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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那天，我要了一份礼物：房屋清扫服务。具体来说，是清扫卫浴和地板，如果加洗窗户的费用也合理的话，那就一并清洗。对我来说，这个礼物与其说是打扫屋子，不如说我终于可以摆脱家务责任一次。我不必打电话向多家家政公司询价，不必研究及比较每家公司的服务质量，不必付款及预约清扫时间。我真正想要的礼物，是摆脱脑中那个老是纠缠着我的情绪劳动。
我丈夫等着我改变主意，换成一份比房屋清扫服务更“简单”的礼物，例如他可以上亚马逊一键下单的东西。但我坚持不改，他失望之余，在母亲节前一天终于拿起预约电话，但询价后觉得太贵了，信誓旦旦地决定自己动手。其实我真正想要的，是希望他上脸书请朋友推荐几家家政公司，自己打四五通电话去询价，体验一下这件事要是换我来做，势必得由我来承担的情绪劳动。
结果母亲节那天，我收到的礼物是一条项链，我丈夫则躲去清扫卫浴，留下我照顾三个孩子，因为那时家里其他地方一片混乱。他觉得，自己正在做我最想看到的事——给我一个干净如新的浴室，而且不必我自己动手清洗。所以当我经过浴室，把他扔在地板上的鞋子、衬衫、袜子收好，却丝毫没注意到他精心打扫的卫浴时，他很失望。
我走进衣帽间，被一个搁在地板上的塑料储物箱绊倒——那个箱子是几天前他从高架子上拿下来的，因为里面有包装母亲节礼物所需的礼品袋和包装纸。他取出需要的东西，包好他要送给母亲和我的礼物后，就把箱子搁在了地板上，储物箱就变成碍眼的路障，也是看了就生气的导火线。每次我要把换洗衣服扔进脏衣篓，或是去衣帽间挑衣服来穿时，那个箱子就挡在路中间。几天下来，那个箱子被推挤、踢踹、挪移到一旁，但就是没有收回原位。而要想把箱子归位，我必须从厨房拖一张椅子到衣帽间，才能把它放回高架子上。
“其实你只需叫我把它放回去就好。”他看到我为箱子心烦时这么说。
这么明显的事情。那个箱子就挡在路中间，很碍事，需要放回原位。他直接把箱子举起来、放回去，不是很简单吗？ 但他偏偏就是绕过箱子，故意忽视它两天，现在反而怪我没主动要求他把东西归位。
“这正是症结所在。”我眼里泛泪，“我不希望这种事还要我开口要求。”一个显而易见的简单任务，对他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为什么他偏偏不肯主动完成？ 为什么非得我开口要求不可？
这个问题促使我含泪据理力争。我想让他了解，为什么当一个家务管理者，不仅要发现问题、分配家务，还得若无其事地要求大家配合是那么累人的事；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承担了所有的居家打理责任，使其他人免于承受心理负担。有事情需要处理时，只有我注意到，而且我的选择很有限，要么得自己完成，不然就得委托别人来做。家里牛奶没了，我得记在购物清单上，或是让丈夫去超市购买，即使最后一口是他喝光的。家里的卫浴、厨房或卧室需要打扫时，也只有我注意到。再加上我十分注意所有细节，往往导致一项任务暴增成二十项。我把袜子拿去洗衣间时，注意到有个玩具需要收起来，于是我开始动手整理游戏室，接着我又看到一个搁在一旁的碗没放入水槽，于是我又顺手洗了碗盘……这种无止境的循环令人烦不胜烦。
家务不是唯一令人厌烦的事。我也是负责安排时间表的人，随时帮大家预约行程，知道行程表上有哪些待办事项。我也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比如我丈夫把钥匙扔在了哪里、婚礼何时举行及着装规定、家里还有没有柳橙汁、那件绿毛衣收在哪里、某某人的生日是几号、晚餐吃什么，等等，我都知道。我的脑中存放着五花八门的清单，不是因为我爱记这些事情，而是因为我知道其他人都不会记。没有人会去看学校的家长联络簿，没有人会去规划朋友聚餐要带什么餐点前往。除非你主动要求，否则没有人会主动帮忙，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然而当你主动要求，并以正确的方式要求时，又会是一种额外的情绪劳动。我希望丈夫打扫院子，但又想维持婚姻和谐时，必须注意自己讲话的语气，以免言语间流露出些许的怨恨，因为要是我不主动提醒，他永远不会注意到院子需要打扫了。
那个母亲节迫使我潸然泪下的原因，不单是那个一直搁在地上的碍眼储物箱，也不是因为丈夫无法送我真正想要的礼物，而是经年累月下来我逐渐变成家中唯一的照护者，照顾每件事、每个人，而所付出的劳心劳力完全不被看见。当我意识到自己无法向丈夫解释为何如此沮丧时，我终于达到情绪爆发的临界点，因为我再也找不到那些情绪的源头了。
我这辈子已经习惯了超前思考，预测周遭每个人的需求，并深切地关心他们。情绪劳动是我从小就接受的一项技能训练。相反地，我丈夫从来没受过相同训练，他懂得关心他人，但他并不是体贴入微的照顾者。然而，当我认为自己不仅是那份工作的更好人选，更是最佳人选时，那也表示我把一切事情都揽在了自己身上。我比较擅长安抚孩子的脾气，所以这件事情由我来做。我比较擅长维持屋内整洁，所以我负责绝大多数的打理及任务分派。我是唯一在乎细节的人，所以由我来掌控一切是很自然的事。当他不需要我开口就主动完成一项任务，并承担过程中的精神负担时，那是在对我展现“美意”。但同样的任务由我来做时，却无法指望同样的回报。对我来说，情绪劳动变成一个竞技场。
我感到愤怒，精疲力竭。我不想战战兢兢地走在一条微妙的分隔线上，一边要顾及他的感受，一边又要清楚传达我的想法。我不想事无巨细地管理家里所有大事小事，我希望另一半可以跟我一样主动积极地面对家务。不过我试图向丈夫解释这点时，他很难理解“倒垃圾”和“注意何时该倒垃圾”的差别。只要任务完成了，管他是谁要求完成的！ 那有什么大不了的？ 听他这样反问时，我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最终，我决定把导致那一刻混乱的所有挣扎和沮丧写下来，以专文发表在《时尚芭莎》上。我知道有些女性马上就抓到了我那篇文章想表达的重点，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做这种隐形工作。当这篇《女人不是唠叨——我们只是受够了》以惊人的速度被疯狂转发时，我还是很惊讶。数千名读者留言及评论，很多女性纷纷分享她们的“母亲节时刻”，她们也遭遇过伴侣不明就里的反驳，不知该如何解释自己的所思所想。数百万来自各行各业的妇女纷纷点头说：“是啊，我也是！”那个联结时刻令人欣慰，也令人灰心。我不禁纳闷：“为什么现在才引起那么大的回响？”
我并非第一个思考“情绪劳动”这个概念的人。社会学家当初创造这个词汇，是为了描述空乘人员、女佣和其他服务人员必须在工作上展现出快乐的模样，以及愉悦地应对陌生人的样子。这种“情绪劳动”的定义在霍克希尔德1983年的著作《心灵的整饰》中受到瞩目，其他的社会学家在学术期刊上进一步阐述“情绪工作”这个主题。2015年，杰丝·齐默尔曼（Jess Zimmerman）聚焦女性在个人社交圈里（其实是随时随地）从事情绪工作的方式，再次开启了大众对情绪劳动的讨论。
齐默尔曼的文章引发热烈讨论，数千位女性到网站上留言，并分享自身的情绪劳动经历。所有读者似乎都把情绪劳动视为一种需要特别投注的心力，其中包括对需求的预期、对各种优先要务的权衡和平衡、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同理心，等等。罗丝·哈克曼（Rose Hackman）在《卫报》上发表的热门文章，又进一步扩展了情绪劳动的定义外延。她主张情绪劳动可能是女权主义的下一个战线。其后两三年间，“情绪劳动”这个议题持续获得愈来愈多的关注，有无数文章探讨情绪劳动及这种劳动的无处不在。
坦白说，我觉得那是因为女性已经受够了，忍无可忍。情绪劳动不仅仅是令人沮丧的关于家事抱怨的来源，更是系统性问题的主要根源，那些问题涉及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以破坏性的方式将我们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凸现出来。社会深深地寄希望于女性担负起家中一切累人的精神劳动和情绪劳动，而那些受惠最多的人大多没有意识到这类劳动，导致那些隐约的预期在我们小心翼翼穿越一个几乎别无选择的文化时，轻易地跟随着我们进入家庭之外的世界。我们只好改变自己的语言、外表、言谈举止、内心的预期，以维持和睦。我们已经感受到这些劳动所付出的代价，而且这些代价往往不被看见。
在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中，这种加乘式的情绪劳动会变成常态。日积月累下来，你的生活变成一张错综复杂的网，只有你自己知道怎么驾驭它。你必须引导其他人在这套精心打造的系统中穿梭，以免他们卡住或陷落。为了管理他人的情绪和预期，你需要越过重重障碍才能让人听到你的心声，耗尽你本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起来的宝贵时间。但当我们的言行不符合既定的权力动态时，就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身为女性，我们必须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营造出同样的温馨感。我们不仅在工作中这么做，回到家里或在外面，也必须对亲友、同仁、陌生人这么做。女性之所以觉得受够了，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这种情绪劳动无法打卡下班。
每个人都必须改变对情绪劳动的看法，这样一来，我们才有可能重新获得情绪劳动这项技能背后的真正价值。没错，情绪劳动可能是我们的克星，但也可能成为我们的超能力。我们需要了解这种劳动有其价值，并把它公之于众，让大家可以清楚看到。这种关怀和管理情绪的智慧是一种宝贵的技能，是一种密集的解题训练，还可以获得同理心的额外效益。我们应该把情绪劳动变成一种人人都该拥有、人人都应理解的宝贵技能，因为它能使我们更充分地体验生活。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改善伴侣和后代的生活。当我们一起消除情绪劳动的不平等时，孩子的未来就被改变了，我们的儿子可以学会恪尽本分，我们的女儿可以学会不必承担别人的分内工作。
（本文摘自《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美］杰玛·哈特莉著，洪慧芳译，新星出版社出版，定价：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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