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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津从念大学到现在，钻研韩愈诗文近二十年了。其间，我看到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后来又看到他反复修改十余稿的系列论文，每每感到他对学术研究的热忱、严谨和执着。真正的学者勤于学思的同时还要慎于著述，这曾是老辈学者对我们的教诲，但我却越来越不敢用这话去告诫现在的同学们了，怕耽误了他们的前程。羽津却一直是老老实实照老辈的教诲去做的，眼前的这部书稿，可以说是他潜心韩学多年心血的结晶，是一部韩学研究的上乘之作。
通观全书，可略言者约有数端：
其一，旁搜远绍，守正创新，展现了难能可贵的学术品质。
历代韩学研究成果极夥，早已形成了一个相当成熟的学术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欲实现系统性学术创新，就必须全面深入地了解现有各类成果，并在学术视野、学术方法上有所突破。该书聚焦于韩愈诗文本事的研究，这实在是一项风险挑战极高的研究。昔年陈寅恪先生运用文史互证之法笺释元白诗，尚不免毁誉相参，而今面对更为奇诡晦涩的昌黎诗文（尤其是诗），如何借助文史互证得出平允可信的结论，是此项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
首先，诗文文本的剖析深入和释证精准。第一章分析《城南联句》蕴含的汴州记忆，将联句中所谓“大句”“高言”“江调”等各类风格，以及宴饮、别离、军乱等不同场景，与韩孟汴州时期的多首作品做了深入对比，阐微发覆，足为定讞。除了诗文本事考证的主干环节之外，文本分析的深入和精准，在诗文本事的前提性、必要性、可能性论证环节中均有充分体现。《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前人大都认为“实无意义”，只有少数学者猜测其本事，但也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论证。那么，该诗是否有寓意呢？ 这个前提性论证是不可或缺的。在本书第五章的开篇，作者详细分析该诗末四句的含义，同时结合韩愈写给皇甫湜的另一首诗《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二首》指出：“韩愈‘增怪又烦’地铺叙山火，恐怕并非‘止是竞奇’‘只是咏野烧’那么简单，当是为了弥缝皇甫讥骂太过、泄露真意的疵病，而以更隐晦的方式托讽令人愤然不平的现实事件。否则，‘辞夸出真’的原作不必‘上焚’，韩愈也不会产生‘虽欲悔舌不可扪’的纠结心态。”基于韩诗内证的剖析和推论是令人信服的，也为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唐代史料的熟悉运用和深入考析。近年来有相当数量的唐代墓志出土，但唐代文学研究可资利用的新材料还是相当有限。学术的突破，既需要关注新出文献，更有赖于对传世文献的熟稔。具体到诗文本事研究上，除了要熟练运用诗文材料，历史文献更是不能绕开。但要想在人人得而见之的数量恒定的传世文献中获得突破谈何容易！ 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眼识和学力之外。必要有近乎历史专业学者的素养和功力方后可。第五章开篇指出，前人怀疑《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与元和制举案密切相关，但之所以长期以来莫衷一是，“归根结底由于元和制举案原为唐史一大悬案，两《唐书》《资治通鉴》所记尚多含混乖互，近代以来更是众说纷纭。今欲求韩诗之确解，必先究明史事”。此后用一节的篇幅专门论述“元和制举案之异载与史料之取舍”。作者根据事件制造者的异载，将两《唐书》《资治通鉴》的相关史料分为三类，指出“不应在考证制举案的制造者——这一涉及牛李党争的关键问题时轻率地引用上述三类史料”，而是应该“借助真实程度高于两《唐书》《资治通鉴》之史料，即不依赖《宪宗实录》、作于牛李党争之前、未受牛李党争影响的史料”，一类是元和三年制举对策，另一类材料就是制举案目击者的相关文字，如白居易《论制科人状》、李翱《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致仕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司空杨公墓志并序》等。
再次，跨学科视野的综合阐释。本书对于文史互证方法的运用，并不局限于狭义的唐文与唐史，而且还以跨学科的视野，将论证所涉的宽度延展到古代文化史的多领域和多学科。比如，第四章涉及历史地理学和考古学，第四、六章涉及星象学，第五章涉及易学卦气说等等，这些是合理阐释文本、勾稽本事之必需，但也是相当专深的冷门绝学。作者在从事韩学研究之初，对这些专门之学并无涉猎，是他遇到需要了解的知识时，不是绕着问题走，而是迎着困难上，踏踏实实地从头去钻研。作者知道，既然要研究那位“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的韩文公，只有先努力瞻望他的学养，接触一切他有可能涉猎的知识领域，才能庶几了解其诗文作品中的奇辞奥义。这既是学术研究应有的态度，也是对这位文化巨子的礼敬。但这其间的甘苦，恐怕只有躬行者才能体会得到吧。
其二，论证缜密，攻坚克难，解决了悬置已久的学术疑案。
该书主体部分共七章，实际上就是对七篇诗文的考论。作者之所以选择这七篇诗文，至少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七篇诗文本事，可称韩学史上的七大疑案，在历史上都是聚讼之箭垛。这七大疑案的具体情形，在各章开篇都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充分反映了问题的复杂性，共同构成了作者所选择的韩愈研究之路的挑战度。
作者分析历代诸家的观点是客观而细密的，同时又能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见并做出严谨的论证。在论证方法和论述策略层面，都形成了很多特色，有很多创新。比如，第七章考证《石鼎联句》作者归属问题，运用统计方法对唐初至元和二百年间的联句诗逐一进行调查，分析韩愈参加的联句作品与非韩愈参加的联句作品的平均篇幅值、最大篇幅值、平均联句频次、最大联句频次，最终总结出唐人联句形制的一般公式：“作者人数×每次每人句数×联句频次=总句数”。这不仅为考订《石鼎联句》提供了有效的坐标，也首次系统总结了唐人联句的一般创作规律，精准描述了韩愈联句的特质。
又如，第三章考证《毛颖传》托寓对象，基本确定是以“中书令”托寓德宗一朝某位宰相的事迹，其中陆贽的可能性最大。然而，唐德宗朝共有三十一位宰相，如果仅就陆贽一人确定其与毛颖的相关性，从逻辑上讲显然是不完备的。于是，作者先总结出毛颖的四重特征，将此四重特征与三十一位宰相进行比照，最后发现完全符合这四重特征的，只有陆贽一人。这种逆向排除法是一种科学性方法，也是一种实证性思维。篇幅上是显得有些冗长，但却能最大限度地确保结论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有效提升了文史互证之法的有效性。
其三，举一反三，通方知类，推动了学术研究的综合创新。
该书的价值，不止于本事考证之绵密，同时还潜藏着许多关联学科的问题意识。在我看来，该书的成果至少在文学史、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四个领域有建树。
首先是文学史，这是文学研究者的本职范围。该书在考证诗文本事的过程中，触及文学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比如韩孟诗派及其奇诡诗风的问题。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以往韩孟诗派研究大多详其盛而略其衰，对于韩孟诗派长达十年的衰微期缺乏深入探究，在第七章中借助《石鼎联句》本事及系年成果，指出“《石鼎联句》不仅忠实继承了韩孟诗派鼎盛时期的联句形制，而且在最具难度的借物托讽一脉上着意用工，踵事增华，突破了双人联句平分秋色的基本格局，推动了韩孟诗派的结构性变革，孕育着韩孟诗派与古文运动融合发展的美妙契机，可谓韩孟诗派最后十年的重大关捩”。这一新见如果只孤限于《石鼎联句》一诗的考察是无法得出的，作者为此广泛比较了相关作品，并对韩孟诗派进行历时性考察，其间涉及诗派成立初期的《醉留东野》，诗派鼎盛时期的《喜侯喜至赠张籍张彻》，诗派后期的《调张籍》《赠贾岛》《和侯协律咏笋》《朝归》《杏园送张彻》《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以及以《斗鸡联句》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各个时期的联句作品，并辅以《送无本师归范阳》《送进士刘师服东归》等篇，因之材料翔实，分析透彻，令人信服。又如第五章借助本事考证，重审文学史上对韩愈奇诡诗风的论述，指出“以往谈及韩愈乃至韩孟诗派的奇诡诗风，多从审美倾向上立论。事实上，为了全面而深入地托寓诡谲险恶的政治形势以及在此种形势下的坎壈仕途，采用‘增怪又烦’的铺叙手法是势所必然的，这直接决定了作品的奇诡风格。在这个意义上讲，奇诡诗风的产生与托寓现实的需要密切相关，在更深层次上践履了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奇诡诗风不仅是目的性存在，亦是工具性存在。这种工具性存在非但无损于奇诡诗风的美学价值，相反地，由于托寓现实的需要，诗作既要体现物象的固有特征，更要隐晦曲折地指向人事，为此诗人需最大限度地调动知识储备设辞造境，这势必迥异于咏物写景的惯常作法，给人带来匪夷所思的审美冲击力，将奇诡诗风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第六章进一步阐发：“韩愈所倡导的诗派气质，并不赞同与敦厚诗教截然对立的创作姿态，并不接受假借审美抑或审丑的艺术好尚消解以君臣父子为根柢的古典伦理价值；相反地，韩愈尝试以奇诡诗风开示古典伦理之诗性言说的又一法门，俾诗性之超越与德性之醇正交结共生。”这些都是建立在缜密考证的基础上的有见之论，有助于更加全面客观地认知和评价韩愈及韩孟诗派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其次是政治史。文学本位的文史互证，其功效若不能惠及历史研究，恐不足言上乘之作。对于韩愈诗文而言，在历史领域表现最突出的是政治史，前文谈到该书第五章对《陆浑山火》的考证，对于元和制举案的研究也有相当意义，这里不再复述。第二章考证《天说》本事之余，可见韩柳二人政治立场的分野：作为无党可依的正直朝臣，韩愈寄希望于唐德宗，同时又忌惮权臣李实；而作为王叔文集团的成员，柳宗元寄希望于太子李诵，同时严守该集团隐忍韬晦的价值理念和行动策略。这有助于窥见德宗晚期政局的异动及“永贞革新”前夕的朝臣心态。
再次是思想史。思想史属于专门史，但又是韩愈研究绕不开的领域。第二章以《天说》为研究对象，这是一篇在哲学史、思想史上屡被提及的文章，但以往研究颇多矛盾甚至偏见之处，文章的真正涵义始终未能厘清。在作者看来，《天说》并非一般意义的辨名析理之作，而是韩柳假借天人话语，批判唐德宗晚期政局的托讽之文。韩柳在《天说》中的对立姿态，本质上亦非哲学观点的对立，而是柳宗元加入王叔文集团之后，与韩愈在政治立场上的分化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天说》的复杂性绝非以往治思想史的人“天人相仇”或“天人相分”的标签所能涵盖的。
最后是学术史。这里所谓学术史有两方面的所指，一是本书具有强烈的学术史意识，对历代韩愈诗文研究之得失有较为深入的分析探讨，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韩愈研究向纵深发展，在韩学史上必可据一席之地。二是本书通过韩愈诗文本事的研究实践，开辟了文史互证的学术新境。正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说，“盖文史互证之法，既需文学的合理性想象，更兼史学的逻辑性推演，关键在一‘互’字——学者需在词句的多义性指涉之中，厘清潜藏于万千史料中的古今典实，抉发辞义与史事的对应关系，而这种对应关系，不止于某一词与某一事之相似性，更当讨求全文结构与史事脉络之间的全域性映射关系”。作者的这一努力，提升了文史互证的科学性与有效性，让这一源远流长、引人入胜的学术方法焕发新机，为中国古典学术的新进与新境做出了有益尝试。
羽津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均求学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属于清华人戏称的“三清团”。清华的学生有自己的特点，勤奋有追求不消说了，聪颖有灵气的同时，踏实善思考。羽津自幼习京剧，唱的是老生，本科时就多次参加央视戏曲春晚，更作为学校戏曲社团的台柱子多次在国内外演出。2010年我参加清华大学教师代表团访美，羽津也被随行的学生艺术团选中，记得在伯克利、芝加哥等大学都曾登台演唱，收获了黄皮肤和蓝眼睛相当热烈的掌声。我于京剧虽属外行，也能感觉到他唱功的本色当行和对于艺术的灵心善感。但他做起学问来，却静得下心，沉得住气，舍得下实功夫、花笨功夫。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就是明证。昔昌黎公诗云：“归愚识夷途，汲古得修绠。”如果说静心沉气、下苦功夫可归于“愚”的话，愚确实是汲古之修绠，确实由此才能走上学术之坦途，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就是明证。读此书毕，得此感慨，故乐于用昌黎公的这两句诗与羽津共勉。
（《韩愈诗文笺证稿》，孙羽津著，人民出版社即出。本文为《韩愈诗文笺证稿》序，本报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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