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性、写作及人类精神生活

    提起杜拉斯、波伏瓦、阿伦特这些人类精神生活中杰出的女性，大众往往将目光聚焦于她们的婚恋及极具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上，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她们的精神贡献及其为此所付出的超常艰辛——这或许是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女性“被观看”的俗习，无论你是杰出还是普通。刘海燕新著《我为每一种思想寻找言辞：西方艺术思想史中的她们》，以女性批评家敏锐的直觉和极具思辨性、文学性的语言，呈现出这些女性独特的思想魅力及其在探索女性生命意义上为当下带来的启示，其中亦不乏她们对作者个体生命的“照亮”以及由此对当下文坛的审视与思考。

    作为女性主义先驱的波伏瓦，1980年代更多地作为萨特的“终身伴侣”进入中国普通读者的视野。尽管波伏瓦的作品已经以相当规模在外国文学期刊上得到译介，但相对于萨特所引发的狂热，波伏瓦所显现的“只是某种‘红袖添香’的风雅逸事的味道”。刘海燕凸显出波伏瓦作为萨特的伴侣，她自身的强大和超常智慧，“一个心存浪漫、迷恋自由、在思想的力量中感到幸福的女子，一个有着足够的心智力量与之相呼应的女子，一个能把二人关系从常规中提升至绝妙高度的女子”。当然，身为女性，她也在这种“开放式的关系”中承受着难言的痛苦，最终靠写作完成对自身意义的确立和救赎。自由和写作对于波伏瓦，和萨特具有同样的意义，“自由和写作是他们的伦理，也是他们的信念。无日不写作，是一种习惯，支撑一个作家的一生”。当时人们常常将她作为萨特的“陪衬”，对此，她明确宣称：“我的种种感情产生于与世界的直接接触，我从事的工作要求我自主地做出大量决定，我并不是以他（指萨特）为媒介而生活的。”因为身为女性主义的先驱，她深知依附性的爱情所带来的后果：不少女性在爱的奉献中忽略了自己的主体性成为被占有者，因此她们既不可能占有自我也不可能通过占有“他”而占有世界。在这一篇的“补记”中，作者刘海燕感慨，“如果说再好的婚姻生活也有眼泪，那么就让这眼泪变得更有意义、更有尊严一些，把我们的脸庞转向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情”，这既凝结着一个知识女性对自身生活的反思，同时也给众多女性以启迪。

    杜拉斯在中国被广为译介，拥有众多读者，甚至一度成为“小资”的标签。人们大多将目光聚焦于《情人》，而很少关注她的众多其他作品。在杜拉斯这一篇，刘海燕写到空间的转换带给杜拉斯的那些独特灵感——“从殖民地到宗主国，从世界边缘到文化中心，空间的转移，使作家有了多重眼光、多重身份，有了断裂和重组的可能，有了观看和被观看的优越位置”，从巴黎第六区圣伯努瓦街5号的公寓到巴黎郊外的诺夫勒城堡再至海边的特鲁维尔，杜拉斯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小说世界。在作者看来，写作之于杜拉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即便杜拉斯尝试各式各样的爱，她的身体也没有任何不洁的气息，极度的孤独，狂暴的写作，类似宗教，澄清着一个人的肉身，写作真的是帮助了她，救了她”。杜拉斯极富争议的个人生活，惊世骇俗的话语，常常让世俗中人觉得她离经叛道，但在作者看来，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中延伸的爱，已经不是作家个人的事情，它已经成为一种隐喻或象征，表达着一些人类共同的情感问题”。

    与阿伦特类似，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是属于整个人类的，她经由大事件思考人类未来的命运，“她的目光是面向历史的，面向人类未来的，面向宇宙的”。写这些宏大话题时，刘海燕总是从可感处起笔，她开篇描述这位女作家置身于我们的文学现场的情形，她的观察极为敏锐，“她的脸上没有我们常看到的社会化的名人表情，她的眼神专注、诚恳、善意、悲悯，那是面对某一个人时的目光”，但发言时，“她微卷的短发，在她紧实的语式里，显示着力量，空气中没有一秒是空耗的，如一场飓风刮来——精神的飓风，瞬间就覆盖了有些套路和涣散的会场”。

    刘海燕对伍尔夫、波伏瓦、杜拉斯、阿伦特、阿列克谢耶维奇等杰出女性极具个性化的言说与叙写，让我们体会到她们对自由和超越的追求，至今，我们仍能从她们的人生经验和创作历程中寻找到关于女性、写作及人类精神生活的启示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