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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起，有关清末民初中国商会的研究就引起国内一大批学者的研究兴趣。经过多年，苏州、天津、上海、保定等保存较为完好的商会档案相继得以整理出版，以虞和平、马敏、朱英、徐鼎新、宋美云等为代表的一批学人在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商会问题也是引起海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其中，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终身教授陈忠平从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研究近代中国商会问题近二十年。2011年，陈忠平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的英文版专著《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以下简称《社团网络革命》），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2023年7月，《社团网络革命》中文版收入刘东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作为第224种出版。
正如陈忠平所指出的，《社团网络革命》“反映了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西学术界对于明清到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史的高度兴趣，特别是对于清末民初商会史的特殊关注”。因为陈忠平正是接受了著名学者刘广京教授的建议，才把研究领域从明清经济史研究转向商会史研究。在资料搜集方面，陈忠平也得到过虞和平、朱英、马敏等知名学者的帮助。由于使用了包括中、日、英文在内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新的社会学网络理论，并通过对清末民初历史转变的细致分析和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关于商会发展以及商会引发的社团网络革命深刻影响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新见解，《社团网络革命》因此获得了包括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克·格兰诺维特、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周锡瑞、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笛等人的高度评价。个人认为，《社团网络革命》作为一部从商会问题切入、倡导社团网络分析的社会政治史著作，有以下四点特别值得引起国内学术界同仁的关注。
第一，社团网络理论的提出和运用。
网络分析方法在历史学领域中的应用由来已久，在中国商会研究的早期论著中就能发现该方法使用的种种痕迹。但直到2000年前后，传统网络分析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的人际关系，涉及人情、关系、面子等，并认为这种人际关系通常会在正式组织、法律等制度化关系确立后走向衰落。就是说，传统的网络分析把正式组织和其他制度化关系视为人际性社会网络的背景，而非组成部分。实际的人生体验和东西方结合的学术训练使陈忠平体认到制度性关系和人际性关系可以有机结合，于是他考虑把以商会为对象的研究方法从较为传统的组织分析转变为网络分析，并发展出新的网络分析方法。
《社团网络革命》首倡并以新型网络分析方法考察和研究商会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变迁。新型网络分析理论的中心概念和方法是社团网络分析方法，这一分析方法突破了此前学者通过个人“关系”研究而在人际性和制度化关系之间制造的鸿沟。新型网络分析理论指出，社团网络发展和变化的真正动力和意义在于人际性关系的制度化（即关系的规范化、组织化及正式化等等），由此超越个人层次的关系扩大化得以实现，人和组织越来越被卷入多样化联系之中，随着网络成员间互动的强化，产生出推动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新动能。通过使用这一新的网络理论对有关史料进行分析，《社团网络革命》指出，清末商会在江浙地区的率先出现和其他新式社团在近代中国的普遍发展导致了社会政治结构中的社团网络革命。这里所谓的社团网络革命，指空前未有的关系制度化、扩大化、多样化及其各种网络成员互动程度的强化。陈忠平指出：这一社团网络不仅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有效整合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而且成为民国政府追求社会合作和合法性的重要渠道。陈忠平认为，这种商会、新式社团网络及其与清末民初连续更迭的政府间的互动，不仅提供了推进近代中国改良、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及经济现代化的历史发展动力，而且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现代化转变。
第二，区域研究、实证研究、人类学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社团网络革命》英文版和中文版在关键的地理概念表述上基于中西方读者群的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社团网络革命》英文版使用了西方人更为熟悉的“长江下游地区”一词，中文版则全部改成了“江浙地区”。《社团网络革命》研究的的焦点问题是清末民初散布在江浙地区的200多个大小城镇的商务总会、分会和分所，特别是这些商会与江浙地区传统行会组织（会馆、公所）、新式社团（农会、教育会等）组织间的社团网络，以及以商会为核心的社团网络在乡镇、江浙两省区和全国社会政治领域中广泛、深刻和持续的影响。因此，《社团网络革命》实际上可以被看做是一部具有整体史或全体史特征的江南区域社会政治史著作。
在《社团网络革命》一书中，陈忠平搜集、使用了丰富的江浙地方历史资料，包括政府档案、统计数据、地方志书、报纸杂志以及个人日记、回忆录、传记、各种文集等。这些资料中包括了此前学者从未使用过的有关基层商会网络的大量信息。陈忠平还充分利用了定量分析法来处理这些历史数据，并用考证、统计、个案分析等方法，从人物、地域、社会政治等角度，进行深入和广泛实证分析。《社团网络革命》一书中还特别就江浙地区大小城镇商会的人员和组织构成、相互间关系，商会与其他新式社团之间在城市与乡镇、区域内外各个层面的联系和社会政治影响，行会与商会、绅商等地方精英与社会演变、社会精英与国家政治变化等诸方面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社团网络革命》还得益于人类学田野调查。陈忠平在攻读硕士学位其间的1983-1985年，利用三个暑假参加了南京大学历史系部分师生组成的中方团队与美国学者黄宗智、裴宜理、周锡瑞、顾琳合作在上海市松江县华阳桥镇进行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项目。黄宗智所著《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就是与这次调查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结果。这一次历时三年的历史人类学调查对陈忠平深入了解江南乡镇社会大有帮助。《社团网络革命》能够把江浙商会的研究从上海、苏州等大城市的商务总会延伸和深入到江浙小城镇的商务分会、分所，与其参加的松江人类学调查可以说大有关系。
第三，引人入胜、令人回味的历史叙事。
叙事是史学著作的看家功夫。顾炎武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于序事中寓论断”的史家笔法：“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社团网络革命》在历史叙事方面同样有不俗的展现。例如在讲到江苏巡抚程德全“挑瓦革命”的时候，陈忠平首先叙述亲见武昌起义的张謇到苏州拜访了程德全，并帮程德全草拟了一份旨在敦促清廷改组内阁、颁布宪法以遏制革命浪潮的电报。但该电报发出后，清廷反应冷淡，使本来就对清廷歧视汉人不满的程德全、张謇幻想破灭。之后，又叙述担任苏州商务总会总理的尤先甲与苏州教育会、自治公所领袖一起，先后三次见程，并协助程德全安排江苏独立事宜。当程德全在一众高级官员参加的紧急会议上提出江苏独立计划时，仅有极少数人表示反对。于是有如下极具戏剧性的一幕：
（1911年）11月5日上午，驻守苏州的新军从郊区进入市区，支持程德全出任都督，并在“中华民国”的旗帜下，举行军政府的就职典礼。由于苏州的政治革命比立宪派精英和官员所预期的还要和平。他们故意打碎巡抚衙门房顶的几块瓦片，以显示他们的革命“暴力”。
辛亥革命中的这一苏州模式很快影响到苏南的革命运动。商会领袖领导的社团网络的支持对辛亥革命期间的政治变革及新政权的稳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清末民初商会和社会变迁的新见解。
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的那样，该书的主题是由新式社团在清末民初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领导的社团网络革命及其带来的历史性变迁。“清末出现的商会并非仅是商人组成的最早由国家法律承认的新式社团，而是社会政治关系和影响都极为广阔的绅商等社会精英组织。”作者的上述结论，不禁使人想起1949年毛泽东与张元济、程潜、李明灏、陈明仁等人游天坛时曾经对张元济说过的话：“此次革命（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引者注）实为人民革命，非共产[党]所得为私。”（张元济著：《张元济全集》第7卷，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87页）在清末民初的社会政治转变中，这一个无形而蕴含巨大能量的“社团网络”成为埋葬清王朝和中国旧制度的利器。正如陈忠平在书中揭示的那样，这样的“社团网络”，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强大动力和有益工具，同样也是建设中国现代社会的强大动力和有益工具。当然，陈忠平在《社团网络革命》中也提醒说，在利用这一“社团网络”动力和工具的过程中，需要“对（中国）社会政治中人际关系的有害因素进行制度化限制”。
总之，《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是一部深受中西方学术传统浸润，采用了新方法、发掘了新材料、提出了新观点、创发了新理论，在对近代商会和社团史研究范式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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