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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4年01月31日 星期三

    我的诗缘与诗见

    《 中华读书报 》( 2024年01月31日   08 版)

        ■陈漱渝

        我的确不懂诗学,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诗歌发表个人见解;我的确不会写诗,但这并不妨碍我在青春岁月曾经痴迷于诗歌。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上高中的时候,不少同学都有一个装帧不一的抄诗本,并且彼此在私底下交流。“少年维特时期”的我喜爱情歌。在中国诗人中,我爱读的有闻捷的组诗《吐鲁番情歌》,如《苹果树下》《夜莺飞去了》。这些诗健康向上,朗朗上口,能打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少男少女悸动的心。外国诗人中我最爱的是苏联的伊萨可夫斯基。他撰写歌词的《红莓花儿开》《有谁知道他》等歌曲在当时也广为流行。但最让我痴迷的是中国民歌。比如山西民歌《走西口》。王二妮的唱词是:“哥哥你走西口,万不要交朋友;交下了的那个朋友多,操心你忘了奴。”这首歌据说流传了一两百年。我记忆中的下一句是:“哥哥你交了朋友,就会把小妹妹我忘啰。”我当时被这句直白而朴实的话直击心灵,感到十分震撼。我觉得诗歌的特征虽然有多种,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浓厚质朴的真情实感。我的这种认识几十年从未产生变化。前些年我从云南民歌中听到了一首《女人歇不得》,同样感到心灵极为震撼。其实这歌词更为简单,大意无非是说:“太阳歇得啰,月亮歇得啰,男人歇得啰,女人你歇不得!”歌中优美的和声和明白如话的唱词,令我对中国妇女勤劳善良的传统美德肃然起敬。我同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当年为了生计,白天拎着大锤去敲碎铺路的石头;晚上也歇不得,每年中秋节前都要用小锤锤瓜子,供我们老家的南货店(即食品店)做五仁月饼。我由衷感到,诗歌的最高境界不是词藻华美,而是“感物言志,莫非自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无怪乎李白诗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2001年10月,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团长,参加了第38届贝尔格莱德国际作者笔会。塞尔维亚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爱好者多,诗歌朗诵活动多。我应邀参加了一次国际性的诗歌朗诵会,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写了一首《枣树与椴树》,用树象征两国人民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这首诗由汉学家普舍奇译成了塞尔维亚文。我朗读中文,贝尔格莱德大剧院的一位女演员朗读译文,现场效果出乎意料之好。我想这应该跟我的诗作本身没有多大关系。英国诗人、现代派诗歌的开创者艾略特说,他不相信用两种语言能写出同样的好诗来。记得有一次我跟老诗人萧三闲聊。我冒昧地问:“您当年写的有些诗像快板,怎么一下子就成为了国际诗人?”萧老谦虚而幽默地回答:“因为译者是一位诗人,译文比我的原作好。”我自知我的诗作幼稚,所以回国后一直没敢公开发表。不过我朗读时尽量注意了抑扬顿挫,力图让听众感受到中国语言的节奏之美。

        回想起来,几十年来我对诗歌的感情也没有变,不仅常常重温一些唐诗宋词,而且还力图接近一些现代诗歌。遗憾的是,我总有一种被拒之门外的感觉。有一次我买了一套十二本当代诗歌丛书,结果是一首都没读懂,一本都没记住。这些诗人毫无例外地强调诗歌要表现自我,力求凭借原始想象力写出一些魔咒化的文字。这又让我想起儿时读过的一首格言诗:“墙角的小花,当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冰心:《墙角的花》)这首诗是批评自恋,还是赞美孤芳自赏? 请教了两位专家,答案相反,印证了“诗无达诂”这个道理。但我觉得一位优秀的诗人,还是要“心事浩茫连广宇”,情系无数的人们,无穷的远方。即使题材细小,也应以小喻大,小中见大,否则难免使自己变“小”,写诗也成了“螺蛳壳里做道场”。

        我这样讲,并不是要抹杀当代新诗的成就,更不是反对在新诗创作领域进行任何新的艺术探索。只是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觉得音乐可以促进诗歌跟民众的接触。虽然流行歌曲中有的歌词显得矫揉造作,平庸媚俗,但好的歌词中真有不少好诗。试举数例。

        当国际环境动乱,世界上还有无辜平民受到霸凌主义和恐怖主义伤害的时候,我会首先想起陈哲等词作家创作的《让世界充满爱》:“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爱原本是带抽象性的情感,经过词作者的形象描写,竟显得如此具体,如此赤诚,温情瞬间能融化冷漠的冰山。在人生的低谷中,我内心还常吟唱着台湾残障歌手郑智化的经典励志歌曲《水手》。那水手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就这样,八十三岁的我此刻仍怀揣着一如既往的梦,笔耕不辍到今天。

        我的祖籍是湖南长沙,十六七岁即北上求学,此后留京工作,阔别故乡66年。我还迈得开腿时经常返乡,每次耳边都会响起小轩作词、费翔演唱的那首《故乡的云》:“天空飘着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作者把故乡的所有美好化为了一朵令人无比怀念的浮云,在呼唤浪迹天涯的游子归乡,重温故乡的温情。2017年以后,老伴忽然不能走动。一个失能老人面临的生活困境可想而知。我已逾耄耋之年,跟老伴结褵逾六十多个春秋。此刻想起的就是台湾李子恒创作的歌曲《牵手》:“没有风雨躲得过,没有坎坷不必走。所以安心地牵你的手,不去想该不该回头。”六年来,我的确这样做了,细嚼黄连不皱眉。

        行文至今,有人可能想问:你想谈“诗见”,怎么扯到歌词上来了?诗歌跟歌词不明明是两种体裁吗?我的偏见是,歌词跟诗歌虽有区别,但本是同根生,有异又有同。古代的诗歌大多能诵又能唱,如先秦的二言古诗:“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砍竹子,做弹弓,用土丸,打猎物,这分明是首狩猎时的歌曲。在原始社会,舞必有歌,歌必有辞。正是因为古代的诗大多能咏唱,才会有了诗歌。后来如何由诗变词,由词变曲,中国文学史课程都讲过。这些体裁之间都有文学性和音乐性的遗传基因。诗歌主要是用来阅读和朗读的,可以掩卷深思,不断领会,要经得起“看”;歌词是用来唱的,能做到诗乐融合,更强调瞬间感受,要经得起“听”。好诗未必都能谱曲,但优秀歌曲的歌词却大多都是好诗,值得当代诗人借鉴的东西实在太多。比如形式的灵活性,语言的通俗性,情感的纯真性,等等。胡适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他的《尝试集》中收录了四十多首诗词,但脍炙人口的只有一首改编歌词《兰花草》(原名《希望》)。

        现代诗歌当然要向外国诗歌借鉴,歌词创作亦然,然而借鉴外国的歌词也不能亦步亦趋,依葫芦画瓢。比如西方歌曲中穿插“rap”(说唱),即唱歌时配上快速念白,以增强节奏感,活跃气氛,是演唱的一种先锋性的表达方式。但在引进国外“嘻哈文化”的同时,也应该考虑一下英语跟汉语的区别。外国人能接受的“rap”中国听众不一定都能接受。如果歌手在演唱中插上一大段词,不配上字幕听众连一个字都听不清楚,虽然能烘托现场气氛,但难道不会影响歌曲的表达效果吗?在这方面,我认为“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处理得倒还比较得体,因为其中的“rap”部分比较简明,所以在跳广场舞的大妈中也能传唱。在中文歌词中夹杂英语,我认为同样是一种不大可取的处理方式。钱锺书是一位通晓多种外语的大师。他在小说《围城》中借人物之口说:“说话里嵌的英文,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的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这话虽然谑而近虐,但良药苦口,未必不能供歌词作者借鉴。

        1934年8月,鲁迅撰写了一篇《门外文谈》。鲁迅是文字学家章太炎的门生,自己又准备写一部《中国文字变迁史》,所以他对汉字和汉字的演变是有精湛研究的。他用的“门外”二字主要是表现自己的谦逊,而我对于诗歌和歌词确实毫无研究,所以说我“门外”谈诗是实情,但动机无非是希望中国当代诗歌能由沙龙走向大众,在借鉴西方现代诗歌艺术经验的同时,不要忘了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诗词、中国民歌以及优秀歌词的滋养;在追求诗歌创作个性化跟多样化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增强诗歌的民族性、大众性和时代性。诗圣杜甫的《戏言六绝句》中写道:“转益多师是汝师。”这对于诗歌创作而言同样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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