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诰》整理本的感想

    中华书局点校本《真诰》自2011年出版以来，屡经刷印，十二年后的2023年又得到出版修订本的机会。作为整理者，我在感到欣喜的同时，也不禁生出一些感想。

    一

    首先是关于整理方面的。现当代对《真诰》进行全面深入整理的是日本吉川忠夫、麦谷邦夫两教授及其组织的“六朝道教研究课题共同研究班”，师生十数人经过十年的研读后完成《真诰研究译注篇》（2006年由朱越利先生翻译整理出版中文本《真诰校注》），成为《真诰》整理和研究的里程碑之作。在日本学者杰出的工作之后，如何才能对《真诰》进行新的整理而不至于重复，是摆在整理者面前的严峻挑战。在困难面前数度想要放弃，幸蒙中华书局前掌门人徐俊学长再三鼓励，哲学编辑室主任朱立峰兄持续督促，方才鼓足勇气，下定决心从事于斯。

    经过反复思考，最终决定了三个整理方针：第一，以保留今存《真诰》文本、体制之原貌为总原则。《真诰》文本古老，内容特殊，古人已多有不懂，传承中必有臆改窜乱之处。古籍整理校勘实以“不校校之”为最高境界，今人勘定文字势难一切正确，故必须尽量保存原始样貌，对《真诰》整理来说尤当如此。第二，以点校为主，目的是为学界提供一个不仅可靠而且方便阅读的整理本。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等《真诰研究译注篇》以笺注和日文语译为主，笺注方面详细有馀，抉择不足。尽管这样的工作反映出考察的广度和态度的审慎，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笺注中不少书证与本文缺乏内在关联。古籍整理无论深度如何，标点并校成定本始终是最本色的工作。《真诰》语句艰深、意旨奥秘，再加上流传千年错讹丛生，断句、校勘本非易事，若能在前有基础上有所进步，即可谓有所贡献，而不必求全求备。第三，按陶弘景的标示，恢复分条，并予以数字标目。《真诰》的主要内容乃所谓“三君手书”，亦即东晋末上清道教创教者杨羲及许谧、许翙父子所书写的“真㖟”。陶弘景将所收集的零散的真㖟条分缕析，按降授时间、书写纸墨等线索加以编排，最后又根据不同真㖟的内容性质，用不同颜色的字体加以缮写，编成《真诰》一书。可惜的是，后世因传抄、雕印，除了正文以大字、注释用双行小字尚能基本保持原貌外，其他概已不存。所谓分条，就是考核本文并参考明人俞安期的意见，重新分条，力求尽量恢复真㖟的原貌。此乃《真诰》整理的首创，近年来西方学者Thomas E.Smith和Stephen R.Bokenkamp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真㖟分条、编排的重要性，充分证明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

    点校工作虽然按上述方针顺利完成，但初版中存在不少疏误。一己之过固然不容推诿，但客观原因也还需要交待，主要是当时国内只有国图等少数图书馆藏有明俞安期万历三十二年重校本，并只能通过胶片机阅读。数度北上京华，因时间所限，校阅难免仓促。又当时决定尽量保留异体以备将来进一步校勘，但由于具体情形千差万别，处理标准实难统一，再加上电脑字体和原刻本字体不尽一致，最后产生了不少问题。历次重印修改了一些，但碍于不能破版，未能尽数订正。十年来海内外师友、读者及道教研究方家对初版多有批评教正，感愧之余，深感极有修订的必要。2019年南京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南京图书馆藏嘉靖二年韦兴刻本。此本是已知世上唯一幸存的十卷本，虽然残缺二卷且刊印质量不高，但仍有较大的参校价值。于是借取韦兴本对校的机会，对《真诰》点校本进行全面修订，改正了植字错误，处理了异体字的问题；根据一己所得及他人研究成果，适当增加了异文参校，同时恢复了韦兴本所保留的一些十卷本原貌。修订完成后，虽不敢说勒成定本，但至少可以稍补前愆。数年晨钞冥勘，赖于众缘，终有一得，不能不为之额手称庆！

    二

    其次是关于《真诰》一书本身的。十数年前，即使国外汉学积累深厚的《真诰》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司马虚、贺碧来、施舟人及吉冈义丰、石井昌子的相关研究和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真诰研究译注篇》）已多被引入国内学术界，《真诰》仍不被道教史及中古词汇研究以外的学者所重视，很多中国学者或以其为某种宗教秘典而漠不关心，甚或不知道它的存在。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情形已大为改变，《真诰》被越来越多各领域的学者所注意，新的成果也不断涌现，其作为基本经典和重要材料所具有的推动中古史、宗教史、思想史发展的引领作用，已经初步彰显。

    《真诰》的重要性当然首在于它是神仙道教的根本性经典之一。《真诰》主体是东晋末南方新神仙道教上清系创教者所记录、书写的“仙真口㖟”（“真人之诰”），由南朝梁陶弘景搜集整理、编纂成书。《真诰》广泛吸收并综合了前此神仙信仰、各种道教因素、民间宗教成分和佛教理论，全面构建了神仙道教从理论到实践的框架和内涵。如果说“太平道”“五斗米道—正一盟威之道”是道教“形成”的滥觞，那么南方上清系的出现，则代表着道教“整合”的开始。而《真诰》的编纂成书，则是上清经法统合的重要标志。但《真诰》的价值绝不仅仅限于神仙道教方面，《真诰》全书共计七篇，篇幅近十馀万字，是得以完整保存至今的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为数不多的早期典籍之一，其内容在神仙道教之外，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而且很多是其他史料根本没有记载的。综合来看，称《真诰》一书是汉末至南朝南方社会的一部小型百科全书，绝对不是过当之评。

    《真诰》更是一部奇书。

    它是一部中国的“启示录”。所谓“启示”（revelation），就是宗教确立的神向人显示真理，同时拨去人的心灵翳障，因此启示是宗教的基本表象之一。文明以后创生型宗教的经典文本往往都表现为一种“启示录”，古代中国历史上最突出、最典型的就是《真诰》，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和世界历史上两大著名的启示录《新约·启示录》《古兰经》相提并论。

    《真诰》的启示来自于萨满式的“人神契会”。不过，《真诰》的萨满是“文明的萨满”：上清系创教将萨满式的“出神”升华成一种“存思”，和密契主义（mysticism）式的体验深相一致。这种密契的本质是使自身融合到万物的一体性之中，消除任何的主客体隔阂而达到一种宁静的愉悦。《真诰》的“存思”不再仅仅是对身体内神的观照以修炼肉体本身，而是扩大至对一切永恒高尚的超验体的存注与冥想，服日餐霞，奔辰步星，以祛除邪恶，荡涤污秽，使人“聪明朗彻，五藏生华，魂魄制炼，六府安和”，最终仙真来迎，上登太霄。同时，存思的冥想既不完全是内敛与返观，更不是寂灭的入定，它的想象生动灵活，不拘一格，它的终极目标是通过这样的精神活动，最终达至与存思对象融合为一，使心灵进入到神圣而永恒的境界。因此，《真诰》的“启示”更接近于“宇宙启示”或“自然启示”，根本点在于强调与宇宙或自然的内在统一，与以历史和民族的视角而形成“先知启示”的犹太—基督传统迥乎有别。

    《真诰》还具有独特的文学意蕴。作为启示性质的文本，它是一种多样化文体的汇编，包括各种降神叙事、训诫故事、咏叹诗歌和仪式诗歌，各式各样的占卜、预言与神谕、谜语和诗谶，各种祈祷陈请、书信，以及对早期经文、传统经典、史书、笔记、杂传的转录，至于符文、秘语、章表，数量亦多。各种文体皆富于多样化的表现方法、灵动的想象和神秘的意境，体现出较高的文学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象征主义的表现方法。《真诰》以其秘密神谕的性质，通过各种文体大量采用繁富的意象、比喻、象征和戏剧化的场景，开启出一个传达教义的喻指空间，并诱导接受者发挥他们的想象力以填补其中的意义空白。《真诰》在美学上呈现出一种属于修道者个人的乌托邦式风格：华丽、浪漫、飘逸、宁静和愉悦，与《庄》《骚》及魏晋游仙诗以来的神仙美学一脉相承。

    《真诰》编成后“不出外闻”，可能到唐初以后方渐流行，但是一旦为士人得睹，立即就引起了普遍的共鸣。唐代诗人白居易就读过《真诰》，留下了“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檀经说佛心”的句子。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古代士人几乎没有不喜欢《真诰》的，因为他们在儒道互补的追求以外，往往不免跳脱尘世、飞腾上仙的深层希求。所以，阅读、体会并深研《真诰》，绝不应当囿于神仙道教一隅，也不应该局限于中古之历史一段，而是应将其置于中国文化的背景下，综合以观，出入以察。最近几年，北美道教研究界又出版两种《真诰》新译，分别是Thomas E.Smith著Declarations of the Perfected,Part two和Stephen R.Bokenkamp著A Forth-Century Daoist Fami⁃ly:The Zhen’gao, or Declarations of the Perfected, Volume Ⅰ，与《真诰》修订本出版前后相接。这或许是某种前兆，预示着《真诰》的国际化研究将会越来越走向深入。念及于此，我作为有幸参与者，也不能不为之感奋兴起！ 最后，特拈出《真诰》“太虚真南岳赤君内法咒”之句，以志《真诰》之修订再版：

    “大明育精，内炼丹心；光晖合映，神真来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