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学者开始在古希腊颂诗、斯特拉波和保萨尼阿斯的指引下,寻找一个个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遗址,其中就包括泛希腊赛会的摇篮奥林匹亚,旧称阿尔蒂斯。虽然在传世文献中频频被提及,但它的具体位置始终蒙着神秘的面纱。
一、旅行家与奥林匹亚再发现
奥林匹亚是古代伊利斯人(Elis)祭祀众神之父宙斯的宗教中心。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场奥林匹克运动会就在此地举行,在宗教中心和体育中心的双重影响下,奥林匹亚日渐辉煌。尽管拜占庭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曾下令关闭诸多希腊圣所,但奥林匹亚仍凭借其旧时的影响力维持了数个世纪的繁荣。直到公元9世纪,持续的自然灾害令此地被遗弃,在河流沉积和土壤侵蚀的作用下,奥林匹亚长埋地下,声名不再。
1723年6月14日,法国本笃会修士唐伯纳德·德蒙福孔给时任科孚岛大主教的奎里尼写信,敦促其尽快主动寻找并挖掘奥林匹亚。但是后者只在科孚岛呆了三年,便任职罗马天主教会红衣主教,没有将这一建议放在心上。1764年8月,旅行家、考古学家理查德·钱德勒前往希腊考察。在所写的《希腊游记》中,钱德勒将这里认定为一个遗址,把地面所能看到的多立克石柱与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联系起来,声称自己发现了奥林匹亚。德国古典考古学奠基人温克尔曼晚年对找寻并发掘古代奥林匹亚充满期待。1768年,他的发掘计划得到土耳其苏丹的批准。可惜天不假年,温克尔曼的猝然离世令这一计划被搁置。
钱德勒的游记一经出版,发现古代奥林匹亚遗址的消息在欧洲不胫而走,然而,仅凭几块多立克样式的石柱并不能证明就是宙斯神庙,需要更多的证据。此后,无数旅行者和考古学家纷纷来到这里,他们或是通过地名学,将此地中世纪的旧称“回声村”与保萨尼阿斯的描述相比较,或是通过小型发掘,将出土物、周遭地形与保萨尼阿斯的记载相对应。
希腊独立战争时期,法国出兵伯罗奔尼撒半岛,准备驱逐此地的奥斯曼-埃及军队。与此同时,授权于法兰西学会的“摩里亚科学考察”在1829年开展,为期六周的发掘活动最终证明当时发掘的地区就是古代奥林匹亚遗址所在。发掘过程中发现的大量文物运至法国,现藏于卢浮宫。
二、奥林匹亚的首次系统发掘
奥林匹亚的重新发现轰动了几乎整个欧洲。1852年,恩斯特·库尔提乌斯在柏林发表有关奥林匹亚的演讲。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和亚历山大·冯·洪堡对演讲非常感兴趣,表示愿意支持德国考古学家进行发掘,这样,奥林匹亚的发掘成为德国国家支持的考古项目。
然而,由于希腊政治动荡,发掘工作20年后才正式开始。德意志帝国于1872年通过议会决议,决定以德国考古研究所的名义在雅典成立一个考古研究机构。1874年,德国驻雅典考古研究所从施里曼后人手中买下他在雅典的旧居,希德双方为研究所的成立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式。同时,德国与希腊正式签订协议,将奥林匹亚的发掘提上日程。
1875年,德国考古队到达奥林匹亚,开展系统发掘。甫到奥林匹亚,库尔提乌斯有感而发,写道:“除了宙斯神庙的一角之外,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想起古代历史。”此次发掘历时五年,德国考古学家挖掘了圣所的核心区域,包括宙斯神庙、赫拉神庙、母神神庙、议事厅、腓力圆形神庙、回声廊、角力学校和数个宝库,其中最为重要的出土物是宙斯神庙中的宙斯神像、帕奥纽斯的双翼胜利女神像和普拉克西特列斯的赫尔墨斯神像。奥林匹亚主要建筑在被淤泥掩盖了近十个世纪后终于重见天日。
三、文物的保存和研究
不同于法国的摩里亚科学考察,在1874年的希德协议中,已经约定了文物所有权属于希腊,德国只保留对发掘文物的复制和印模权利。所以,重要出土物一般在希腊本土复刻,复刻品会转移到德国,这也是柏林各大博物馆所藏希腊展品多为复制品的原因。根据协议,双方在奥林匹亚建造一座博物馆,用以保存、展示所出土的文物。五年间,奥林匹亚出土物共计14000件,皆存放于新建成的奥林匹亚博物馆。考古发掘情况最初以简报形式按月在《考古学报》发表,后来以年鉴形式出版五卷本的《奥林匹亚的考古发掘》。数年后,库尔提乌斯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Friedrich Adler)主编的五卷本《奥林匹亚:德意志帝国组织的考古发掘成果》出版,对奥林匹亚进行了全方位研究,至今仍是奥林匹亚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物。
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举行,奥运盛会再度燃起了奥林匹亚的考古发掘热情。但是,此后20多年在奥林匹亚的发掘断断续续,收效甚微。直到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在柏林举行,纳粹德国在开幕式上公开表示支持奥林匹亚考古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埃米尔·坤泽和汉斯·施莱夫领导了后续发掘,重点挖掘了体育场以南的柱廊和浴室区域。
遗憾的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和希腊的关系剑拔弩张,发掘不得不结束,编纂奥林匹亚研究百科全书的计划也被搁置,至今仍未完成。战后,德国在奥林匹亚的发掘得以恢复,主体发掘工作大致完成后,文物修复保护等相关工作逐渐提上日程。进入21世纪后,在德国研究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下,德国考古研究所积极展开多方面合作,展开了数个为期三到五年的考古研究项目,为奥林匹亚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文作者为海德堡大学古代史与碑铭学系博士生)
本组三篇文章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梭伦法律残篇整理与研究”(21BSS04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