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现代性”

    吴钩先生是宋史通俗写作的顶流，“吴钩说宋”系列，颇受读者喜欢，其新作《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面市后也广获好评。本书材料丰富、叙事周密，对于生僻的宋史知识，能够一一详释，消解了普通读者的阅读障碍，是难得的上乘之作。

    北宋宣和七年，靖康之耻的前夜，即有大臣对王安石变法进行猛烈批评，认为其科举改革“一道德”，导致“士无异论”，自此谄佞风起、朝堂颓坏。把汴京之围的主因，归结于蔡京“绍述开边而塞尘犯阙”，板子打在了已经去世多年的王安石身上。

    此后千余年，不断有史家对王安石或扬或抑，或颂或贬。吴钩新书虽不能就此平息关于王安石的争议，但重点放在探究变法的“现代性”方面，颇有新意。

    勿庸讳言，王安石是个强臣，以至于编修三司敕条例删定官郭逢原建议神宗皇帝以“师臣”待之，无论大小事，必须先咨询了王安石才能实行，并“废去枢府”，把一切权力归于王安石一人。

    拥有权力，才能实现变法的目标。这一点，王安石非常清楚。

    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吕公著联合上奏，请礼官议定，经筵侍讲官给皇帝讲课时，该站着还是坐着。

    龚鼎臣、苏颂、刘攽、韩忠彦以及曾巩等人反对坐讲，因为讲师不足为师，只是解说旧儒章句。吴钩支持王安石的主张，认为反对者的声音折射出坐讲的合理性，“换言之，若有‘为师之实’，则理当坐讲”。

    由于并未获得较大权力，神宗问计改革之法，王安石推诿不书，随后上奏提出重新议定坐讲与站讲，其用意就在于确定自己的“帝师”身份，他要以这个身份来指导神宗进行变法。“坐讲之议，不过是熙宁元年出现的一场毫不起眼的小小波澜。”

    凡议王安石变法，“阿云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事件，吴钩新书亦对此案浓重着墨。

    在吴钩看来，透过支持王安石关于阿云案的意见，“神宗与王安石君臣显然亦达成变法的默契”，有春江水暖预知之明。

    吴钩不惮多费笔墨，抄录了两人的历史对话。

    神宗说：刑名末事尚不违，况远大者乎？ 王安石说：若事事因循弊法，不敢一有所改，谓之谨奉成宪，恐非是。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猜测，前述“坐讲之议“与阿云之案，是王安石有意抛出的两块石头，看看能在神宗心里激起多大的水花，是为变法投石问路。

    吴钩甚爱王安石，对史料上诋毁王安石的记载，也不偏废。比如针对阿云案，有宋人声称“安石本不晓法而好议法”，同样照实书录，在材料的拣择上，显示了治学的宽容，不有意制造信息茧房，影响读者的接受。

    变法新旧党之争，错综复杂，吴钩找到了关键原因：“这些士大夫服膺‘言义不言利’的正统思想，与刘恕一样，不同意朝廷‘以财利为先’。”

    变法大业是压倒一切的，在王安石看来，为了大有为事业，台谏官也应放弃谏诤、监督、批评政府的传统做法，转而支持政府，从而形成有利于变法的良好政治生态。

    吕诲罢御史中丞后，御史台与政府之间仍然争执不休，王安石果断出手，“吕诲事件的出现，让王安石意识到，应该选拔支持变法的人员进入御史台。但宋朝有一项惯例：为保持台谏官的独立性，政府不可以干预台谏选人。不但不可不预，还有避嫌的义务。王安石希望打破这项惯例，便向神宗提意见：举御史法太密，难于得人”。

    这个与“祖宗之法”颇相龃龉的建议，得到皇帝的有力支持，“神宗遂诏令‘悉除旧法，一委中丞举之’”。自此，新法施行，减少了若干阻力。

    早年，范仲淹曾向王安石讲过“庆历新政”的兴废之事，王安石深知变法实难，人主之心易变，如果不能拥有绝对主导权，就不应轻易提出变法方略。

    吴钩洞悉史笔之重，一面叙述王安石费尽心机攫取权力，一面多用闲笔，写他的思乡之情、归隐之意。目的就是想让读者明白，王安石只是想用权力做事，而并非有霍光、王莽之谋。

    在变法的“现代性”方面，吴钩在书中引用了黄仁宇的话，“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国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

    吴钩认同黄仁宇的理念，视王安石的改革犹如千年后的凯恩斯主义，通过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扩大经济总量，以做大蛋糕的方式，来增加政府的税收。

    一些观察家认为，王安石变法的性质就是积极推行官营工商业、排挤民间工商业。吴钩对此进行了辩解，认为“王安石确实试图建立一个强大的官营工商业体系，但他的设想是让官营企业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参与到商业活动中，分巨商大贾之权利，而非以官营经济垄断市场、取代民间工商业”。

    吴钩举出了有力的例子，证明王安石的市场主义精神，比如主张国家不榷茶法，即不再官营茶业，而允许民间自营，同时，主张放开铜禁，也不同意神宗皇帝提议的“榷铁”主张，“熙丰时期的盐法也大体上维持官榷与通商并行的做法”。

    在第一卷的末尾，吴钩更加积极地肯定了王字石变法的“现代性”，认为“国家积极勘探、开采金属矿，铸造钱币，跟兴修水利、开垦农田一样，都是向大自然索要财富”。并对司马光保守的理财观念进行了批驳，认为“何其浅薄”。

    吴钩还进一步指出，“熙丰年间宋政府在工商业、采矿业、制造业方面的作为，也是可圈可点的”。

    吴钩对市易法评价甚高，“毫不夸张地说，宋朝的都提举市易司堪称十一世纪最大的商业‘托拉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超级商业组织”。

    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正确，吴钩举证了梁启超的观点：“青苗与市易二法，皆与今世银行世营之业相近，青苗则农业银行之性质也，市易则商业银行之性质也。”

    吴钩认为，“毋宁说，都提举市易司更像是一个超大规模的集团公司，其中在京市易上界是贸易公司总部，诸州市易司及设于要会处的局是分公司，市易下界则是发行与兑付有价证券的机构，抵当所中市易司旗下的商业银行，其营业网点遍布各州县市镇。”

    吴钩还特别指出，在市易司的诸项业务中，有一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就是“政府购买”。

    作者用较多笔墨介绍了宋代的政府购买流程、“科买”与“科率”的区别，还对“团行”的运作机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释。

    官府通过搜集价格数据，确定某种物品在未来一旬的合适价格，并张榜公布，商人们根据这一重要信息，确定是否购买此种商品。市易司可以贷款的方式，允许商人先赊货，等货物销售后，再还清贷款。“市易务便可以通过赊卖货物获得年利率为20%的利息，商人也可以利用地区性差价获得利润。继而，商业得以发展，财政得以增收”。

    吴钩非常乐观地认为，“我们不能不承认，宋政府对于市场经济仿佛具有一种天赋的领悟力。但对于旧党来说，政府这种汲汲营营的行为是需要批判的”。

    吴钩之所以对王安石变法给予如此高的评价，还在于他认为王安石并非把一切都市场化，把政府变成完全的牟利机构，从所有能经手的环节，都盘剥一道。“不管是建立市易务，还是推行扑买制，王安石领导的宋朝政府都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市场机制。”

    在其他改革方面，王安石也颇有成就，比如增加三司吏人薪水，让吏员成为拿工资的体面人，而不是只会索贿的污吏。

    如果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追踪王安石这个“穿越者”，并以穿越者的客观视角来观察他的反对者们，似乎贴着“保守派”标签的那群人，同样具有“现代性”：

    比如，苏辙批评青苗法。官府把钱借给了老百姓，可是水灾、旱灾、虫灾这些天灾，都不可预测，万一遇上了，去收贷则老百姓会反抗，因为颗粒无收，没有钱还给官府。贷款是官府出的本钱，如果不收贷，难道要衙门里的官吏掏自己的腰包偿还吗？ 这种情况下，收与不收，都是一道难题。

    比如苏辙说商人之所以成功，不但因其有商业头脑，还有服务精神，通过有效地沟通市场两端，多方相济，委曲相通，才能让买卖双方都满意，自己也有钱赚。但官府一旦介入，就破坏了这个良好生态，肯定会贿赂公行、价格飚涨，为这些沉重代价买单的还是老百姓。

    苏辙还批评常平法是与民争利，破坏市场经济。官府经营商业，就会利用权力优势操控市场，物价必然高涨，商人也没有生意做。

    苏辙还认为王安石不应该把一切约束的力量消减，放纵权力扩张，让朝廷不再是老百姓的保护者，而蜕变成获利机构。

    而范镇之流反对青苗法，除了担心“抑配”（强制贷款）之外，更主要的，是担忧“自古以来，未有天子而开课场者”。

    如果我们以现代经济学的眼光去观察，会发现范镇的忧虑是有其道理的：官府投入资本兴办实业、金融业，带动市场，活跃市场，确乎是近代政府拉动经济的主要做法。

    但官府以公权力为依托，一手放贷，一手收贷，则公平性无存。百姓贷款之后，无论是亏是赚，钱必须要还，官府永远是赢家。

    现代银行哪怕是官办银行，公权力也与具体的经营行为之间必须隔开一堵墙，保证其公平性。像范镇所言，天子直接开课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保护佃民，则“保守派”担心民权被侵的观念，就同样具有了“现代性”。

    以开放性的姿态，详举王安石变法的种种争议，把问题留给读者，让他们在阅读后去做判断，这也同样是作为史家的吴钩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