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月亮“人文内涵”的近代演化史

    在浩瀚的宇宙中，月亮是除了太阳以外人类最易感知的天体运行物（星星在这方面并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月亮长久以来都是作为孤独的人类的伴侣而存在的，古人常常将月亮视作一位朋友、知己或是一个精神上的依托对象。她的阴晴圆缺、昼夜更替以及特有的月色都最易引发人们无尽的遐想。明月长在，但人生如白驹过隙。古人与月亮的关系如此密切，月亮不仅承担着人们的各种情感寄托，而且也是世俗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月亮的形状变化与运行周期作为重要的时间刻度，亦是判定很多“人事”行为的基本依据。月圆之时往往意味着节庆时刻的来临，预示着重大事件的发生，月亮的圆缺变化甚至成为判断吉凶的标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月亮的认知、书写与想象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丰富的知识图谱。明末清初以来，伴随现代天文学、物理学等新知的系统传入，有关月亮的知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型，构成了与国人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思想与观念变化，最终影响到行为实践。学界以往对于月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天文学界或自然科学史领域，更多是置于技术层面进行解读，很少有人意识到她可以走进历史学家的视野。黄兴涛教授多年潜心于明清西学史研究，并长期受到新文化史方法的启迪，在这两种学术路径的交汇融通中，他很早就注意到近代传入的月球新知影响到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时空观念、思维方式、精神世界以及文学书写，由此连带产生有关月亮的新的话语言说、信仰习俗与制度兴废等。进入20世纪之后，这些影响进一步蔓延到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多个领域，辐射范围继续扩大，月亮的人文内涵发生深刻变化，其中包含了东方与西方、科学与迷信、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的交争互动。在黄兴涛教授的主持统筹下，通过与代聪、李世鹏等几位年轻作者的集体协作，经过五年多的打磨，最终完成《月亮的“人文史”：近代中国月亮的认知、书写与话语》（黄山书社2023年11月出版。以下简称《月亮》）一书。

    什么是“人文史”？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201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创办了《人文史》（Histo⁃ry of Humanities）杂志。其初衷主要是为纠正人文学科的重要贡献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这一事实，是对人文主义危机不断加剧的回应，是人文研究者提升人文学科在学术界的地位与话语权的尝试与努力。陈恒教授曾向国内介绍这一杂志并阐发相关概念。他倾向于把人文史视为研究人类认知的一门学问，是一部人类精神的表达、展现史，也可以说主要是人文学科史（参见陈恒：《人文史：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光明日报》2016年10月8日）。

    《月亮》一书对人文史的理解与上述解说有共通的地方，他们都偏重对人类心灵与文化层面的追寻以及对精神世界本质的反思。不过，本书英文译为“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Moon”，没有使用“His⁃tory of Humanities”这一概念，作者显然是自觉的，是想有别于一般“人文学科史”。从译名来看，本书的“人文史”仍属“文化史”的大范畴，不过前者范围比后者略狭。在黄兴涛的解说中，人文史是一种自觉以人为本，同自然相对立、却无法与之相离，且最终应与之相契相融的人文书写之历史；同时，它又与科学有区别、但不能与科学相悖，且终须经过现代科学的适度洗礼，以及现代性的整体滋润，带有一点“人文主义”反思意味和现代性反省内涵的文化史。

    那么，如何将“人文史”的视野与方法落实到月亮这一独特的认知领域？ 纵观全书，黄兴涛等所关注的并非是作为实体的自然月亮自身发展的历史，而是从社会和文化双向互动的维度，探讨月亮与近代中国人关系的变化以及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与角色。本书紧密围绕近代中国月亮的认知、书写与话语三个维度，叙写出月亮人文内涵在近代中国的演化历史。

    第一个维度是“认知”。明末清初，月亮新知首先被耶稣会士以上帝的名义带到中国，后又被以现代天文学的形式进行传播。黄兴涛等重点分析了清朝两广总督阮元在1820年左右所作的一首《望远镜中望月歌》，惊叹于其中传递出的月亮新知、宇宙观念，以及由此激发出来并与传统月亮神话融合的梦幻般的奇诡想象，不仅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内在逻辑关联，更需重新审视清代士大夫的知识结构及其指导之下的行为实践。

    本书在这一部分还论述了诸多清代官方历书对月亮的科学认知与政府层面日月食救护礼制的同步运行；论述了以嫦娥、玉兔等元素构建的神话境界在科学宇宙观下已经“祛魅化”，但祭拜月神的中秋习俗并未消失。另外，从清末开始，中国人已经开始探索抵达月球的可能。虽然当时的中国人还只是有关登月知识和火箭实验的旁观者，但并非没有意义，它展示出一种主动融入的姿态，蕴含着一种力量，构成了我们今日正在实施的载人登月计划的重要精神源头。

    第二个维度是“书写”。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对月亮的吟咏是长久不衰的主题，古人借助月亮表达别离与团圆，孤独与寂寞，相思之苦与故乡情怀。现代新文学（诗歌、小说、散文）兴起之后，赋予月亮意象新的时代意涵。现在文人笔下的月亮进入到浪漫主义、唯情主义、阶级话语、左翼文学和风月小说等的多元语言表达和书写中，营造出与古典诗词不一样的意境、格调与象征。月亮的文学与艺术书写无疑属于月亮人文史的重头内容，本书对此投入了较多篇幅，分别聚焦于“五四”时期的咏月情诗、张爱玲小说中关于月亮的女性书写，以及对“嫦娥奔月”神话故事的现代改造等问题，来展开历史考述。

    第三个维度是“话语”。近代中国曾形成多种与月亮有关的时代话语，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应是“外国月亮比中国圆”。全书对这一话语传播背后蕴含的国人在文化选择上的迷茫，以及精神和心理上的困惑（“不自大就自卑，从自大到自卑，既自大又自卑”）进行了细致描绘，堪称点睛之笔。需要指出的是，黄兴涛等的考证是多维度的，不仅分析了其中反映的国人盲目崇信外国一切的极端缺乏民族自信的文化心态，同时还注意到了它的逆向使用：一些人坚持“外国月亮比中国圆”，只是借此表达对国民党政府统治现实的不满和对国民党自我粉饰的嘲弄，因此不应总被视为消极。作者还提醒，随着该话语传播和运用的日益普遍，其所内蕴的民族主义规训逻辑带来的某种政治性、独断性也在不断得到强化，国民党就经常通过批判这一说法为自己护短。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沦为了文化保守者振振有词、借以反对现代化改革的话语工具。而在冷战初期，它又一度成为抵制资本主义全面侵蚀的话语武器。这是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贡献，同时也是近代中国话语研究的一个典范。

    概而言之，本书探讨的月亮的“人文史”，就是一部月亮与人关系的变迁史。在古代世界范围内，月亮都是一种参照，是人间社会的一个镜像，“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而到了近代社会，月亮与人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逆转”，月亮逐渐成为人类欲要探解、征服、索取、利用的对象。在《月亮》中，黄兴涛强调将“人文史”视为一种视角与方法，作者注重揭示近代月亮新知的形成所传导的一系列联动反应，尝试从这一视角思考“人文现代性”的起点，传递出历史学家的独特视角与价值关怀，这就涉及到“人文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

    所谓的“人文性”，就是对人的尊严、价值与精神追求的关注，更侧重于智识或心理层面，与文化的相关性更强。作者关注的“人文性”承担着对“现代性”的反思职能与任务，展示出一种对现代性科技文明弊端有所反思的学术路径。不过，不必将二者对立起来，本书作者对此有清醒认识，注意到二者的兼顾与融通。在他们看来，“人文性”无疑需要“现代性”的洗礼，而超越“神文”、捍卫人的尊严、自由和价值的人文主义本身，也正是西方现代性的起点所在。但现代性发展到今天，许多方面却同人的尊严、价值甚至“人之为人”的核心追寻日益背道而驰。“现代性”越发展，越需要人文关怀，需要不断从人文视角进行反思，进而实现一种“牵制”与“拉扯”，我们不应因为走得太远而忽视了当初为什么出发。只有具有充分的反思能力，人类才不至于因过度自大而显得无知。这也是驱动作者开展此项研究的真实动力。

    现代天文学知识的传入是引动月亮人文内涵发生变化的重要力量，但并非是唯一因素。应该说，近代以来月亮“人文内涵”的变化是各种因素发挥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那些源自古老自然崇拜的文化习俗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解体。相对而言，月亮文化的保存比较完整，虽然有更严密、精确的现代月球知识的传入，但并未引发剧烈冲突，而是以一种相对和缓的方式，呈现出异质文化的同步运行状态，这并非是一个“科学之光驱走迷信的迷雾如此简单的线性过程”。即使月亮“神话”不再神圣，但其强韧的“人文内涵”仍在不断延续，这也是我们探讨“人文月亮”的重要缘由之一。不过，这种延续仍需借助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比如在恋爱关系中，月亮化身为定情见证者与护情使者，也是中国传统月亮文化中相思情的自然延伸。再以中秋为例，从传统的月亮祭拜与现代消费主义兴起之后出现的公共娱乐，这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他们都处在中秋文化这根链条之上，总体上似乎并没有溢出。

    在当代社会，月亮确实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呈现不断“退出”的趋势。她原本孤悬在夜空中，但在视觉上却经常处于“盲区”进而呈现一种“消失”状态，尤其是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对月亮的感知越来越迟钝，甚至习焉不察，“床前明月光”早已成为一种奢望，停留在远古的想像之中。不过，这种“退出”与“消失”仍是有限度的。虽然月亮早已变成人类可达之地，月球上面真实的空旷与荒凉早已得到非常清晰的呈现，但并不会阻止我们对月亮充满诗意的想像，月亮仍然深深地植根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与文化生活中，至今仍有顽强的文化生命力，也从未丧失浓郁的人文生机，我们仍然愿意遐想广寒宫的玉兔与嫦娥，仍然愿意将人类的复杂情感寄托于一轮明月。

    细致阅读《月亮》一书，能够深切感受现代性的形成、影响和反思的意义，也能够因之进一步体察人文关怀的追求和价值。本书可以视为丰富近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又一特色成果，也彰显了作者保持学术创新自觉的可贵意识。

    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人文史”这一概念的提出都为时尚短，其边界也比较模糊。这种模糊的伸缩性一方面带来了操作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本书恐怕是中文世界里最早以月亮为研究对象的近代思想文化史著作，同时也是国内自觉从月亮视角探讨“人文史”写作的最初尝试。《月亮》一书提出了很多问题，也留下了不少空间。如果有后来者能够以此为线索继续跟进，相信会有更多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