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文四书：满汉文化交融的重要一页

    翻译不仅对文化身份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华民族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多民族经典的互译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不仅有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还在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中发挥着重要功能。

    满文四书的翻译过程即是一例。

    满译四书：从崇德到乾隆的文化策略

    四书又称“四子之书”，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它们既是儒家思想的精华，又是孔孟智慧的核心。四书的翻译与应用是清朝统治者手中的“指南针”——指引他们如何教育人民、管理国家。

    早在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就感悟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魅力，大力推进满译汉文经典项目的开展。皇太极时期，清太宗已经认识到了《孟子》的重要地位，于是下令达海翻译满文《孟子》。据《清实录》记载：“令侍臣齐往达海所，达海闻上命感怆垂泪，然病己危笃，不能言矣。其平日所译汉书，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俱成帙。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及《大乘经》，未竣而卒。”可见，满译《孟子》最早始于皇太极时期，但翻译工作未能完成。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了全国政权。清世祖深知吸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于保持政权稳定性的重要意义，继位之初便令内院他赤哈哈番阿什坦翻译《大学》《中庸》等书。据《八旗通志·初集》记载：“世祖章皇帝顺治二年，……时天下初定，满汉人文渐盛，凡公事兼用满汉文。阿什坦翻译《大学》《中庸》《孝经》，及《通鉴总论》《太公家教》等书，刊行之。”清圣祖康熙皇帝不仅十分重视儒家文化的发展，而且积极推进满汉文化融合。康熙十六年（1677），圣祖下令刊印《日讲四书解义》，书中将名儒大臣讲解经典的内容汇总并译为满文。虽然康熙朝已经完成了四书的满译，但乾隆皇帝对该译本并不满意并要求重译。乾隆年间重译四书交由武英殿负责刊印，以满汉合璧雕版印刷的形式面世，其精美的排版、严谨的翻译使得该版满译四书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重译四书的思想驱动：“崇儒重道”与“同文之治”

    乾隆二十年重译工作完成后，清高宗用满汉双语亲笔提下《御制翻译四书》序言：

    国朝肇立文书，六经史籍，次第翻译，四子之书首先刊布传习。朕于御极之初，命大学士鄂尔泰重加厘定，凡其文义之异同，意旨之深浅，语气之轻重，稍有未协者，皆令更正之……几暇玩索，覆检旧编，则文义、意旨、语气之未能吻合者，仍不免焉。乃亲指授翻译诸臣，参考寻绎，单词只字，昭晰周到，无毫发遗憾而后已。

    从序言中可见，乾隆皇帝认为先前的译本质量不高，翻译效果未能呈现原著精髓，因此两次命鄂尔泰重厘该版译文，并对新版译本的翻译质量有着较高的期待，要求达到“单词只字，昭晰周到，无毫发遗憾而后已”的程度。

    乾隆对四书翻译工作的严谨与高要求，背后更深层次的推动力是如何平衡满汉两大族群语言文化的问题，这是清朝统治者们共同面临的挑战。这一挑战不仅关系到国家文化的发展，更直接影响到政权的稳定。延续前朝“崇儒重道”的思想，乾隆深知四书在儒家文化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因此他不仅将重译四书视为一次翻译工作，更将其视为弘扬儒家思想、推动满汉文化交流的重要机会。这种对于文化价值的深刻理解，使得乾隆皇帝在推动四书重译工作中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与“崇儒重道”的思想政策相辅相成的，是乾隆皇帝在语言政策上倡导的“同文之治”。他认为语言的差异是表象，语言所承载的道理是互通的，正所谓“天下之语万殊，天下之理则一”。“崇儒重道”与“同文之治”是满译四书背后的意识形态来源。总的来说，乾隆皇帝在面临满汉两大族群语言文化差异的挑战时，以“崇儒重道”和“同文之治”的原则，推行重译四书的政策。这一举措的目标不仅仅在于提高翻译质量，更是通过四书这一儒家文化的载体，传达儒家思想理念的同时，以期在满汉两族之间达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满汉文对译的“三厘定”

    原则与翻译科举

    从《御制翻译四书》序言可知，乾隆令鄂尔泰两次主持四书重译工作，并提出了重译的“三厘定”原则，即文义、意旨、语气。这个原则是乾隆皇帝对于满汉翻译工作的要求，涵盖了词义的对标、语法的对应、思想的正确解读、表达的准确度以及译者对文本的理解等多个层面。具体来说，“文义之异同”是指译文要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包括文字的对应、语法的构造和文本的内涵。这要求译者既要对原文有深入的理解，也要精通目标语言，才能做到文字、语法、思想的准确翻译。“意旨之深浅”则是指译者要恰当地阐释原文的主旨出来，“三厘定”原则就是要求翻译工作要做到文义的准确、意旨的准确和语气的准确，一定程度折射出满文四书重译工作的复杂艰辛和严谨细致。

    遵循“三厘定”原则的译本因其优良的质量而被广泛认可，因此，它成为了清代最具影响力的四书版本。这一点可通过研究清代翻译科举的相关历史资料得到佐证。根据史料记载，四书多次成为清代翻译科举的出题库。例如：雍正帝曾对礼部发布如下谕旨：“（翻译考试）不必分作三场，只须一次考试，一日一夜，量其所能，章奏一道，或《四书》、或《五经》，酌量出一题。其优劣便已可见。”乾隆三年（1738》规定：“翻译乡会试一场二题：一题为钦命翻译题，另一题为清文《四书》内钦命，作清文一篇。”乾隆七年（1742年）：“翻译会试头场二题，一题从《四书》中出题作满文一篇，二题为从《孝经》或《性理》中出题作满文一篇。”从现世所存坊刻清文《四书》《五经》来看，乾隆译本出现后的坊刻本，几乎都为乾隆重译版的翻刻。一方面，由于此版御制翻译的译文水平较高，另一方面，因为御制清文四书可以作为翻译科举的最佳参考资料，销量更高，所以坊刻本更多。儒家经典的思想也通过御制清文本与翻译科举影响到了更多的八旗子弟，促进了文化交流与交融。

    满文四书是一部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重要文献。它不仅是中华满族儿女学习和领悟儒家思想的主要途径，也是满汉文化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四书满译的编纂，是乾隆皇帝“同文之治”政策的实践，它不仅仅是对经典的翻译，更是满汉文化交流的积极求进和深入探索，揭开了满汉文化交融的全新一页。满文四书作为满汉文化交融的重要平台和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语言和文化交流，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关系和谐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乾隆年间，清廷允许地方书坊对当朝翻译刊印的满汉文合璧本进行翻刻。这一政策的实施，无疑为满汉合璧四书在民间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不仅扩大了满汉合璧四书的传播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交流，激发了民间学术活动的活跃度，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础。可见对四书的满译活动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的角度，在推动民族融合，弘扬中华文明思想，推动文化交流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