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的新探究

    毫无疑问，侦探小说的风行是晚清民国时期的重要文学现象之一，是值得精耕细作的研究课题。但学院派将其纳入文学史的讨论框架，承认并试图评估其文史价值及意义，在中在西都是相当晚近的事情。霍华德·海耶克罗夫特（Howard Haycraft,1905–1991）的编著《悬疑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the Mystery Story, New York: Crosset and Dunlap,1946）系统收录了早期讨论侦探小说的批评文章，可视为西文侦探小说研究的先声。继俄国形式主义传入西方学界，结构主义学派兴起，侦探小说研究成为一时热门，西方学者如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1912–1994）、约翰·卡维尔蒂（John G. Cawelti,1929–2022）、丹尼斯·波特（Dennis Porter,1933–至今）、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1939–2017）等人的著作至今都有指导意义。

    中文学界对侦探小说的关注要迟至1980年代。这一时期文艺批评活跃，重估二十世纪通俗文学的价值被提上议程。侦探小说作为个中显学，自然受到关注。不过，这时的侦探小说仍被安置在二十世纪通俗文学研究的大框架下处理。这一时期的通俗文学研究主轴可归纳为三个方向：（1）提炼典型作家；（2）挖掘典型作品；（3）解读文本政治功能。就方法论而言，这种论述模式仍不脱左翼传统。譬如，文史掌故学者魏绍昌有所谓鸳蝴派“五虎将”“十八罗汉”的提法，实际上与文学研究中的“鲁郭茅，巴老曹”并无二致。范伯群所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在此基础上以典型作家为例，串联民国时期的通俗文学脉络，搭建了以“作家—类型—代表作”为主轴的文学史论述框架。

    不过，范伯群提出的乃是“通俗文学史”的大框架、大脉络、大叙事。就侦探小说一门子类而言，研究取径势必要从精从细，一方面需大量细腻地钩沉史料，构建民国侦探小说的创作及翻译图景；另一方面则需取法西洋，借重新的理论及概念工具，重探旧文本，挖掘新观点。侦探小说的研究核心在于形式，这一形式又可分为两个子命题：（1）文本形式；（2）文化形式。所谓文本形式，意在关注文本的内部结构、特点及变化。所谓文化形式，则需考量文本之外的文学生产场域，理解文本的发生环境及历史因果。战玉冰近著《现代与正义》就是这一思路上的拓荒之作。

    本书是作者近年的论文结集，分“侠义与正义”“侦探与都市”“百年类型史”“科技与传奇”四辑。第一辑收文三篇，集中讨论侦探小说中的诗学正义（poetic justice）。这一议题本不算新颖，刘若愚、王德威、罗立群、陈平原等学者在讨论中国侠义、公案小说时已多有涉及。本辑亮点在于两则个案，一为法国作家莫里斯·勒布朗（Maurice Leblanc,1864–1941）所著亚森罗苹系列，一为孙了红所著鲁平系列。亚森罗苹原被称作“绅士窃贼”（法文作gentleman cambri-oleur，英文作gentleman burglar），进入中文语境后经过翻译改造修饰，最终以“侠盗”之名著称于世。孙了红打造的侠盗鲁平，其人其名不仅与罗苹形同音似，更接通中国侠文学传统中的侠盗一脉，用侠义理解正义，以“盗亦有道”诠释“诗学正义”。不仅如此，在国事多舛、民族危亡之际（对罗苹是一战，对鲁平是二战），这二人身上的民族主义精神鲜明，顺势接通作者提出之“侠义—正义—民族大义”概念脉络。

    城市是侦探小说的创作底色，如福尔摩斯之伦敦、杜宾与罗苹之巴黎、马洛之洛杉矶。因此，重探民国侦探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尤有必要。作者借用德国学者西格弗里德· 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1889-1966）、哲学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提出的哲学概念，考察民国侦探小说中的地域书写。作者提出：“民国侦探小说作家们实际上非常难能可贵地找到了一个平衡并思考中与西、旧与新的立足点和观察点。他们一方面和‘新感觉派’作家一样感受到了最新潮的都市物质气象和生活节奏脉搏，并对其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又能尽力保持住一名传统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与道德操守，对这些新现象进行本土性反思和批判性接纳，从而为我们理解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与状况提供了一个兼具中国特色和现代视野的切入点。”（页134）作者有意摒弃雅俗二分的文学史观，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并置于同一分析框架，所论有据，极富创见。

    类型是通俗文学研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课题，但这并非本书重点（另见氏著《民国侦探小说史论（1912-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本辑收录两篇论文分别以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密室推理小说（whodunit）与小白的谍战小说（espionage fiction）为例，从文本、故事乃至叙事结构等方面讨论这两种文本子类产生的文学、文史意义。

    第四辑收录五篇文章，前四篇选题颇见巧思，分别从“理性精神”“动物杀人”“火车时刻表”“摄影术”四个角度阅读侦探小说。末一篇是研究方法论综述，对侦探小说未来的研究取径提出观望与设想。

    本书方法论立足于结构主义，同时受到“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后新文化史研究范式影响，研究视角自下而上，关注日常。作者能够熟练驾驭理论而不拘于理论，论从史出，解读令人信服。无论是类型学还是新文化史，这两种研究视角下能够耕耘的课题仍有很多，作者所收录之文，相信只是小试牛刀。但其果之硕，值得学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