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之下是一场集体欢腾

    当你翻开一本小说，目光在文字和插图间游走，手指轻触封面与纸页时，有没有好奇过它是如何从构思到成书的？ 你是否会细心阅读书末的致谢？ 或者试图解读扉页中隐藏的秘密呢？ 我们这些“局外人”通常只能欣赏到精心制作完成的作品，却并不了解那些被遮蔽在幕后、藏于封面之下的故事。好在，克莱顿·柴尔德斯（Clayton Childress）在其引人入胜的著作《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中带我们走进了小说背后丰富多彩的历程。他对科妮莉亚·尼克松（Cornelia Nix⁃on）所写的历史文学小说《贾勒茨维尔》进行了深入的民族志研究，追溯了该书从构思到广泛传播的每一个阶段，并细致刻画了现代出版行业的运转机制与生存模式。

    作者克莱顿·柴尔德斯是位才华横溢的文化社会学家。2012年他取得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社会学博士学位，并曾任职于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如今，他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副教授。凭借《封面之下》这本书，柴尔德斯荣获美国社会学会文化社会学分会颁发的玛丽·道格拉斯奖。因此，在评价这本书时，我们应置身于文化社会学领域内部来全面审视其价值和意义。

    文化社会学是关于意义制造（meaning-making）的学问，意义制造的两端连接着创造与接收，这也构成了文化社会学的两条不同分析路径：文化生产路径和文化接受路径。其中，以生产为导向的学者关注具体的生产背景和组织环境，在组织机构中研究意义制造的过程。而对于研究文化接受的学者来说，更在意的是人们是如何理解文化产品，其意义的主观建构过程是他们研究的重点。但长久以来，两种路径相互分离且差异明显，要么偏向组织结构而忽略了解释维度，要么重视意义建构却难以实证分析。社会学家温迪·格里斯沃尔德（Wendy Griswold）试图弥合分离的鸿沟，她利用文化菱形的方法，通过意义连接起了文化生产和文化接受两大路径。克莱顿·柴尔德斯借鉴了格里斯沃尔德的方法并融合了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在此基础上走了更远。

    柴尔德斯认为一本小说从生产到被读者接受会经历三个独立的场域：创作场域（创造艺术）、生产场域（生产商业）和接受场域（创造意义）。三个场域各自分离又相互依赖。他先是以独特视角切入，将我们带入小说家笔下故事诞生之初，那些鲜为人知的时刻。在创作场域，作家通常会借助他们的个人经历、所学技能以及与其他作家的合作支持来撰写小说，他们往往不是“孤独的写作者”，而是处于一个社交密集且合作广泛的“写作圈子”之中，其写作过程深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具有强烈的社会性。而在生产领域，文学代理人则是推动出版商将书籍上市的关键角色。在这一环节中，代理人的群体构成会对整个生产领域造成显著影响。书中专门揭示了文学代理界种族与性别分布不均衡的现象，并指出这种失衡可能会导致行业偏好的单一化，继而削弱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之后，小说终于走到接受场域，但它能否赢得读者青睐，我们难以得知。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读者可能会根据自己独特方式去诠释与欣赏同一部作品。

    小说的出版就是这样一场充满艰险又变化莫测的闯关游戏，不同环节的场域主体要是采取了另一种行为方式，最终结果也会截然不同。那么处在某个特定环节中的个体能否预知其他参与者的选择和这本书未来的命运呢？ 在书中第四部分的结尾处，柴尔德斯连用了十三个“不知道”来回答我们，无论是作者、读者、编辑还是出版商等各角色之间都存在着深深的隔阂。正如布尔迪厄所言，“场域的界限就在场域作用停止的地方”，这些行为主体被自己所处场域的边界所束缚，并且难以理解彼此。同时，在艺术、商业和鉴赏等不同场域里需要使用不同的语言，所以要想将小说从艺术品转换成商品再到文学产品，就必须依靠那些能够“翻译”这些语言的人——即不同场域的跨越者。例如文学代理人就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他们既寻找并推介有潜力的作家给出版社编辑，成为两者沟通的桥梁；同时也把作者意图与编辑期待互相传递，以此达成共识和理解。这些跨越者对不同场域的规则早已谙熟于心，他们穿梭在创作和生产场域之间，连接艺术与商业两大领域，并成功引导小说进入下一个阶段。

    柴尔德斯不仅详尽地描绘了一部小说从构思到成书的全过程，还深入探讨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社会学议题：文化作品是个人天赋的杰作，还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康德看来，艺术家是天才，他们有特殊的天赋，散发着神奇的“光晕”（Aura），是艺术家个人创造了独一无二的艺术品。而在文学领域，我们同样习惯将作品归功于单一作者，会说这是福克纳的小说，这是纪伯伦的诗，仿佛是这些文学杰作都只是作家个人的创造物。我们喜欢把个人捧上神坛，崇拜着天赋的荣光。但柴尔德斯却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在书中写道：“小说家被认为是与世隔绝的孤独天才，也许是因为他们是在不太容易被人们看到的地方创作。”即使是最私人化的创作场域，也在进行着集体协作。作家经常汲取周围人的故事以寻找灵感，并根据同行提供的反馈来修改自己的文章，在亲友中得到金钱和情感支持，以上这些都涉及深层次的社会互动。更何况当一个故事想要变成出版物时，它必须经过多方参与，这些参与者的生活背景不同、处境迥异，并对小说抱有不同理解。每个场域内部对小说的制作和重塑都是一次社会性的互动过程，一场深度社会化的集体活动。

    这与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S. Becker）的“艺术界”（Art Worlds）理论不谋而合。贝克尔认为，艺术不是个体艺术家的产物，而是集体活动的产物。他祛除了传统观念中艺术家的光环，转而用集体生产代替了天才创造，并为此引出了“界”的概念。在贝克尔看来，艺术是以艺术家为中心进行的集体创作，这实际上涉及多方面的参与者：包括生产过程的物料生产商和辅助人员，接受过程的美学家和评论家乃至国家机构等众多角色。所有参与者都对最终呈现的艺术品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共同构成了整个“艺术界”。贝克尔善于从微观的社会互动入手，关注那些容易被忽视但对整个行业至关重要的角色，他说“为电影片场送饭的人对电影来说是很重要的，胶片制造商对摄影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他们，电影和摄影的美学风貌就会有所不同”。《艺术界》一书，不仅包含了贝克尔在该领域探索出的理论框架，也为文化社会学提供了更多经验研究的方法。

    柴尔德斯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对贝克尔“艺术界”概念的应用与拓展，并将其延伸至现代出版业。这在某种意义上深化了我们对于集体创意工作以及其背后复杂社会关系的理解。作为一本出色的民族志研究，本书也为我们生动描绘了小说创造过程中作者、编辑、代理人、出版商以及读者等多个角色的工作图景，考察了这些主体是怎样相互协作，共同构建“文学界”并携手打造出一部文学作品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一本书都历经无数人的精雕细琢，才送到你面前。当你打开扉页，除了能见到作者名字外，你还会发现译者、编辑、封面设计师、校对者等许多“隐形”的工作者，他们一直在幕后默默地付出。每一本书的成功问世，背后都是众多机缘巧合和群策群力。虽然封面之上只有一人，封面之下却是一场集体欢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