得以显现了。此种观点、实例与分析三者结合的言说方式，取得了深入浅出、自然流畅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