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海角山头已遍耕”

    清代学者赵翼写过多首咏叹《米贵》的诗歌，其中一首这样写道：“海角山头已遍耕，别无余地可资生。只应钩盾田犹旷，可惜高空种不成。”据这首诗的描绘，在我们生活的家园，适宜农作的土地，除了供人游玩的园林苑囿（诗中提到的钩盾一职，汉代就已设置，主要负责园林苑囿的游观与管理，诗人以此借指园林苑囿），几乎都被农业生态系统取代，可垦之处无不遍耕。宋曾几在《苏秀道中》也说道：“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桐叶最佳音。无田似我犹欣舞，何况田间望岁心。”诗人看到“千里稻花”无比欣慰，即使“无田”，也仍是如此地强烈地感受到耕种者企盼丰收的心情。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对田野垦辟和粮食丰收充满着无尽的热情和企盼，这种农业景观不仅给诗人们带来启发和灵感，也让我们普通人获得了视觉和心理的愉悦。那么这种独特的“四海无闲地”的农田景观、农耕文明是如何形成的呢？ 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社会与环境学系兰德助理教授的新著《惟王受年：从农业起源到秦帝国的中国政治生态学》（以下简称《惟王受年》）对此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与深入的研究。

    该书原名The King’s Har⁃vest: A Political Ecology of Chi⁃na from the First Farmers to the First Empire，收入耶鲁农业研究丛书，于2021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西方学界第一部研究早期中国环境史的英文专著，甫一出版，备受好评，获得2022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著作奖。作者兰德先生长期关注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对上古三代秦汉黄河流域的环境变迁与农业开发充满兴趣。为此，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仅辗转中国多所高校学习，而且经常往返中国进行系统性实地考察。这为他完成这部早期中国环境史研究力作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可靠保障。《惟王受年》基于考古发现，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主要考察关中地区从农业起源到秦王朝生态环境、农业开发、政治组织及体制三者联动变化的历程。

    中华农业文明的兴起

    为了探索中国农业发展的渊源，作者对史前中国考古进行了系统梳理，利用丰富的考古资料，系统考察了新石器时代关中地区农业的起源，以及人们不断改造自然，建立农业生态系统、社会系统乃至政治系统的历程。

    仰韶文化时期（约公元前5000-3000年）的人们虽然仅仅驯化狗、猪以及粟-黍类作物，但是，他们在原始生态环境中通过渔猎和采集能够获得多种多样的食物。考古证据表明，丰富的食谱使得他们的身体普遍较为强健。然而，至龙山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000-1800年），随着农业新物种的驯化和引入，农牧业出现了种类更多、产量更高的粟-黍类粮食作物，以及杏、桃等水果，牛、羊等动物，火耕、灌溉等技术出现，农业系统得到较大改进，人类适应和改造环境的能力随之增强，人口也不断增多，甚至有的聚落因人口稠密导致自然环境退化而不得不废弃。

    整体上看来，新石器时代自然生态系统逐渐被人类的农田、果园和牧场取代，野生动植物的产出日益减少，人们的食物来源日益依赖农业系统，以致普通民众的食谱日趋单一。过于依赖谷物以及食物匮乏的情况时而发生甚至影响到人们的身高以及穷人的健康，如营养不良、龋齿，相比过去人口稀少的采集社会，人口日益稠密的农业社会流行性疾病也更多。不过，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粮食盈余逐渐增多，收成超过渔猎采集所得，人类逐渐拥有了稳定的食物供应与储备，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使得人们生活的聚邑日益密集，人类社会逐渐出现阶级分化，社会组织与结构日益复杂化，早期国家随之形成。国家的出现和政治权力的加强，便于统治者更好地控制和促使民众扩大农业生产，进而汲取更多的劳役和物质资源。

    至于三代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具体情况，作者一方面受限于历史时期考古过于关注大型城址、墓葬，对村庄聚落一类小型社会生活遗存重视不够，难以对三代普通民众的生产和生计作具体而微的探讨，另一方面又受益于《诗经》等文献的记载，能够对周代关中农业发展进程加以具体分析。三代国家的发展和长期延续，为农业文明的扩展提供了必要的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这一时期农作物的品种日益增多，五谷、各种菜蔬、水果、鸡和鸡蛋进入人们的食谱，这在考古发掘和《诗经》等文献中都有大量的证明。中国的许多果蔬都有一部漫长的驯化种植史，但我们现在知之不多，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随着耕地的日益开发，低地上的鹿群等野生动物越来越少。至周代，得益于农作物种类的多样化、作物品种的改良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农田单位面积的收获不断增加。粮食盈余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商周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统治者深知农业乃国运之所系，故经常想方设法扩大耕地面积。从整体上看来，商和西周成功地维持了长时期的稳定，使得农业文明在黄河流域及其他地区蓬勃发展起来。

    秦制农业开发模式的形成及其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旷日持久的争霸和兼并战争，迫使各诸侯国为了调集更多的兵源、劳役和物资而对行政制度和组织进行大幅度改革。改革的目标往往是国家能够直接控制土地和人口，提高调动资源的能力，统治者的权力随之日益增强。为了更好地汲取资源，统治者启用没有强势家族背景、甚至没有其他收入但有政治才干的“士”来管理国家。官吏领取俸禄，直接对上负责，方便国君管控和使用。对才能的重视，则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稳定性、专业性和延续性。官僚制很快推广开来，国家权力随之逐步由分散走向集中，汲取赋役资源的能力也不断增强。

    其中，最成功、最彻底、影响最深远的是秦商鞅变法。依靠强有力的秦君权力，商鞅变法以农战为中心，创设了一套高效的行政制度，主导土地分配和乡里户口编控，进而重组农业环境和社会结构。新政通过分家析户等措施促使户口增殖，鼓励百姓喜农、乐战，并依据功劳进行奖赏，使民众能够凭借功劳大小获得并晋升爵位，取得相应的田宅和权益。计功取能的做法造就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受益阶层，秦制也因此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而增强了合法性和有效性。秦制度化地推动农战，持续促进农田垦辟和社会控制，国家随之日益富强。秦还击败和融合戎人，修建郑国渠等水利工程，使境内民族和生态环境上趋于一致，社会经济逐渐由农牧并重转变为高度依赖农业，从而加速了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二元分化。通过这些举措，秦的实力逐渐跃居战国七雄之首，为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

    秦王朝最终实现了全国统一，进而凭借强大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创设统一的制度和律令，力图消除各地的差异，并且继续将农业置于制度中心，推行至全国，促使低地生态系统日益被开垦为农田，还大规模修筑长城边塞，保护农耕文明，为东亚两千多年的农业国家奠定了基础。只是，秦王朝仍然保持了小农经济的主导地位，农业的规模效益和劳动分工受到限制，粮食盈余的增长也因此较为有限。小农经济能够提供的劳动力和粮食盈余都比较少，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尚且困难，自然无法满足秦王朝好大喜功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秦统治者利用官僚机制不断加大赋役征发，去实现一项接着一项耗费巨大的国家工程。秦行急政突出表现为轻用民力、赋敛过度。秦王朝二世而亡与此有莫大的关系，也留给后世沉痛的教训。唐代诗人李绅《悯农》云：“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不仅是小农耕作提供粮食盈余有限的真实写照，也是对赋敛过度容易导致农民破产乃至死亡的无情批判。

    秦的制度设计和经验教训通过《史记》《汉书》等史书记载广为流传。东亚各地学者都能从中学到实用的行政管理方法和普遍的政治智慧，进而在行政管理中创造一些连续性。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赋予国家极大的行政权力，汉承秦制且长期推行也使其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这些都是中国历代王朝经历周期性崩溃之后，每每仍能在旧的基础之上进行重建的重要原因。秦制也因此成为古代王朝的经典模式。秦王朝的官僚制度和重农主义被后代王朝继承，而大一统王朝一次次地在广袤的疆域内维持长期的和平，人口得以繁衍增殖，土地被尽力垦辟为农田，就这样深度影响了东亚的生态环境和农业景观，以致出现赵翼所说的“海角山头已遍耕”的景象。

    作者重点指出秦王朝通过奉行中央集权和重农主义不断扩大农业生产，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态系统取代自然生态系统的进程，对东亚二千年持久地改造自然景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作者将东亚农业景观形成的原因追溯至秦王朝的农业开发模式，与此相仿，赵翼在另一首《米贵》诗中也提到：“更从何处辟遐陬，只有中郎解发丘。或仿秦开阡陌例，尽犁坟墓作田畴。”面对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的状况，如何进一步开辟农田，赵翼比附秦开阡陌的先例，竟然想到了生者与逝者争地！ 毫无疑问，在很多人看来，秦王朝就是尽力垦殖的典范。

    东亚农耕文明的历史启示

    中国是东亚农业起源的关键地区，孕育了世界上唯一连续演化发展的中华农耕文明。在中华农耕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兰德先生认为，秦的变法图强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一场深刻而持久的变革。“百代都行秦政法”，正是秦制提供一套稳定、持久的制度结构，促进了农业扩张和人口增殖，并在用农田取代低地自然生态系统的历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作者的分析不难看出，东亚环境变迁和农业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特别是国家在塑造生态环境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正是“政治生态学”关注的核心议题。

    《惟王受年》的研究也为思考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如何解决当前面临的环境问题提供了历史启示。在进入“人类世（Anthropocene）”之前，东亚农耕时代的人们在国家的主导下就有组织地持续改变地球面貌，形成独特的农耕文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对田野的垦辟和粮食的丰收充满喜悦，却很少意识到在农田取代自然的过程中破坏了生态环境。东亚本来拥有北半球最多样化的温带生态系统，然而农耕文明极大地减少了这种多样性。

    随着人类世的到来，地球生态系统受到人类活动的深度影响，甚至引发生态危机。根据本书的研究，既然国家是环境变化的主要推动者之一，那么，促使生态环境的回归，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共存，就离不开国家的努力以及国家之间的合作，设计出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发展模式是当务之急。不仅如此，社会的发展也不能只是为了人类利益而最大化，毕竟地球的资源和承载能力终究是有限的。作者指出，到了资源告急的某一时刻，人类就必须减少。赵翼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其他《米贵》诗中反复提到：“勾践当年急生聚，令民早嫁早成婚。如今直欲禁婚嫁，始减年年孕育蕃。”“景德祥符脱乱离，小儿鼓腹老含饴。始知斗米三钱价，总在人稀地广时。”数十年来，中国为此作出了诸多努力，例如，长期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又如，进入新时代后，高度重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华民族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并且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些努力不仅为构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过去历史学研究强调人类、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组织演变的研究，却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多少有些忽视。然而，人终究是环境中的人，与动植物、病毒共存，要全面研究人类史，就必须熟悉环境史。尤其是，随着人类世的到来，人类极大地改造着地球气候和生态系统，同时又面临着各种环境危机、病毒肆虐等生态问题。这些问题促使着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仅日益重视环境史的研究，而且努力追溯环境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并且对国家和世界组织处理环境问题寄予厚望。兰德《惟王受年》一书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该书对上古三代秦王朝政治组织与农业开发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用浅显晓畅的语言呈现出来，不仅让西方人关注中国古代环境史的重要性，增进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也为我们进一步探讨中华农业文明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提供了他山之石。

    《惟王受年：从农业起源到秦帝国的中国政治生态学》，［加拿大］兰德（Brian Lander）著，王泽、杨姚瑶译，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