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文一体”的江南戏曲

    明清文化史意义上的“江南”，通常指环太湖地区的“八府一州”——“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划出的仓州。”它既是全国重要的经济区，也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其它地域而与近代商业文化、城市文化密切相关的江南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明清时期的江南戏曲文化，又是江南文化的典型代表。然仔细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学界从文化史角度来审视江南戏曲的成果仍屈指可数。在这个意义上讲，《江南戏曲文化史论》丛书无疑具有开拓意义。

    丛书并未立足于撰写《江南戏曲文化史》，而是撷取有关江南戏曲文化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具体而微的讨论。至于文化一词的理解，则在重点关注“外部文化”的同时，兼顾“内部文化”，广罗并包，大处浑融，自成一体。丛书有三个特色，可以概括为三个“回到”：一是回到明清。“回到明清”，就不得不回到“吴文化”语境。吴文化的形成，与江南地区醒目的城市群落有关。明清江南城市的发展，其突出特征是是“去行政化”和“商业化”。与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宋金等时期不同，明清时期的江南作为全国经济中心逐渐稳定下来。这种稳定性也是吴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依托。明清时期江南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慢”，王宁教授在论及江南吴文化的特征时说：“曲、禅、茶、园，四美不隔、一‘慢’可通。”，吴文化中的“慢”，折射出的是“明清时期中国江南最早一批超越了物质，同时又具备文化修养的群体，他们对于生命、个体价值、生活本质的集体反观和反省，代表了这一时期共识性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代表了人类对于生命价值认识的阶段性成果。不仅尊重肉体和感官，同时又尊重心灵和自由。俗一点讲，这种慢文化其实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富裕之后，人该怎样生活？”明清时期的江南文人对于精致闲雅的生活向往，投射在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江苏域内的山水、园林、饮食、茶、服饰、游乐文化都可以作为江南文人雅士的审美追求的代表。其间，城市和商业的繁荣为生活的安定和精神文化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王宁教授在谈到昆曲时，常常从“地倾东南”说起。

    二是回到戏曲。丛书的“回到戏曲”，首先体现为对王宁教授近年来所着力推进的曲学研究的重视。江南戏曲，尤其是昆曲，其最为核心的内容正在于一脉相承的“乐文一体”传统的演进。这是江南戏曲文化能够得以传承发展的重要密码。曲学是研究文学（文、辞、词）与音乐（乐、声）关联和互动的学科，它集中体现了戏曲的立体艺术特征。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代有一代之歌声”。近年，王宁教授的研究团队集中精力，先后完成了《明清昆曲曲子师研究》《明清格律谱之“集曲”研究》《明清格律谱之“衬字”研究》等研究成果，并得以在《江南戏曲文化史论》中集中展现。丛书当中的集曲研究涉及“集曲”发展史上诸多难题，如“集曲正曲化”和“商黄调”等问题。“衬字”研究则依据大量的曲律排查，考察了“衬不过三”“习衬为正”等问题。以上话题都是围绕王宁教授所倡导的“词乐因应”问题展开的，摒除了以往文献研究和技术分析的单一思维，而更关注融通和兼擅，既关注文学、音乐和舞台艺术等，又关注历代音乐文学的纵向发展脉络，诸如乐府、声诗、词、曲等音乐问题，显示了曲学研究的“回归”和“深入”。

    三是回到江南。其实，回到明清时期的戏曲，本身就是回到江南。因为，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戏曲剧种正是产生并繁盛于江南的昆曲。这也是为什么丛书将江苏作为江南戏曲文化标本，来重点考察的重要原因。循着这样的动机，丛书聚焦明清时期和昆曲相关的诸多事项，聚焦江南，展开讨论。“明清江南家乐”“明清江南大族其他戏曲活动”以及“城市商业视野下的扬州戏曲”“昆曲流派”“江南戏曲刊刻”“曲会研究”“堂名研究”“江南戏剧与地域文化研究”等专题正是丛书回到江南的具体体证。

    正因为以上三个“回到”，《江南戏曲文化史论》也就具有了文化研究角度的样本价值。“回到明清”具有“文化史”意义，“回到戏曲”具有“学术史”意义，而“回到江南”，正应合 了 当下学界的“江南热”。江南好，岂止是风景。这在中国文化史和艺术史上，都是常说常新的话题。在此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对这片肥沃的土地抱以更加美好的憧憬，期待它开放出更加绚丽的花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