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

    2024年1期的《人民文学》，发表了柳青的未完成稿长篇小说《在旷野里》，这无疑是文坛的一件大事。柳青虽然于1978年去世，但仍是当代文坛最重要的传奇人物，他的《创业史》至今仍然是难以超越的文学经典，他的文学经验仍然是当代中国最宝贵的文学经验之一，他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评论家最热衷谈论的话题之一。他像一个巨大的文学幽灵无处不在。这就是我们尊敬的柳青先生，时间越久，他的文学成就越具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就表现在追随者的络绎不绝。

    《人民文学》杂志在“卷首语”说：这部长篇小说“虽是未完成稿，但作品叙事相对完整，表现出对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高超把握，是一部以现实主义品格展现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火热生活的杰作”。我完全同意编者对这部长篇小说的总体评价。小说的背景是1957年7月初的盛夏时节，故事发生在陕西渭河平原某县。新县委书记朱明山上任遭遇的人与事。因此，小说亦可以看作是“县委书记上任记”。朱明山到任遇到的重要问题，是棉蚜虫害的发生。在这一核心情节中，在与官僚主义和各种复杂关系的博弈和破解中，生动地塑造了县委书记朱明山的典型形象。同时塑造了副书记、县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以及众多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形象。因此也可以说是一部表现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的长篇小说。

    朱明山离开了“高级领导机关”，到县上来了。这是他主动的要求，因此他心情爽朗又兴奋，这是他熟悉和喜欢的工作环境。在新的岗位，在和副书记聊天的时候，他眼前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

    这是农村里最迷人的夏夜——没有耀眼的电灯，月牙和繁星从蓝天上透过树丛，把他们淡淡的光芒投射到模糊的瓦房上和两片竹林子的院落里。四处幽雅得很，街巷里听不见成双结伙的游人的喧闹，水渠在大门外街旁无声地流过去，各种爱叫的昆虫快活地聒噪，混合着什么高处宣传员用话筒向在打麦场上乘凉的居民报告最新的新闻。

    这是什么样的世界？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虽然是前现代乡村中国最常见的景观，但它的秀丽、自然和温馨，从一个方面表达了朱明山此刻的心情和对乡村世界由衷的热爱。但是，这个优美的自然世界，也从另一个方面衬托了社会的复杂性。在日常工作中，包括治理蚜虫的过程中，朱明山和县长梁斌显然存在着思想方法的矛盾。梁斌是一个强悍的领导：

    梁斌一接任正职，马上就变了另一副神气。他在党委会上开始不断地和常书记发生争执，固执地坚持意见；他在县政府里，好像成了“真理的化身”，凡是他的话一概不容争辩。他新刷了房子，换了一套新沙发，加强了他的权威气氛。他站在正厅的屋檐底下对着宽敞的大院子，大声地喊叫着秘书或科长们“来一下”。而科员和文书们给他送个什么公事或文件，要在他房外侦查好他不在的时候，进去摆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上拔腿就走，好像那里埋着什么爆炸物的危险地区。日子长了，他发现了这个秘密，咯咯地笑着，从这些下级的可笑的胆怯里感到愉快。

    这些细节从一个方面生动地表达了初期社会主义官僚主义的面孔。更严重的是，梁斌自以为是，喜欢会上发表长篇大论，反复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对重视调查研究非常不屑，称是“跑烂鞋”作风；他文过饰非，他的工作作风使很多县区干部都要“看他脸色”，搞得大家人心浮动都不安心在本县工作。朱明山和梁斌的第一次正面接触，是在湄镇区上。这次见面既是商讨工作，同时也是不同观念和工作作风的交锋和碰撞。梁斌身上的问题几乎一览无余。对官僚主义形象的塑造和揭示，是柳青敢于面对生活矛盾，敢于以真实的笔触展开鲜明的批判，是坚持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具体实践。

    朱明山和梁斌是相互比较和衬托的人物形象。在比较中两人的性格、领导水平以及人格差异一目了然。朱明山虽然面对着诸多矛盾和问题，但长期的革命实践铸就了他一身正气，具有革命者和领导干部特殊的气质和人格魅力。即便面对梁斌这样的同事，朱明山也不会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他能够宽以待人，以商讨的口吻争取团结同事做好工作。当然，朱明山也存在他的苦恼和问题，比如家庭问题，和妻子高生兰的矛盾问题等。他并非是一个十全十美金刚不坏的人物。

    小说对机关干部的塑造，生动又真实；但对解放初期农民的塑造，柳青同样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和笔法。比如，当地干部和农民不信任治理蚜虫的工作队，他们认为“人还能把那虫给治了？”他们宁愿“抬万人伞祭虫王爷”。但是，农民也有各样的农民。比如小说对植棉能手蔡治良的塑造和发现，是小说非常重要的一笔。蔡治良是个普通农民，但他是治理蚜虫的关键人物。就在干部群众议论纷纷、众人议而不决的时候，蔡治良想出了办法，用烟叶泡水消耗烟叶太多，他建议用辣椒泡水，加上烟叶，而且辣椒加烟叶和硫磺、石灰不一样，对棉叶没有腐蚀作用。朱明山非常欣赏蔡治良的想法，“不由得走到蔡治良跟前，心里想：这个人的钻研精神比有些干部强百倍”。蔡治良在小说中着墨不多，但却非常重要：一方面他体现了柳青对人民大众的态度，体现了柳青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动力的历史观；一方面表达了朱明山和梁斌对待人民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在植棉能手蔡治良这里得到了具体明确的表达。

    应该说，这是一部柳青践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创作的长篇小说。毛泽东希望延安的文艺家们“走向民间”，学习人民群众的情感和语言，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柳青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自觉地遵循“讲话精神”，在向生活学习、向人民学习的过程中，也实现了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的期许。但是，无可否认，这是一部未完成稿。或者说作者还没有来得及修改、打磨和润色的小说。因此，小说的“未完成性”显而易见。比如情节、细节以及叙述的细部等，都还有粗糙的痕迹，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还略嫌简单。初期社会主义文学遭遇的问题，小说中都程度不同的存在。官僚主义者梁斌的脸谱化、表面化以及同僚们畏手畏脚左右为难的心理和表现，都还流于表面。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初期文学，作为表现社会历史大转型时代的长篇小说，我们更应该看到柳青卓越的探索和努力。那个时代还没有提供任何可以参照的同类题材的作品。柳青敢为人先，大胆地探索和实践新的人民文学的勇气，必定给今天仍然探索、实践的中国作家以巨大的鼓舞。他的文学理念，他拥抱生活、讴歌人民、书写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的创作道路，至今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