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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笔者收到来自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史馆逄礴老师的咨询电邮。逄老师说，他们在整理馆藏史料文物时，发现一批钤印“京师大学堂图书”“国立京师大学理科”“国立北京大学藏书”“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等藏书印章的书。在一本1904年出版的西文书里，发现有毛笔书写的“方强同学纪念品”的手记，记载了该名同学到汉宜铁路勘测实习、不幸身故的憾事。方强随行设备及物品俱毁，仅余此书，手记中未留下时间和记录人信息。因校档案系统检索不到相关信息，特向北大馆征询帮助，以期将历史还原。
众所周知，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因笔者在北大图书馆工作，逄老师的垂询引起了我探究的兴趣。经过多方查询和深入研究，这册藏书和方强的故事浮出了水面。
一、写在书页边上的手记
这本书为德文书，是约尔丹（W.Jordan）所著《测量术》（Handbuch der Vermessungskunde,Stuttgrart: J.B. Metzlerschen Verlag,1904）第一卷。仔细翻阅全书发现，其中一页的页面有污渍和血迹，页边上空白处有一段毛笔所写备注，为书页的污渍和血迹做了说明：“同学方强君纪念品：方君于本校毕业后赴汉宜铁路测勘路线，困于土人，负重伤。卒因伤殒身，所有书籍仪器均被焚毁，所存者独此书耳。”
书上钤印的“京师大学堂图书”“国立北京大学藏书”“国立北京大学理科”“大学图书馆收藏记”四枚印章如下：
（一）“大学堂图书馆收藏记”章（1902-1911年间使用）
（二）“京师大学堂图书Imperial University ofPeking”章（1902-1911年间使用）
（三）“国立北京大学藏书”章（1912-1949年间使用）
（四）“国立京师大学理科”章（1927-1928年间使用，1927-1928年北大与八所高校合并为国立京师大学）
二、方强学历和经历考订
据《国立北京大学历届同学录》，“方强，安徽歙县人，民国二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土木工程门”。由此，方强应于1909年左右入学，其时校名应为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方强就成了北京大学学生。
遍查中文资源，未见方强遇难的直接或间接记录，尝试在外文资源中检索，居然在英文《北华捷报》（North ChinaHerald）发现一则报道，与手记相互参见，基本还原了方强遇难的事实真相。1913年12月4日，该报刊登了题名为《汉宜铁路勘测队被袭击》的独家报道，记录了事件的前因后果。报道说，1913年11月30日夜，一支汉宜铁路勘测队遭到当地村民袭击，当时就有三个劳工身亡。两个学生工程师（student engineer）和一名劳工重伤，被送往宜昌的医院。报道虽然没有提到具体人名，但细节与手记的记录完全契合，报道中说明勘测队是遭到村民袭击，与手记中所写“困于土人（即当地村民）”一语也相符。从报道中还可以看出，方强应是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的。关于袭击的原因，记者认为似不像简单的抢劫，因为虽然被抢走400元，有抢劫嫌疑，但房屋和仪器等都被焚毁了（这一点与手记中写的也相符），可能村民是为了发泄对铁路经过此地的不满。报道中对方强职位的描述是学生工程师，由此推论，极有可能方强此时从事毕业实习，身份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书页边上的手记作者，应是方强的同学，因为称其为“同学方强君”。这个同学有可能是和方强一同在勘测队实习，也有可能是勘测队友整理方强遗物时，发现该书是北大图书馆藏书，辗转交给方强的同学，请其归还图书馆。无论这位记录者是谁，他了解到方强的故事，深受感动，特为纪念方强同学写此批注，也是为书页上的污渍和血迹作一个注释。此一备注为我们在百年之后研究北大馆藏文献史、北大毕业生史等提供了珍贵史料。
三、方强所借阅的德文《测绘术》一书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初始分设文、理、法、商、农、工六科39门。方强所在的土木工程门应在工科之下。从他借阅的这册德文书可见，其时本科生即能够阅读原版外文专业书籍，说明专业外文水平相当不错。方强毕业实习，正遇汉宜铁路开始筹建，可谓学以致用，惜不幸遇难，以身殉职。
方强所借此册《测绘术》，为百科全书性质的测绘学著作。第一版作者约尔丹（W. Jordan,1842-1899）是德国著名测量学家、汉诺威技术大学教授。首版于1872年，由德国斯图加特梅策勒出版社出版，第二版扩展到两卷，于1877-1879年出版，第三版补充修订为三卷，1888年出版。1904-1941年，由德国测量学家、德国柏林技术大学教授，波茨坦测量研究所所长奥·埃格特（O. Eggert）重修出版，后又由德国测量学家、慕尼黑大学教授、德国测量研究所所长姆·克奈斯尔（M. Kneissl）主编，邀请全世界测量学家分工撰写，对原书进行全面修订，在1956-1972年间出版了第10版，共11卷15册。该书150余年来一直为测量工作者的权威教科书，在测量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京师大学堂创建以来，收藏的西文图书切实符合师生所需。方强带着这本《测绘术》去实习，一是因为好学，二是说明该书有用。他身故后，队友辗转将该书归还北京大学图书馆，既为逝去的方强履行了归还图书的义务，也说明他的伙伴等对于北大图书馆及其公共财产的尊重。
京师大学堂自成立之日起，非常注重西文图书的收集，曾拓展不同渠道以利西文图书的入藏。一是请各驻外公使帮助购买图书，“如1905年曾致函伦敦清国公使张大人，其中述及：
书目想已收到。弊堂需教科书甚急，乞速购寄。寄价钱若干，得即汇大学堂齐”；二是派人出洋购书。如1910年京师大学堂派员出洋考察，任务之一便是“收集图书、矿物资料”；三是请在大学堂任教的洋教习帮助选购图书，如“1905年日本教习服部卯之吉从日本买回了数学、物理、动物、教育、历史等五科的书籍，归入藏书楼收藏”；四是通过国外书商购书，如“1903年曾与德国佛克书局取得联系，书商送来各专用书目十本，供藏书楼购书参考”（吴晞：《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7-18页）。从方强所借该册德文测量学图书看来，采回的专业图书质量颇高，对于教学和实践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馆藏印章、图书迁徙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变迁
这本西文书的故事并没有因为归还图书馆而告终，从书上钤印的图章可以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的变迁和发展。如国立京师大学理科（1927-1928年间使用）这枚图章就见证了北大曾作为国立京师大学校一员的存在。
1927-1928年间，张作霖就任大元帅后，北京国民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下令合并北京九所国立大学，成立了国立京师大学校。这九所大学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法政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京美术专门学校。由于经费均来自教育部，因而名称前冠以“国立”二字。但合并而成的京师大学校名合实不合，各校教职员工及学生消极对待，九所院校仍旧各自为政，经费分开，很快就瓦解了。
那么，这本德文《测绘术》如今又如何在武汉地质大学里找到了呢？这又涉及1952年的院系调整。当时，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唐山铁道学院采矿地质专业、清华大学地学系及天津大学地质工程系合并组成了北京地质学院，为学院路上的八大学院之一。这本《测绘术》应该就在此时从北大图书馆里调出，随地质学类的图书并入北京地质学院。1970年，北京地质学院迁校武汉，又在武汉成立了武汉地质学院，1987年中国地质大学在北京复校，2005年成立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遥相呼应，这本书则留在武汉的地大，没有回迁。据武汉地大校史馆，这本书仅是不久前发现的一批书中的一本，另外还有不少书，上有“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国立北京大学理学院地质学系”“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系阅览室”“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等藏书章。这批书应当都与1952年北京地质学院成立有关。
五、方强的故事与汉宜铁路建设
据新闻报道，2009年汉宜铁路正式动工，工程投资约300亿元，建设工期约四年。2013年7月1日，汉宜铁路如期正式运营，东起汉口站，西至宜昌东站，途经汉川、仙桃、天门、潜江、荆州、枝江等市县，实际全长293.1公里，是国家一级双线电气化铁路，客运为主，兼顾货运，设计时速为200公里。大大缩短了宜昌与东、中、西部地区的时空距离，由宜昌至北京、广州、上海等主要城市只需5小时到7小时。此时，距方强遇难已整整一百年。
当我们了解了方强的故事，对于汉宜铁路的建成通车，就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汉宜铁路的建设，从来就不是一件小事。早在晚清时期的1908年，清政府即以官商合办形式，筹建川粤汉宜铁路。其中投资者有商人也有普通民众和农民。晚清末年，清政府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又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以路产作抵，聘用英国人为湘鄂段总工程师、德国人为宜夔段总工程师，负责修筑工程。清政府的这种做法，激起了湖北、湖南、广东三省百姓愤慨。他们感到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修筑权被政府重新出卖。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各地大举展开了保路斗争，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清王朝的统治也走到了尽头。
但民国时期，这条铁路建设也一直举步维艰。由于管理不善，铁路雇员盗卖公物携款潜逃时有发生。由于经费紧张，为节省开支，又缩减管理人员。1931年，铁道部长顾梦餘签署交通部令，允许让购汉宜铁路钢轨，汉宜铁路建设在民国时期最终不了了之。
2009年汉宜铁路开工时，因为涉及占用农田、迁徙祖坟和民居等等，为了保护沿路民众的利益，地方政府做了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保障工程顺利进行。回顾百年以前，方强遇难是因为当地民众不满，惜其时民国政府无力疏导，导致悲剧发生。如今汉宜铁路的顺利建成，也是人民拥护国家发展正确举措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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