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如何讲述非洲

    张勇博士的《影像突围：非洲电影之光》，研究泛非洲意义上的电影（Pan-African Film），即欧美、中国以及非洲本土生产的非洲影像。全书架构了三条写作主线：第一，世界银幕展现了怎样的非洲形象；第二，如何评判当下关于非洲影像的叙事；第三，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电影应当如何叙述非洲。

    长期以来，欧美电影垄断了对非洲的想象和叙述。从非洲风景到非洲人的形象，西方世界全面掌控了讲述非洲的话语体系。非洲是世界做的一个原始社会的梦，BBC纪录片中的狮子、斑马、鳄鱼和马赛人一起，随着旱季炙热的空气走来。风景可以呈现意识形态，承载政治秩序或者话语体系。W.J.T米切尔所编的《风景与权力》一书中，将风景视为一种基于文化表述的媒介。风景被视为审美对象，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政治性所塑造的。最为典型的命名，是非洲赞比亚与津巴布韦接壤处的“维多利亚瀑布”（Victo⁃ria Falls）。1853年，苏格兰传教士暨探险家戴维·利文斯敦用英国女王的名字命名此处，使其成为著名的“非洲景观”。

    欧洲命名了非洲，也生产、把控着非洲的话语和形象。Af⁃rica一词包含了多种词源：拉丁文apric意为“太阳灼热”，指称非洲大陆的气候；腓尼基语afri⁃quah，意为“殖民地”；阿拉伯语africa词根为afar意为“灰尘”——问题是，这些不是非洲自身想表述的，而是外部世界所命名的——利比亚（Libya）原是希腊神话中的名字，尼日尔（Niger）和尼日利亚（Nigeria）的命名有法国和英国血统。

    肤色引发种族主义，但电影通过戏剧化的形式，“象征性”地解决这个问题。电影中解决的途径，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净化。种族之间的“友谊”——常常成为连接不同肤色人群之间的纽带，它非常薄弱，但对电影而言非常有效。自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电影工业在明暗之间配色，以突出政治正确。好莱坞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猜猜谁来吃晚餐》《绿里奇迹》《绿皮书》等，用想象缝合“黑白平等”命题，以净化西方中心论想象下的种族主义。

    1985年，美国导演西德尼·波拉克拍摄了《走出非洲》。该片讲述爱慕虚荣的富家女凯伦，为得到男爵夫人的称号，远嫁肯尼亚。凯伦独自经营庄园，和黑人仆人产生了深厚友谊。一次意外让她梦碎非洲，最终不得不离开非洲。这个故事中，非洲是大英帝国最后的黄昏，非洲大陆不过是英伦风的背景板，非洲有另一座“霍华德庄园”，这座庄园里有另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非洲没有根，所以最终要离开。

    西方电影的话语中，非洲是不毛之地，等待着拯救。食人族、贩奴船、黑帮、暴徒，成了诸多“美式”或者“意式”电影对非洲的刻板描绘。电影《猎犬》和《卢旺达大饭店》，均以1994年卢旺达内战和种族屠杀为背景。《末代独裁》通过乌干达前统治者与苏医生之间的关系展开，刻画了一个冷血贪婪的非洲独裁者形象。《祖鲁》表现了战士祖鲁誓死如归的勇气。……

    西方电影长期垄断着非洲大陆的想象。总结起来，电影是法国学者弗朗茨·法农归纳的“黑皮肤，白面具”：掌握白人的语言，吸收白人的文化，接受白人的认知标准，其背后展示的是非洲人对于欧洲宗主国的认同。但事实上，黑人被封闭在肤色中，白人也封闭在白色中。法农提出了破解之道：“真正的问题是把人放出来。”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香港电影人远赴非洲拍摄电影。成龙主演了以非洲为背景的动作片《飞鹰计划》《我是谁》，两部电影借鉴了好莱坞寻宝题材的手法。1991年，陈会毅拍摄了《非洲和尚》，该片由非洲著名演员历苏主演。该片成功将香港的无厘头融入电影中。西方殖民者来到非洲部落掠夺钻石、屠杀土著，中国道士、僵尸和非洲原住民一起并肩作战，赶走了殖民者。《非洲和尚》和《香港也疯狂》《非洲超人》共同构成“历苏三部曲”，为香港电影书写非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年来，随着中非交往的深入，非洲也频繁走进中国电影人的视野。《终极硬汉》《中国推销员》《红海行动》《战狼2》等均为中国本土制造的非洲影像。张勇总结了中国电影中非洲叙事的共性。第一，电影将非洲想象为混乱之地，以方便故事的战争情节得以铺开。第二，场面空间扁平。电影中的北京香港高楼林立，是文明繁华之地；非洲则是沙漠、城堡、贫民窟，尘土飞扬的荒郊野岭。文明与荒蛮、现代与原始、进步与落后，形成鲜明对比。第三，文化的疏离。非洲只是中国故事的背景板，非洲本土文化被遮蔽。

    张勇认为，外来的电影产品制造了“可见的非洲”，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非洲。遮蔽了非洲的文化传统，遮蔽了非洲人自己对于黑人与种族，对于非洲文化、殖民历史、现代文明三者关系的审视。如何评判当下非洲影像的叙事？ 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在《非洲是人》的演讲中说：“黑人希望被视作人。”黑人曾喊出“黑色力量”“黑等于美”等口号，旨在摆脱种族歧视，寻求客观独立看非洲的视角。

    塞内加尔导演奥斯曼·森贝执导的电影《马车夫》《黑女孩》《汇款单》，尼日尔奥马鲁·刚达的《卡巴斯卡波》，安哥拉撒拉·马德诺的《莫那戛比》等，这些非洲本土电影不同程度地聚焦本土文化、正视自身的血脉与传统。

    张勇总结了二十世纪非洲本土男性导演塑造的几种非洲女性：反抗不公命运的年轻女性，维护非洲传统秩序的年长女性，一夫多妻制下的“欲望”化的女性，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非洲女战士……随着萨菲·法耶、莎拉·马尔多罗、吉纳维芙·纳吉等非洲女性导演的崛起，改变了这种刻板印象。尼日利亚电影《狮心女孩》（Lionheart，2018）塑造了坚毅的女性形象，《半轮黄日》（Half of a Yellow Sun，2013）思考更复杂的非洲现状：殖民终结之后，非洲本土的种族、阶级与性别议题依旧棘手。

    1992年以来，尼日利亚诞生了诺莱坞（Nollywood），成为非洲著名的电影制作基地。诺莱坞的电影生产力有多强？ 根据2014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的《尼日利亚电影工业：诺莱坞正寻求全球扩张》一文，诺莱坞每周生产50部电影，解决100万人的就业问题。电影产业已经跃升为尼日利亚第二大劳动力市场，仅次于农业。虽然数量众多，但是诺莱坞生产的电影也面临着有工业无美学、有娱乐无传统的尴尬局面。除了尼日利亚，南非、加纳、喀麦隆、津巴布韦、卢旺达等地的电影工业也在兴起。

    张勇既是非洲电影研究者，也是纪录片导演。他将镜头聚焦非洲，自2018年起拍摄了纪录片《波比的工厂》，讲述非洲商人波比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旁边开饭店做厨师，后来转型做化妆品厂老板的故事。在跨文化交际中，张勇敏锐地捕捉文化与身份的差异。

    艺术最为重要的功能是认知。作为国内首部研究非洲影像的文化专著，张勇的《影像突围：非洲电影之光》通过中国眼中的非洲、非洲本土意义上的非洲、非洲与世界三个维度，重新思考世界银幕上的非洲，尝试构建批判性的话语体系，探索电影艺术在非洲文化中的独特作用，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读懂非洲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