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繁荣——孟德斯鸠论人口

    1749年，孟德斯鸠说，他毕生精力都耗尽在《论法的精神》这本书上。此言不假，此书整整花了他20年的时间。其实，除了这本书之外，还有一本书也耗费了他毕生的时间，这就是小说《波斯人信札》。此书大约在1709年孟德斯鸠20岁时动笔，1721年出版。从1721年到1754年间，他还在不断修改润色，直到1755年去世前几个月，才完成了最后的定稿。从这一时间线来看，《波斯人信札》的确倾注了孟德斯鸠的一生，是其呕心沥血之作。

    此书由160多封信件构成，可以算议论性小说。孟德斯鸠想借助虚构来针砭时政、启迪民众，描划未来理想社会。此书一出版立刻畅销，据说当时的巴黎人奔走相告，纷纷打听作者是谁，读过这本书没有。书商也时刻盘算着如何能出版一本这样的小说，既可获利，又能创造影响，有时见到过路的文人，就一把拉住说：先生，请你也替我写一本《波斯人信札》吧。

    正如孟德斯鸠本人所说，他的所思所想主要集中于社会变革，尤其注重那些巨大的变革。除了关注政治、经济、宗教、道德等重要问题外，有一天他还突然想到了人口，提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问题，这就是此书第121封信所写：“你也许没有注意到一件事，这件事天天使我吃惊。何以世界上的人口和往昔相比，现在剩下的这样少？”（孟德斯鸠著，罗大冈译：《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下同〕，第191页）他列举了很多国家的例子，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波兰、亚洲、美洲等，对此忧心忡忡，认为长此以往，十个世纪以后，全球势必只剩下一片沙漠，没有人烟了。

    什么原因造成了人口减少这一现象？ 孟德斯鸠先从风俗说起，在梳理了各国的婚姻习俗之后，重点论述了不同体制对人口的影响。他认为，在专制体制下，一个君主拥有人数众多的后宫，使其他人丧失了生殖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体制下，“那里君主、廷臣以及若干个别人士占有全部财富，同时别的人却全体在极度贫困中呻吟。假若有人，生活并不舒适，而且自己觉得他生了儿女一定会比他更贫苦，他就不结婚了。或则他虽结婚，却怕有为数过多的儿女，他们可能把他的财产整个打乱，可能他们的生活处境，比他们父亲更为下降。”（《波斯人信札》，第210页）

    由此可见，孟德斯鸠清楚地表述了政治体制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但如果仅仅从这一维度来观察中国的人口变化，就会觉得这一结论有些轻率，不太符合古代中国的现实。其实就中国古代而言，在每个王朝的开端，特别是实行惠民政策之后，人口都是增长的。哪怕是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农民们也还是要多生孩子。因此，社会体制和人口增长之间存在着诸多变量，确实复杂。

    但紧接着，孟德斯鸠又从人口质量角度来讨论人口增长问题，这一观点让人眼睛一亮，确是点明了问题的要点。请看孟德斯鸠是如何表述的：

    但是，这许多儿童在贫困中生活

    得毫无生气，对于国家有什么用处呢？ 他们几乎全部随生随灭；他们绝不会发展得很好；羸弱无力的孩子，在千种方式之下陆续死亡，同时又被频数的平民疾病大批卷走，那种疾病是贫困与恶劣食物所经常造成的。有的侥幸死里逃生，到了成年，却无成年的体力，于是终身萎靡不振。

    人和植物一般，如果不好好培养，决不能生长得很好：在穷困的人民之间，人种受到损失，有时甚至退化。

    （《波斯人信札》，第211页）

    其实，这段表述才是孟德斯鸠要陈述的关键所在：我们既要看到人口的数量，更要注重人口的质量。而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下，社会的极度贫困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口数量下降，同样也无人口质量的提升。就算短暂的时期有过数量的增加，但质量的下降对于未来人口数量的增长仍将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很明显，在孟德斯鸠看来，专制和贫困将会严重影响人口的再生产，与之相反的是，自由与富裕将会带来人口的数量的增加与质量的提升。请看孟德斯鸠对此的陈述：

    政府温和，可以非常有效地帮助人口繁衍，所有的共和国，即为经常的例证。其中尤其是瑞士与荷兰，如果从它们的土地性质考虑，可以说都属于欧洲最坏的地区，但是人口最为旺盛。

    最吸引外国人的，莫过于自由与富裕；富裕永远随自由而来；自由本身，为人所追求，而我们则为需要所引导，到那些富裕的国度中去。

    在这样的地方，人口可以倍增。在这里，物产阜丰，足供孩子们的需要，同时毫不减少对父亲们的供应。

    从公民间的平等，通常可以产生财产的平等，并且将富庶和生命，带到政治机体的各部分，从而散播到全国。（《波斯人信札》，第210页）

    他在第114封信中也这样写道：“一国之中，人愈多则商业愈繁荣；我也能同样容易地证明，商业愈繁荣，人数愈增加：二者互相扶助，互为必要的有利条件。”（《波斯人信札》，第198页）

    读完这些段落，才能明白孟德斯鸠在人口问题论述中，是想要借此来指明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特征，那就是自由与繁荣，而只有自由才能带来繁荣。人口的增减、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都与此密切相关。在我看来，这也是孟德斯鸠突然要讨论人口问题真实的内在动因。只是他故意要用一种让人“吃惊”的方式来达到一种修辞上的效果。

    如果说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用让人吃惊的方式来考虑人口问题，那么，从集20年时间所写就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再次来讨论人口问题，则完全可以明晓其良苦用心。在书中，孟德斯鸠写了“法律和人口的关系”这一章，其中又专门谈到了罗马各领地政府的暴虐和人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们是在暴虐的政府之下才导致贫困的。在遭受专制主义蹂躏的国家，土地本来足以养活一个民族，却几乎养活不了一个家庭。老百姓在这些可怜的土地上，也是没有立锥之地的。而当一个国家和一个人处于贫困状态，是不可能实现人口增长的。

    时过境迁，我们不能用人口学家的标准来要求孟德斯鸠，认为他对人口的论述存在很多错误，其实他也并非真的要去讨论人口问题，以表明自己学识渊博，对人口问题也有精深独到的研究。我们要看到，孟德斯鸠只是将人口作为一种表征，借助人口数量的变化来思考经济繁荣的原因何在，其真实的目的是要探讨自由与繁荣之间的关联。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证明了孟德斯鸠的这一观点，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富足，包括人口的增加，都与自由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一个像法国那样专横暴政的国家，政府权力不受任何制约，既没有对财产权的保护，也没有对人的权利的保障，甚至还“随心所欲，左右臣民的思想”（《波斯人信札》，第39页）这怎么能有经济的繁荣呢？

    与孟德斯鸠同时代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和远在法国的孟德斯鸠的观点一致，也是力主自由是繁荣的必需条件。如果没有这一前提，不仅是人口的减少，而且是经济的凋敝、社会的贫困。有位学生记录下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讲座，说斯密认为“富裕和自由”是“人类能够拥有的两个最大恩赐”。（克里斯托弗·贝瑞著，马庆译：《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8页）他也常常将“文明”与“繁荣”这两个词联在一起使用。例如，在《国富论》中，他就指出如何实现文明而繁荣。（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页）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在使用“文明的”（civilized）这个词时，常常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同时在一定时候也指称“自由”。在历史进程中，英国率先实现了这一目标，确立起了这一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就对英国的贸易精神作过这样的评论：“它是世界上最能够同时以宗教、贸易和自由这三种伟大的事业自负的民族。”（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9页）

    正是在这一思路中，我们可以理解孟德斯鸠的意旨，以及在“吃惊”背后所隐含的对何为一种社会“常态”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