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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是抬轿子做苦力的，子女多，家里穷。我父亲念到小学毕业，虽然考取中学，却因家贫而无力继续读书，于是，我祖父就向人借钱给父亲出了拜师金，拜著名弹词艺术家徐云志学《三笑》。那一年他十三岁。
我从小就随父亲学说书，小学毕业后考上了乐益女中。但父亲正缺下手，母亲就叫我去学说书，我就从此走上评弹之路。父亲特别鼓励我博采众长，后来当我学习严雪亭老师的长篇以及拜祁莲芳和杨振雄为师的时候，父亲都非常支持。
我的几位师傅都是很好的人。比如，杨振雄人称“杨痴子”，他脑子中只有评弹，一辈子家庭生活很坎坷，但他的志趣就在撰写《长生殿》上，他一直到死都置身于评弹事业的细节把握之上，我非常尊敬他。
祁莲芳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他创造的“祁调”也是一板一眼的。他从不贪图什么，就希望自己的流派能有人随唱，能有学生传承自己的风格。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与我通信时，称我为“敬爱的爱门生”。有一次，他到码头上来看我，我对他唯一的请求就是希望先生能把他的唱段给我们录下来。我把录音机放在他的嘴边，他想到一句 唱一句。那时候他已经有七八十岁的高龄了。
无论是父亲，还是这些老一辈艺术家，总是谆谆地对我们这样说：作为一名评弹演员，你如果想要在业务上有成就的话，就必须立足于一部长篇，以此作为自己的发展载体与研究资料，否则你就是空中楼阁。一辈子唱了几个开篇就成名了，这样的人不可能进入评弹的堂奥。
我的师父们自己这样说，也同样这样要求着自己。比如，杨振雄老师就有好多长篇，文的有《西厢记》以及宫廷书《长生殿》，武的有《武松》，经过他研究、创作，这才算真正的“出人出书”，书说好了，流派也出来了，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家。
在我的父亲和前辈艺人们的身上，我学到的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重要的是，我在他们的艺术生涯之中，看到了他们做人的境界，“朴素、谦虚、诚恳、热爱、真诚”——这些可贵的品德，伴随着与他们的交往，逐渐地渗透到我的德艺之中。
艺术家与艺术中的人物是一种映照关系，艺术家天然地要为自己吟唱中的人物发声，这种发声，是一种深度同情、理解后的产物。艺术家对自己吟唱中的对象要有关怀，但是这种关怀是一种深度理解后的关怀。
父亲将《杨乃武与小白菜》传授给我和哥哥晏春之后，在这 部 书 上 我 们 下了很 大的功夫。一直到“文革”后我们整理出版了120万字的演出本。就《杨 乃 武与小 白菜》这本 书 而言，李家书和严家书已经是两代，严雪亭在李家书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果当时严雪 亭 不 改 编《杨 乃 武 与 小 白菜》，使之产生新的流派，也就没 有《杨 乃 武与小 白菜》的今天，到我们这儿已经是第三代了。所以，评弹的每一本书和每一种唱腔，都要在创新中发展，如果过分强调原汁原味，就无法适应时代需求。
到今天为止，评弹界先后出现过24个流派，现在这些流派有的得到传承，有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湮没无闻，这是什么原因呢？ 经过多年的演出实践我认识到，有的流派在传承过程中出现了形似而不是神似的断档，长久以后，这门流派就开始衰落了。
神似首先就是一种不断地琢磨与评鉴前人艺术的刻苦努力。比如，我和前辈艺人祁莲芳的师徒之情——1978年6月，是我第五次去上海演出。在闸北区 文化馆书场，参加了中弹词《十五贯》的演出，在演唱《苏戌娟上刑》唱段时，我用了一段祁莲芳先生的“祁调”唱腔。“祁调”唱时真假声并用，以假嗓为主，节奏舒缓，曲调柔美，唱法含蓄，讲究控制，音乐性强，令人迷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受欢迎，后来很少有人演唱。当时健在的祁莲芳先生获知，心里十分高兴，不顾年迈体弱，拄着拐杖，亲自到书场探望，并随手带上特有的小二品琵琶上门帮教，使我大为感动，从此结下了师生之谊。祁先生亲授《文武香球》中《芸姑相思》的一曲悲泣哀怨优美动听的唱腔，为我创造“俞夹祁”谱下了前奏曲。
什么是神似？ 这里面既包含着戏剧舞台上的“青衣”状态：融入其中的深切观照，同时又不完全地等同于“青衣”，而是有一种自我的诗性状态的站在一定高度上的艺术领悟力，是作为演出者自己，与作品深度交织的“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过程。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在20世纪80年代初看了我的演出后，曾经在其文章中提到，他看到了一个新兴流派的影子。那时候，他和我们接触较深，后来我们去香港演出，他也来听。是他看到了我们的努力合乎王国维的“句秀、骨秀、神秀”艺术三境界的描述。
“文革”时，我父亲受到冲击，我因此离开了评弹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 唱过歌剧《白毛女》，学过话剧、越剧、锡剧等，这些艺术经历，让我积累了许多东西。重要的一点是表现人物的内在情感、心理、思想等方面，如果不学戏剧上的东西，就不可能表现得那么到位。我们那时候还去学习布莱希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之类，目的就是学会体验角色，表演得更好，而这些东西正是以往老一辈评弹演员所缺少的。过去有的评弹演员说书比较木讷，光顾着说书，演员与演员之间缺乏交流，表演方法比较老式、古板。但如果演员填补了内在体验不足后，他的表演就活了。
回顾我早年的经历，可以说历经坎坷。1966年，我参军入伍，原本获准加入东海舰队文工团，后因人事原因不了了之。当年7月，我和晏春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小权威”，《杨乃武与小白菜》剧本被付之一炬。1970年，我们又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成员，上茅山“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5年3月，我们两人才获得平反。
我回顾这些坎坷的经历，并不是要向历史争取一个说法，而是说，造物主给我们的命运设下了千难万阻，但同时，我们也因此得到了另一种命运的眷顾。在这些坎坷和坎坷之后的命运中，我们创造出了更丰富的人生。
1973年，我们的中篇弹词《友谊之花》，首演于常州剧院，并于5月起获准在苏州、浙江等书码头巡回演出；1975年11月，我创作的弹词《银珠姑娘》获得观众认可；1978年，晏春创作的中篇弹词《宝莲灯》一折《入山寻亲》获观众认可；接下来的20年，是我们演艺的黄金时期：《红楼夜审》《贩马记》《三笑》《姑苏新曲》等节目为观众带来了美的享受。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我们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剧，多次赴北京、上海演出，基本每场都观众爆满。
生活给了我们泪与笑，我们以欣喜来感怀它。当你怀着一份清醒与感恩的心态，怀着对世界深切的同情与爱来生活的时候，命运会在以后给你以良善的报答。记得父亲曾多次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去争，而要爱与醒。这两个字，任它千年也磨灭不了。就像刺猬一样，有些东西在身上越背越重，最后会把自己压垮的。只有认真、诚恳地从事真正的艺术，艺术才会报之以欢笑。比如，杨振雄老师，他创作了那么多的作品，还创造了自己的流派，他留下的东西是评弹界百分之百公认的。
我不会忘记20世纪80年代，我们随著名相声艺术家侯宝林去美国访问演出，一路上他告诫我们，从事艺术除了顾及观众对自己的承认和肯定外，你自己还应该估量一下是真艺术的作用，还是虚假的东西在作怪。他说你看美国百老汇，一部戏演100年，久演不衰，而脱衣舞即使下面观众暂时再多也是昙花一现。艺术家和艺人是有本质区别的，我觉得这些老艺术家对我们的教育太深刻了。
艺术不仅仅是热闹场中的低语，类似于巴尔扎克的小裁缝；艺术也不仅仅是时代大海中的一些浪花，类似于红色娘子军；艺术在给人日常性抚慰的同时，它有着一种健康的体魄，它是站在一个高峰上眺望群山，并为着这群山的苍松翠柏而簌簌作响。艺术里面有《菜根谭》，但它与《菜根谭》的不同在于艺术里面有着一份健康的喜悦与自信在。
眺望群山，我无意中与佛教音乐相会。2014年3月的一天，苏州重元寺首届佛教文化节，邢晏芝“吴歈礼佛”佛教评弹梵呗音乐会在重元寺大雄宝殿广场举行。来自苏沪两地的四方佛子、艺人嘉宾齐聚阳澄湖畔，共同聆听水天佛乐！ 经寒山寺方丈秋爽大和尚指导，由我悉心谱曲，“梵呗”与“中国最好听之声音”苏州评弹完美结合。我亲率弟子，会集优秀同人，领衔诵唱佛经，虔诚奉献给大众一场真挚无私、洁净和美的乐声。
从唐诗、宋词中间出入，从儒释道其间来往，我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不断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精粹，与真善美相遇并保存着在世精神的乐观情调，同时也有着一份出世心境的坦然与释然，这样的心境修为，带给了我对评弹的更深层次的观照，让我乐在其中，同时也悲喜在其中。
每一份艺术的高贵礼物，它的无数次传承，都在每一刻敬献的时候得以增减。当它敬献给上苍的时候，贤者得其位，勇者得其前，仁爱者得其乐，而最为宝贵的一份礼物，当是由上苍自己来祝福……每当这一时刻，我都会想起歌德的几行诗句：
你们又走近了，飘摇无定的形影，就像当初，在我迷茫的眼前现形。这一回啊，我将努力把你们抓住？那大胆妄想，我对它仍一片痴情？好，随你们争先恐后，你推我拥；随你们窜出雾霭，围绕着我汹涌！随着你们的到来，空中弥漫灵氛，青春的热血啊，又令我心胸激动
……
（本文摘自《千江汇春：洪千惠音乐艺术文论集》，洪千惠著，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定价：6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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