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学发展阶段小议

    汉学（Sinology）的本义，应该是指外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内涵涉及到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具体涵盖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宗教、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领域，但不包含对中国现代文化的研究，后者属于今天意义上的中国学范畴。本文所指汉学，仅限于文学范畴。

    日本，作为东亚地区最邻近中国的岛国，历史上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可谓时间久长、影响深远，伴之而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汉学，也就历史绵长、人员众多、成果可观。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最早输入日本，大致是在唐朝时期，由于大批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来到中国，他们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带回许多中国的文化典籍，这在相当程度上为后来兴起的日本汉学提供了先决条件。

    据日本著名学者吉川幸次郎的观点（参见《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载《经济人》14卷1期），日本的汉学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五个阶段：明治之前、明治年间、大正年间、昭和年间、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这五个阶段中，第一阶段和第五阶段相对时间跨度较长，其中，第一阶段可往前延申至中国古代典籍初入日本的公元8世纪左右，大约在日本应神天皇时代。而第五阶段，则可以延后到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

    吉川幸次郎认为，日本最早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时，《论语》等中国古代典籍开始输入日本，之后在日本的《万叶集》和《怀风藻》中已可见受中国古代典籍影响而创作的汉诗，这些汉诗直接用汉语书写。到平安朝，紫式部的物语创作中，已显见中国唐朝诗人白居易《长恨歌》的影响痕迹。足利时代，可以说是日本人理解中国文学真髓的时代，五山禅僧们已能自己创作汉诗，并对中国的古代诗歌作评论，其中包括《诗经》《楚辞》及唐诗。到江户时代，日本文人们更增进了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关注和理解，汉学开始成为“学问”的代名词，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中国儒家学说的学者，他们研究儒家的思想、哲学、文学等，在当时被称为“儒者”。

    明治年间，情况有了变化，这与明治维新导致日本列岛掀起“脱亚入欧”风潮有密切关系，这个时期，原先风靡日本的研究中国的汉学潮，开始整体上减弱。原先是着重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学仅为一种附带而已，而到这个时期，文学研究开始取代政治经济，中国文学被日本一些学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与江户时代相比，学者中汉语创作的能力下降，文学分析和研究的能力上升，从而使得文学研究的名分正式产生，即中国文学研究正式成为日本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明治时代的欧化主义政策和风潮，压抑了江户时代兴起的汉学。

    不仅如此，一些日本学者开始以欧洲人看问题的观点和方法从事整理与研究中国的学问，甚至连自己本国的日本学（“和学”）也出现欧化倾向，他们不仅否定汉学，也否定日本自己的文化。可见，到这个时期，欧化主义已侵入到汉学领域，从而导致日本的汉学进入到一个别样历史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后，情况又有了很大改变，日本的汉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汉学成了日本包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等主要帝国大学在内的重要学科之一，无论参与研究的学者和问世的学术成果，都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汉学的深度和广度也与之前的历史阶段不可同日而语。吉川幸次郎认为，这一历史阶段出现的汉学史研究高潮，使汉学在日本足可与兰学（欧美学）、和学（日本学）鼎足而三。这种现象基本维持到20世纪末期。

    按上述吉川幸次郎的汉学发展阶段分期，结合日本汉学的实际状况，笔者以为，从总体上看，日本汉学发展的历史阶段，大致可分三个阶段：早期阶段，公元7—8世纪日本开始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主动输入本土，日本加入东亚汉文化圈的时间也大致起始于此，这种状态一直延续至17世纪前（约中国明朝前期）。这一阶段过程漫长，但真正意义的汉学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其时的汉学还远不能被作为一门学问。后人所能看到的，主要是日本文人在自己的汉诗文创作中体现出的受影响痕迹或间接化用。到中期阶段，汉学在江户时代（约公元17—19世纪中叶）的日本开始真正出现并逐步形成一门学科，涌现出一批专门研究的学者和著作，这些著作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翻译、注释与整理，也有专门作解读和阐释研究的。晚期阶段指20世纪中期及其后，日本学界重新开始对汉学重视与研究，这一时期既不是单纯引进和翻译，也不是“脱亚入欧”风潮下的那种贬抑，崇尚实际的学风导致不少严谨汉学论著的问世，为日本的汉学研究提供了一批可供本国学者和中国学者借鉴参考之作。著名学者亦不乏其人，尤以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为最，两所大学涌现出不少在日本学界堪称泰斗级的人物，加之这一阶段日本整体的研究风气，使得其在世界范围的汉学领域内毫无愧色地成为翘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