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敬谈枕边书

    所有的研究成果必然离不开长期阅读的积累。能谈谈您的阅读生活吗？ 最早的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吴思敬：我家祖辈全是学买卖的，但有读书传统，大门上镌刻着一辐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家中设私塾，我的祖父、父亲全是上的私塾。我小时候尚能见到一些启蒙读物，如《千家诗》《文字蒙求》《龙文鞭影》《笠翁对韵》等。我的早期诗教得之于我的父亲，从小他就常在我的耳旁念叨什么“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之类诗句。他还特别欣赏《千家诗》中充满豪气的作品，像明世宗的《送毛伯温》：“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鼍鼓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穴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先生解战袍。”由于他经常背诵，以至我耳熟能详，成为我从小会背的七律。我父亲除了喜欢读古诗外，还爱读明清小说，特别喜欢号称“第一才子书”的《三国演义》，他甚至可以背诵《三国演义》中的精彩片断，像书中张松逞口舌之快，痛快淋漓揭曹操疮疤那段文字竟能倒背如流。这些对我影响很大。当时家里尚有不少线装的武侠小说与公案小说，如《三侠五义》《七剑十三侠》《今古奇观》《施公案》《彭公案》《永庆升平》等，我全一一看过。

    您的阅读必然没有间断过，有没有读书最多、最集中的时期？

    吴思敬：我从小爱读书，拿起书来就没够，以至母亲常叫我“书迷”。到了小学三四年级，我的阅读能力已经很强了，我家的，也包括离我家仅一条胡同之隔的外祖父家的旧小说已经让我读完。从高小到中学阶段，我的阅读兴趣转入现代长篇小说，家里没有那么多新小说，我的阅读来源于两条渠道。一条渠道是学校的图书馆和区里的文化馆、图书馆。我去图书馆只借长篇小说，打开目录卡片柜，并不左挑右拣，而是按卡片排列的顺序，一本一本挨着借。我的另一条渠道，就是专营旧书的中国书店了。上世纪50年代，我父亲在东四南大街214号（旧门牌）经营了一家丽丰钟表店，那时我正在上小学和初中，每个寒假和暑假，全是在丽丰钟表店度过的。丽丰钟表店位于东四南大街路东，礼士胡同南，灯草胡同北。由丽丰钟表店往南，经过灯草胡同、演乐胡同，快到本司胡同的地方，有一家中国书店，所经营的全是旧书。开架陈列，什么书都有，而小说则占了相当大的部分。我到了这家书店，如同进了一座开架图书馆，抽出一本书倚在书架旁就读，站着读累了，书店的过道里堆着放书的布口袋，我就坐在口袋上读，书店的营业员也不管。我经常一读就是半天，直到父亲到书店找我吃饭才回去。中国书店的书非常丰富，上架更新也很快，但不系统，我的兴趣依然是长篇小说，看到什么读什么。就这样几年间，从两条渠道，我陆陆续续不仅把五四以后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叶圣陶、郁达夫、老舍、王统照、李劼人、巴金、张天翼、沙汀、赵树理、丁玲、欧阳山等人的代表作都浏览了一遍，还把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当代文学作品如《保卫延安》《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红日》《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山乡巨变》《三里湾》《苦菜花》《迎春花》《三家巷》《草原烽火》，乃至《艳阳天》《金光大道》《欧阳海之歌》，包括“文革”中出版的《牛田洋》《虹南作战史》，一本不拉地读过。此外还读了不少俄罗斯和苏联小说，如《叶甫盖尼·奥涅金》《日日夜夜》《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通一兵》《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北斗星村》《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叶尔绍夫兄弟》《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多雪的冬天》，还有苏联出版的《大铁箱》等侦探小说系列。对小说的浓烈兴趣不只是在中小学阶段，就是上了大学和参加工作以后我也一直保留着。新时期初期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等，我均是在发表的第一时间就读到了。只是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我的阅读与研究的重点转入诗歌上来，而当代长篇小说的出版量激增，就没有太大可能对长篇小说进行追踪阅读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莫言、陈忠实、路遥、王安忆、铁凝、贾平凹、苏童、余华、毕飞宇等重要作家的作品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注。

    如前所述，对小说的阅读和关注，贯穿了我的前半生。我认为诗歌有一种固有的先锋性，特别是在时代转变的关键时刻，诗人往往是最早的觉醒者与预言家，发出了黎明的呼唤，但是当社会发展相对稳定，文学大军进入一个开阔的领域，小说自然会成为文学的主阵地。在展示历史画面、表现社会生活的广阔程度上，在揭示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上，在对人性开掘的深刻程度上，小说有着独特的优势。对诗歌的研究不能离开对同一时期小说与其他文学现象的关注，只有从总体上把握了文学世界的主流，才能为观察与研究诗歌提供开阔的视野与全新的维度。

    人生的不同阶段，您的阅读是否也各有侧重？

    吴思敬：我对诗歌的密切关注与大量阅读应当说是从上大学以后开始的。这得缘于两个契机。上大学的第一年，我由于学习努力，各门功课成绩都是“优秀”，成为“全优生”，从而有机会被系里推荐去参加校外的学术活动。1962年是杜甫诞生1250周年，他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于政协礼堂举办了“世界文化名人杜甫诞生1250周年纪念会”，会议的规格很高，陈毅、郭沫若等领导人出席，冯至在会上做了《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的报告，这是我首次领略了这位现代著名诗人的风采。而这次为配合杜甫纪念活动，特意在政协礼堂前厅出售了一部分紧俏的古典文学作品，我也终于买到了中华书局出版的《唐诗一百首》《宋诗一百诗》《唐宋词一百首》三个小册子，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杜甫诗选》和《李白诗选》，如获至宝。唐诗、宋诗、唐宋词这三本“一百首”，选的全是古典诗词的精华，我爱不释手。回去以后，我就每天早晨用一个小时背诗，最后把这三百首诗词全部背熟。

    我学诗的另一个契机，则是得力于1961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这一条例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1958年以来的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一系列调整关系、稳定工作秩序、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政策和具体规定。在“高教六十条”的指引下，我校中文系调整了教学工作计划，大大增加了古典文学课程的分量。原来的中国古典文学课程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名义下，把古代文学作品选与文学史合起来讲，新的方案则是把“中国古代文学”细分为“中国古代散文选”“中国古代诗歌选”“中国古代戏曲小说选”和“中国古代文学史”四门课，其中“中国古代散文选”开一年，“中国古代诗歌选”和“中国古代戏曲小说选”各开半年，“中国古代文学史”开一年。这样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要开三年。“中国古代诗歌选”这门课由《诗经》《楚辞》讲起，一直讲到清代诗歌和近代诗歌。当时由学校教材科印发讲义，到课程结束时，我把它装订成册，不断予以温习。《中国古代诗歌选》与专选精短作品的《唐诗一百首》等不同，而是兼顾可读性、经典性和文学史上的地位选的，因此有不少篇幅偏长的诗篇。我给自己定下指标，不管篇幅长短，只要是选进教材的诗，我全都要背下来。为此，光早晨一小时背诗时间还不够，我在晚饭后再加上一个小时，终于把《中国古代诗歌选》所选篇目全部背下来了。记得在中国古代诗歌选课堂上，主讲老师布置作业，要求全文背诵《离骚》，而且要在课堂上检查。同学们叫苦不迭，因为《离骚》又长又难背。课代表知道我正在下功夫背，告诉老师，结果老师让我在课堂上现场背诵，我总算把《离骚》背了下来，授课时间紧张，老师也就不再一一检查，同学们也因此而松了一口气。当时我年龄十八九岁，正是记忆力好的时候。我后来没有主攻古典文学，但在古典诗歌方面下的功夫并不小。我把古典诗词名篇的语言、意境、意象融化在心里，无形中成为一种标杆，一种高度，对于我衡量什么是诗，进而运用到对现代诗歌的批评中来，具有深远的意义。

    博览群书，书是否也会成为负担？ 书架上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书？您会怎么处理自己的书？

    吴思敬：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说，永远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多少书也总觉得不够用。对居住空间狭小、逼仄的人而言，书多确实是个负担。古远清先生曾对我讲过他的藏书情况，每个书柜都要放双排书，密密麻麻，如果要找里层的书得打着手电一本本去找，他称之为“书灾”。我的情况甚至还不如他。当年住10平方米的平房时且不说，就是后来有了三居室的住房，屋里的十五个书柜也全填满了，又没有地方再放书柜，新来的书只能堆在地板上，堆在沙发上，久而久之，书柜门也打不开了，沙发上也不能坐人了，真正成了“书灾”。这几年，我开始给我的书房“减负”。这其实也就是古人讲的“散书”。我已决定把我的藏书献给我参与创建的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资料室。现分两批已捐出两万余册，以后会陆续整理出一批，捐赠一批。让这些陪伴过我的、凝着我心血的书转化为公共资源，为诗歌中心的工作人员的阅读与研究，为未来青年学子的进修与成长出力。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吴思敬：《文心雕龙》《沧浪诗话》《随园诗话》《人间词话》《歌德谈话录》《罗丹艺术论》《艾略特诗学文集》……

    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吴思敬：杜甫。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吴思敬：《论语》《庄子》《杜甫诗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