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宝祥先生与《隋唐五代史要义》

    关于《隋唐五代史要义》的写作，金宝祥师是如此说的：

    六十年代初，我对隋文帝父子、唐太宗父子倾全国之力，三番五次地打高丽，不得其解，心殊不快。“文化大革命”中，夜间无事，潜心研读有关史书，边读边思，似有所悟。1972年写《中国古代史》隋唐五代之部时，才有所悟。……（《隋史新探· 序言》第1页）

    金先生主编三卷本《中国古代史》并亲自撰写了隋唐五代史，始于1972年并于1977年4月作为学校（西北师范大学，时称甘肃师范大学）的教材内部发行。我们历史系77级及后来的数届同学，用的就是这部教材。

    因为77级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系上配备的授课老师阵容强大，其中隋唐五代史就是由时任系主任兼省历史学会会长、《西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的金宝祥教授亲自讲授的。金先生非常儒雅，上课很有感染力，讲授到关键处如身临其境，使人有无尽的享受与回味，以至于我们前后班同学现在见面时还在每每回忆。先生备课非常认真，每节课都要有新的内容与见解，备课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读研究生时，第一学年金先生给我们三位同学每周在先生府上上一次专业课，一般是晚上7点开始，讲到10点左右结束，一次先生给我们上课居然到凌晨1点多才下课，要不是李宝通师兄发出了鼾声，先生仍犹意未尽。金先生上课时多次与我们进行讨论，如他问我们对具体史料或对经典作家的一段话的理解或看法，课堂气氛非常民主。上课时先生要给我们沏上其家乡的上等龙井茶，尽管先生早已戒烟，却不时给我们散发牡丹牌香烟，如果我们动作慢，先生就会给我们散烟并亲自点烟。不仅如此，先生作为系主任每个星期六下午都去一次系里，处理完系里的工作后，便会来到宝通师兄和我合住的宿舍（王三北师兄不住研究生宿舍），与我们交谈两个小时左右，谈学问，讲人生，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这样每个星期六下午我们绝不会外出。在当时全校同级的13个研究生同学中，都对我和宝通师兄非常羡慕。我们有金先生这样的老师，确实非常幸运。今天，老师上课时的音容笑貌仍时常浮现在眼前。

    先生在学术上的执着与严谨在学术界有口皆碑，对自己的要求近乎严苛。上世纪80年代初，先生应约为上海高校的一本纪念文集撰写论文，最后清样都看过两遍，先生还是主动撤稿了，他认为论文中一部分的基本观点在其以前的论著中已经表述过，绝不可重复发表。先生在上大学时署名发表了题为《汉末至南北朝南方蛮夷的迁徙》（《禹贡》1936年第12期）的论文。原来金先生在大学时同时选修了蒙文通教授的《魏晋南北朝史》和冯家昇教授的《沿革地理》等课程。冯教授课后要求交作业，金先生便将所听蒙教授的上课笔记进行了认真整理，搜集史料并参考了前人论著后，认真作了补充完善作为作业上交，便回老家萧山度暑假去了。冯教授认为金先生作业写得非常好，就直接将其推荐到《禹贡》发表。等金先生回京后看到杂志后，认为文章主要是根据蒙教授讲授的思路写成，自己只是对其进行了补充、完善，不应该算自己独立的学术论文。金先生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我在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时，就多次听到金先生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和历史系教师会上讲过此事，在给我们研究生上课时也谈到此事，先生讲他就为此事而患了神经衰弱症，苦不堪言！ 金先生将此事记了一辈子，时常讲起，讲给别人听，更是讲给自己听，时常警示自己和学生。每每听到这里，我们学生都会受到一次心灵洗礼！ 先生治学之严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作为多次聆听金先生讲授中古历史的学生，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将老师的讲授内容进行必要的整理而出版。这次整理，主要根据《中国古代史》中册第六章“隋唐五代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的强化、各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农民起义的巨大作用”，以及金先生给77级本科生、81级隋唐史硕士研究生上课时的笔记整理而成。全书分为十二讲或十二个专题，均是隋唐五代史中最核心的内容。在整理过程中，大学同班同学青岛大学李曙新教授、师兄李宝通教授提供了其大学笔记、研究生笔记以作参考。

    这次整理，尽量根据先生讲义的原貌，我只是做了如下具体工作：一是对原讲义中所引用的史料进行了逐条核实，因为当时的印刷水准有限，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只是进行了技术方面的处理。二是对个别不太清楚的地方，按照金师其他论著做了必要的补充或说明，这样便在注释中以“明孔按”或“按”标识。三是根据当下出版社对于学术著作的规范及其他具体要求，对文中的个别表述及注释作了一定的处理。从整体上讲，《隋唐五代史要义》一仍原貌，保留了当时老师讲义的原生态，反映了50年前作者的时代特征。我想，这是金先生自始至终追求主客相通、古今相通的心愿。

    （编者注：今年是隋唐史名家金宝祥先生诞辰1 10周年、去世20周年，本报特刊发金先生弟子魏明孔先生此文，以表纪念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