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石先生的两大精神师承

    ■郭小聪

    著名新诗史学家孙玉石先生说过：“诗意是一种扣人心弦的东西。”这话出自诗人之口很自然，但一位著名学者这么说就很感人了。因为他俯瞰诗歌，却不高高在上；他有自己的理论构建，却仍能相信作者与读者“最终会在一个美感点上找到心灵的认同”，这并不容易。

    兴盛一时的当代阅读美学和接受理论，片面强调阅读理解对于作品存在的能动作用，甚至让人觉得，他们想说的是：若读者不存在（其实是学者不在场），作品就不存在了。

    孙玉石先生并不否认读者的积极介入作用，但他反对以主观随意性取消审美价值的客观性，认为诗学研究工作不应是无情的解剖，而应是深沉的凝视。就像在灿烂夜空中观察一颗星，既要弄清它在宇宙中的确切位置，又能欣赏它的美丽，如其所是地加以描述和研究。所以，“理解和欣赏虽然不是一回事，但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理解是进入欣赏的准备，欣赏是实现理解的成果”。也就是说，严谨的审视与诗意的鉴赏可以共存，理解与欣赏并不冲突。

    孙先生这一研究思路，呈现出与两大精神师承的内在关系。一位是林庚先生，飘逸高蹈，脱俗之见往往源于诗人的真性情、真感悟；另一位是王瑶先生，学风严谨，眼光犀利，富于政治智慧和历史洞见。两位大师的治学理路明显不同，而且最早正是由王瑶先生在评论林庚《中国文学史》时指出来的：“贯彻在这本书的整个的精神和观点，都是‘文艺的’，或者可说是‘诗’的；而不是‘史’的。”孙先生对此进一步解释说，林庚是以自己的“史观”来观照文学史的，融合了诗人的理想，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探索价值，因而可以说是诗的。而王瑶依据“文学史的普遍性原则”，强调对现代实证精神和方法的追求，则可以说是史的。

    作为王瑶门下高足弟子，又与林庚有朝夕聆教之谊，孙先生受到不同师承影响是清晰可见的。首先，“诗的”与“史的”这两种治学理路微妙地对应了孙先生的两个研究方向：中国现代解诗学研究和中国新诗流派研究。前者更需要审美观照，后者更重史家眼光。其次，与之相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一个是历史视角，所谓“历史的视角，就是要努力寻找研究对象的历史参照系”，这切合王瑶“文学的史应该是史的文学”的主张。另一个是审美视角，强调诗歌研究要更好地“接近和了解这些人类智慧创造的‘精神花朵’”，也是为了“让美的诗歌作品如何更好地介入民族精神的提升”，这又切合林庚倡导的“诗歌应当拥抱人生”的理想。第三，这也形成了平行着力的研究方式，既要不失“解诗的美丽”，又要拿出“理论的构想”，自然会让理性感性交融、微观宏观并重，尽力从中寻找契合点。

    不过，“诗的”与“史的”这两种影响并非是泾渭分明的，而是相互渗透的。正是孙先生指出其交叉融通之处：“我们读诗，不是要在其中寻找什么深奥的政治的或哲学的教诲，更重要的是为了得到一种审美的享受。这样就要求把诗当做一个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实体来把握。为了解一首诗，我要了解整个的潮流。为了把握和论述整个的潮流，我又要努力去弄清每一首诗的审美的内涵。读一首好诗，必须在诗的内在创造逻辑上去把握它。”换言之，以审美的态度读诗，自然是诗的，希望弄清来龙去脉，自然又是史的，这其实是一件事情。

    一般情况下，孙先生“诗的”激情是隐于“史的”洞察中的，这时研究风格更接近于王瑶，周密思考，充分论证，敏锐感受时代变化，实事求是熔铸新的观点。但当研究对象激起崇高审美感受时，孙先生笔下又会禁不住流露真性情，随波起舞，任由高山流水，时有特立独行之见，这时他的研究风格就颇像林庚了。比如孙先生对冯雪峰及《真实的歌》评价极高，说他有“思想家型诗人”的气质，明显不同于学术界的一般评价。但孙先生快意臧否，少有地坚持说：“我凭着自己多年里对于这些诗篇的珍爱和感觉还是固执地相信。”这正如阿贝·蒂博在《六说文学批评》中强调的：一个优秀学者的情怀应能给研究对象以生命，“能够用呼吸托起它们，并时而通过雄辩，时而通过精神，时而通过风格，给它们注入一种活力”。

    孙先生的学者情怀是浪漫的，也是有原则的。他反对假托学术之名言心中块垒、甚至断章取义的学风。他看重的是人格与风格的统一，艺术精神与社会理想的一致，强调：“忧患于个人生命与艺术的创造者也应该忧患于民族精神的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