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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4年03月06日 星期三

    自由与繁荣——孟德斯鸠论人口

    李宏图 《 中华读书报 》( 2024年03月06日   19 版)

        1749年,孟德斯鸠说,他毕生精力都耗尽在《论法的精神》这本书上。此言不假,此书整整花了他20年的时间。其实,除了这本书之外,还有一本书也耗费了他毕生的时间,这就是小说《波斯人信札》。此书大约在1709年孟德斯鸠20岁时动笔,1721年出版。从1721年到1754年间,他还在不断修改润色,直到1755年去世前几个月,才完成了最后的定稿。从这一时间线来看,《波斯人信札》的确倾注了孟德斯鸠的一生,是其呕心沥血之作。

        此书由160多封信件构成,可以算议论性小说。孟德斯鸠想借助虚构来针砭时政、启迪民众,描划未来理想社会。此书一出版立刻畅销,据说当时的巴黎人奔走相告,纷纷打听作者是谁,读过这本书没有。书商也时刻盘算着如何能出版一本这样的小说,既可获利,又能创造影响,有时见到过路的文人,就一把拉住说:先生,请你也替我写一本《波斯人信札》吧。

        正如孟德斯鸠本人所说,他的所思所想主要集中于社会变革,尤其注重那些巨大的变革。除了关注政治、经济、宗教、道德等重要问题外,有一天他还突然想到了人口,提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问题,这就是此书第121封信所写:“你也许没有注意到一件事,这件事天天使我吃惊。何以世界上的人口和往昔相比,现在剩下的这样少?”(孟德斯鸠著,罗大冈译:《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下同〕,第191页)他列举了很多国家的例子,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波兰、亚洲、美洲等,对此忧心忡忡,认为长此以往,十个世纪以后,全球势必只剩下一片沙漠,没有人烟了。

        什么原因造成了人口减少这一现象? 孟德斯鸠先从风俗说起,在梳理了各国的婚姻习俗之后,重点论述了不同体制对人口的影响。他认为,在专制体制下,一个君主拥有人数众多的后宫,使其他人丧失了生殖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体制下,“那里君主、廷臣以及若干个别人士占有全部财富,同时别的人却全体在极度贫困中呻吟。假若有人,生活并不舒适,而且自己觉得他生了儿女一定会比他更贫苦,他就不结婚了。或则他虽结婚,却怕有为数过多的儿女,他们可能把他的财产整个打乱,可能他们的生活处境,比他们父亲更为下降。”(《波斯人信札》,第210页)

        由此可见,孟德斯鸠清楚地表述了政治体制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但如果仅仅从这一维度来观察中国的人口变化,就会觉得这一结论有些轻率,不太符合古代中国的现实。其实就中国古代而言,在每个王朝的开端,特别是实行惠民政策之后,人口都是增长的。哪怕是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农民们也还是要多生孩子。因此,社会体制和人口增长之间存在着诸多变量,确实复杂。

        但紧接着,孟德斯鸠又从人口质量角度来讨论人口增长问题,这一观点让人眼睛一亮,确是点明了问题的要点。请看孟德斯鸠是如何表述的:

        但是,这许多儿童在贫困中生活

        得毫无生气,对于国家有什么用处呢? 他们几乎全部随生随灭;他们绝不会发展得很好;羸弱无力的孩子,在千种方式之下陆续死亡,同时又被频数的平民疾病大批卷走,那种疾病是贫困与恶劣食物所经常造成的。有的侥幸死里逃生,到了成年,却无成年的体力,于是终身萎靡不振。

        人和植物一般,如果不好好培养,决不能生长得很好:在穷困的人民之间,人种受到损失,有时甚至退化。

        (《波斯人信札》,第211页)

        其实,这段表述才是孟德斯鸠要陈述的关键所在:我们既要看到人口的数量,更要注重人口的质量。而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下,社会的极度贫困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口数量下降,同样也无人口质量的提升。就算短暂的时期有过数量的增加,但质量的下降对于未来人口数量的增长仍将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很明显,在孟德斯鸠看来,专制和贫困将会严重影响人口的再生产,与之相反的是,自由与富裕将会带来人口的数量的增加与质量的提升。请看孟德斯鸠对此的陈述:

        政府温和,可以非常有效地帮助人口繁衍,所有的共和国,即为经常的例证。其中尤其是瑞士与荷兰,如果从它们的土地性质考虑,可以说都属于欧洲最坏的地区,但是人口最为旺盛。

        最吸引外国人的,莫过于自由与富裕;富裕永远随自由而来;自由本身,为人所追求,而我们则为需要所引导,到那些富裕的国度中去。

        在这样的地方,人口可以倍增。在这里,物产阜丰,足供孩子们的需要,同时毫不减少对父亲们的供应。

        从公民间的平等,通常可以产生财产的平等,并且将富庶和生命,带到政治机体的各部分,从而散播到全国。(《波斯人信札》,第210页)

        他在第114封信中也这样写道:“一国之中,人愈多则商业愈繁荣;我也能同样容易地证明,商业愈繁荣,人数愈增加:二者互相扶助,互为必要的有利条件。”(《波斯人信札》,第198页)

        读完这些段落,才能明白孟德斯鸠在人口问题论述中,是想要借此来指明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特征,那就是自由与繁荣,而只有自由才能带来繁荣。人口的增减、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都与此密切相关。在我看来,这也是孟德斯鸠突然要讨论人口问题真实的内在动因。只是他故意要用一种让人“吃惊”的方式来达到一种修辞上的效果。

        如果说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用让人吃惊的方式来考虑人口问题,那么,从集20年时间所写就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再次来讨论人口问题,则完全可以明晓其良苦用心。在书中,孟德斯鸠写了“法律和人口的关系”这一章,其中又专门谈到了罗马各领地政府的暴虐和人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们是在暴虐的政府之下才导致贫困的。在遭受专制主义蹂躏的国家,土地本来足以养活一个民族,却几乎养活不了一个家庭。老百姓在这些可怜的土地上,也是没有立锥之地的。而当一个国家和一个人处于贫困状态,是不可能实现人口增长的。

        时过境迁,我们不能用人口学家的标准来要求孟德斯鸠,认为他对人口的论述存在很多错误,其实他也并非真的要去讨论人口问题,以表明自己学识渊博,对人口问题也有精深独到的研究。我们要看到,孟德斯鸠只是将人口作为一种表征,借助人口数量的变化来思考经济繁荣的原因何在,其真实的目的是要探讨自由与繁荣之间的关联。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证明了孟德斯鸠的这一观点,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富足,包括人口的增加,都与自由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一个像法国那样专横暴政的国家,政府权力不受任何制约,既没有对财产权的保护,也没有对人的权利的保障,甚至还“随心所欲,左右臣民的思想”(《波斯人信札》,第39页)这怎么能有经济的繁荣呢?

        与孟德斯鸠同时代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和远在法国的孟德斯鸠的观点一致,也是力主自由是繁荣的必需条件。如果没有这一前提,不仅是人口的减少,而且是经济的凋敝、社会的贫困。有位学生记录下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讲座,说斯密认为“富裕和自由”是“人类能够拥有的两个最大恩赐”。(克里斯托弗·贝瑞著,马庆译:《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8页)他也常常将“文明”与“繁荣”这两个词联在一起使用。例如,在《国富论》中,他就指出如何实现文明而繁荣。(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页)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在使用“文明的”(civilized)这个词时,常常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同时在一定时候也指称“自由”。在历史进程中,英国率先实现了这一目标,确立起了这一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就对英国的贸易精神作过这样的评论:“它是世界上最能够同时以宗教、贸易和自由这三种伟大的事业自负的民族。”(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9页)

        正是在这一思路中,我们可以理解孟德斯鸠的意旨,以及在“吃惊”背后所隐含的对何为一种社会“常态”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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