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有铭铜器断代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大约在四千年前的夏朝，我国就已能制作比较复杂的青铜器。至商代晚期，青铜器制作工艺已达很高水平。“殷质周文”，走过“有虔秉钺，如火烈烈”的野蛮时代，与“制礼作乐”的文化历程相适应，“器以藏礼”成为有周一代自觉的文化追求，铸勒铭文则成为当时一种普遍性的行为，《礼记·祭统》谓：“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于是，周人在全面继承殷商青铜工艺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器类、器形、纹饰和铸造工艺等方面不断进行改造和更新，创造出大量精美的艺术瑰宝，把青铜文化推到了炳耀辉煌的鼎盛阶段，青铜器不但数量巨大，而且造型雄伟，纹饰古朴，铭文制作精湛，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

    我国存世的青铜器数量庞大，据《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公报》，仅国有单位收藏的青铜器就达1403451件。如果加上海外收藏、私人收藏和深埋地下没有被发掘的青铜器，数字将大得多。而目前已经公布的刻铸有铭文的西周青铜器共计6944件，其中有出土地点信息的不足3000件。据容庚先生的《金文编》统计，青铜铭文单字共有3500字左右，其中可以释读出来的有2000多字。青铜铭文一般记载作器者的姓名和作器缘由，内容包括祭祀训诰、赏赐册命、宴飨田猎、土地转让、盟誓契约、奴隶买卖、贵族家史、刑事诉讼等，对研究晚商、两周的历史文化和汉语汉字有着重要的价值。郭沫若谓：“传世两周彝器……铭辞之长有几及五百字者，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字一句均古人之真迹也，是其可贵”，从而提出“彝铭文之可贵在足以征史”（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序文》，上海书店1999年版）。而有铭青铜器的断代研究，则是利用铭文研究西周历史文化的前提，“时代性没有划分明白，铜器本身的进展无从探索，更进一步的作为史料的利用尤其是不可能”（郭沫若《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01页）。自宋代开始，学者就有意识地在铜器著录中标明笼统的时代信息。甲骨文发现之后，古文字释读取得较大进展，此后以铭文内容为主要手段的断代研究日渐活跃，“标准器断代法”及许多断代标准也逐渐建立起来。

    如果以清朝的灭亡为分界线，从1911年至今，现代青铜器断代研究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在一个多世纪的时段内，在青铜器断代方面，旧识新知共呈，往往一器之时代有数家之言，而一家之言又往往前后更迭，致使研究成果辐辏山积、汗牛充栋。另外，青铜器断代研究成果的呈现形式不一，或者是大部头的学术专著，或者是单篇的学术论文，或散见，或专论，搜讨不易，窥全为难。因此，学界亟需一份对以往的断代成果进行全面整理和总结的资料长编，黄鹤的《西周有铭铜器断代研究综览》（下文简称《断代综览》）正满足了学科发展的现实需求，成为首部整理西周有铭铜器各家断代成果的集大成之作。

    该书以“表格”形式汇集西周铜器铭文断代意见，共收有乐器铭文和容器铭文26类5000余篇。每篇铭文下先列该铭的不同器名、字数及著录情况，再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该器的各家断代观点、断代依据、观点出处等信息。全书上下两册180余万字，共收录断代信息32000余条，涉及1400多种文献。无论是收器数量还是文献范围都远超以往类似著作，对推动西周铜器断代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促进西周金文的史料化进程，无疑将发挥极大作用。

    一、搜罗宏富，取舍得当

    西周铜器断代研究源远流长，著述如林，而近百年来的断代成果更是歧说迭出，异说纷呈。《断代综览》对近百年间的相关文献进行全面收集和系统整理，最后从中甄选出1400余种文献。

    在文献的收集上，不仅收录铜器断代主题文献，还收录了其他以铭文为材料的相关文献。如《断代综览》1375号 鼎、1426号厚趠方鼎、1432号 鼎下，都收录了李学勤的一条断代意见，即李学勤的《释郭店简祭公之顾命》（《文物》1998年07期）一文。李学勤认为，郭店简《缁衣》《礼记·缁衣》《逸周书·祭公解》三者有关祭公的文字实为一文。祭公，郭店简作“彗公”（李学勤释）、《礼记》作“叶公”、《逸周书》作“祭公”，“祭公”“叶公”“彗公”三者实为一人。又，青铜器有“溓公”，李学勤以为旧释“溓公”不确，当释为“彗公”。如此，则青铜器中的“溓公”就是“祭公”。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2辑》）曾论定周昭王时代的53篇铭文，李学勤以“溓公”（“祭公”）为主要人物，将唐兰所论53篇周昭王铭文中的 鼎、厚趠方鼎、鼎、员卣四器系联起来，以祭公为断代依据，进一步坐实了四器的时代。《释郭店简祭公之顾命》一文，是为考释郭店简《缁衣》而写，非为青铜器断代而作，但《缁衣》篇涉及的祭公，却是西周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断代的重要依据。此篇文献的收入，有利于学者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审视青铜器的断代问题。

    有些文献并未说明具体铜器的时代，但是其研究影响学界对断代标准、断代方法的认识，这类文献《断代综览》也尽力收录。如《断代综览》2637号师克盨，学者在断代时多据人名系联膳夫克器，而李学勤在《论克器的区分》里最早指出两器所见之人物“克”职司不同，师克世任武官，而膳夫克世任宰夫。该文虽未明确师克盨所属时代，但其对异人同名现象的分析，是对人名系联法的补充与完善，对该器断代具有重要意义。

    二、体例科学，态度矜慎

    西周铜器断代文献非常丰富，作者从1400多种文献中抽绎出32000余条断代信息，规模浩大。在编排上，《断代综览》充分地考虑了读者使用的便捷性，借鉴《甲骨文字字释综览》以表格的形式呈现这些断代信息，又结合铜器断代的特点，创造性地设置“序号”“器名”“字数”“铭文著录”“时代”“出处”“依据”等栏目，体例设计清晰舒朗，又能最大程度地容纳各种断代信息，一目了然，方便查阅。如《断代综览》55号胡钟下，即按时间顺序排列吴其昌、郭沫若、唐兰、陈梦家、张懋镕、彭裕商、吴镇烽、韩巍等30余家断代观点、出处和依据。这种体例方便读者比较评价不同学者或同一学者前后的学术观点，全面掌握一篇铭文的断代研究史。“依据”栏概括各家断代理据，将几千字的学术论文提炼为几十字的提要，概括精准，用字凝练，体现了作者扎实的专业素养以及极大的耐心与细致。

    此外，《断代综览》在“出处栏”以“作者+年代”的简称形式代指相关文献，而书末1400多种参考文献以作者姓名音序排列，以类相从，在同一作者的文献内部则结合论著年代排列，秩序井然。“出处栏”与参考文献两相对照，简洁清晰，极易查找。

    《断代综览》一书，“时代”是其核心要素，在书中表格的“时代”一栏，作者对断代分期的确定尤其重视，但并未独断性地以一家之言为主，而是广泛搜罗不同的断代称谓、断代所指，进行兼容并包式的吸纳。例如，对“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期”的界定，三期各家限定的范围不同，陈梦家所定范围为：西周早期（武王—昭王）、西周中期（穆王—夷王）、西周晚期（厉王—幽王）。虽然多数学者遵从陈梦家之说，但《断代综览》仍将其他不同观点一一吸纳进表格之中，在未能求得共识之前，兼容并蓄应该说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充分显示出作者学术上的严谨态度。

    三、序表结合，相得益彰

    序表结合，是中国古代史家自司马迁以来使用的一种著述方法。这种著述方法既有宏观的观照，又有微观的呈现，在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内，因其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特性，特别适合用来整理文献资料汗牛充栋、线索纷纭的学术史。

    在《断代综览》的《绪论》部分，作者系统全面地梳理了西周铜器断代研究史，将其划分为“宋清两代”“1911—1979年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个阶段，系统总结了各时期断代研究的主要特点、取得的主要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反思各种断代标准和断代方法的发展和局限，揭示各时期断代活动的内在规律和外在因素，与《断代综览》的表格相互映衬。在学术史的述评中，作者重点对标准器断代法、王号生称死谥问题、标准器群法、类型考古学等断代方法的发展做了细致梳理，对谥号及“康宫”问题提出了明确看法：认为西周金文王号为死谥，铭文中所谓的“王号生称”诸器，是作器者对于先王事迹的追述。由此间接证成“文”“武”“成”“康”等字为周初谥号用字，肯定唐兰“康宫说”为西周铜器断代的重要准则。

    另外，本书虽然是一部综览式著作，但并未回避学术观点的创新问题。1970年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将31个西周铜器群划分为西周前、后两段，成为西周铜器断代的界标。1979年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提出具有横向、纵向联系的青铜器群可以作为一种断代的标尺。《断代综览》充分肯定该认识，并指出这种青铜器群在断代研究中具有与标准器相同的参照作用，可以看作郭沫若“标准器断代法”的发展，率先提出“标准器群断代法”的概念。

    总体来看，《断代综览》主体表格部分以铜器为单位汇列各家断代意见，是具体铜器的断代研究的客观呈现；《绪论》部分则侧重述评各种断代标准及断代方法的发展、价值和局限，两相结合，完整、系统、独创性地全面呈现了西周有铭铜器断代研究的成果，有助于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对这批史料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