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的“中国大家”到解释学的“国际大家”

    ■刘悦笛

    成中英先生赠与一套十卷本的《成中英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拿到家里就重点翻阅了其中的第一二卷《本体诠释学》、第三卷《儒家哲学的本体重建》和第七卷《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对这位享誉海内外的哲学大家的思想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对其晚年所致力于的“本体诠释学”（onto-hermeneutics），有了趋于整体性的把握。我也从起初怀疑本体与诠释如何得以辏合，转变到认同这种“中国性”的哲学原创。

    有趣的是，我手里居然还收藏了成先生最早出版的两本著作——《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和《科学知识与人类价值》，分别由三民书局在1974年3月和4月出版的——那是在台湾讲学的时候，在台北大学附近的旧书店购得的，“年龄”居然都比我大。后来在成中英先生北京家里，拿给他看，他看着封底那张照片上不到四十岁时的年轻脸庞，不禁哑然失笑。其实，他很多思想的源头在这两本小册子当中都得以滥觞。

    2015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开会，酒席之间成先生向我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早在1973年创办英文版《中国哲学季刊》之时，中国哲学就已经登场了！我追问：那由谁来代表呢？成中英先生回说除了他这位主编，还有副主编美国天主教大学柯雄文（Antonio S. Cua）等学人当为代表。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大概就是已在国际上出场的“质胜”的中国哲学吧。

    成中英先生回顾自己的学思历程，赴夏威夷大学任教后的早期二十年为中西哲学并重期，中期二十年是深入探讨中国哲学期，后期二十年则是逐渐建构哲学期。这最后一个时期可以说延续至今，成中英先生将滥觞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本体诠释学”逐渐打磨完成，因为直到1980年代中期，他才最终确定结合本体存在论与诠释学乃是诠释学必然发展的一个方向，后来则更自信地宣称——“本体诠释学”乃是整个哲学诠释学的真正基础！

    在我看来，这就实现了一种转变：从哲学的“中国大家”到解释学的“国际大家”的重要嬗变。

    2021年12月25日，成中英先生获“国际诠释学研究院”院士的荣誉教授奖，其中的文字部分成先生找我第一时间从英文翻译出来：

    成中英是夏威夷大学哲学荣誉教授。在过去至少五十年中，他根据对本体宇宙论、综合性的观察和对宇宙与世界变化本质的创造性形成与转化的反思，发展了一种人类生存理论。这些见解来源于根植自《易经》传统的古典中国哲学。

    成中英之人类存在论有两个维度：第一，一个现实的概念，它解释了自然界和世界中所有事物的创造性形成和转化。这一点在《易经》中的在与非在、阳与阴的二元体系中就明显存在。其次，他的理论解释了人类如何参与宇宙的创造力和活力。这需要理解世界的能力，从而为每一种文明创造符号、语言和文本，并允许对世界上的事物和事件形成新理解和新解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引入了一个关于人类自我和人类心灵的概念，这个概念能够在不同的但却相关的具体和抽象领域中，获取与构建关于理解的诸多范畴。

    成中英发展了人类理解的十大基本范畴：内在性、外在性、内外统一性、外在超越性、内在超越性、内外超越性的统一性、根源性、律动性、目的性、超融性。这些范畴是指人类在本体宇宙结构当中将认识论和解释学加以整合的过程。因此，解释学对每一种语言、文化和传统都具有重要意义，并适用于各种事业，包括翻译和比较哲学。

    通过比较哲学，特别是中国古典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的比较，成中英将解释学扩展到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之外，以包括他相信的其所预设的本体宇宙学的根基。

    其中，对成中英先生的赞誉颇高，认为是他在四位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解释学大家之外，发展了一种中国化的解释学，而自我本体存在“十性说”可谓是这种学说的思想内核。评议人显然“发见”了其晚年思想成熟时期的哲学新创的价值。特别是从比较哲学的角度来看，成中英先生对国际解释学的贡献可谓独树一帜，甚至说独一无二也不为过，因为解释学的发展不能仅仅囿于印欧语系的内在传承，汉藏语系对此要有所拓展乃至突破。

    我认为，成中英先生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系统：以《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传统、蒯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传统和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解释学哲学传统。他在中、美、欧哲学思想之间进行了一番整合与新创工作。能将美国哲学与欧陆哲学两大传统融为一炉，在当今中国哲学家那里是甚为鲜见的，因为如今的比较哲学，或者聚焦于德法现象学与中国哲学加以彼此诠释，或者关注于英美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相互映照，而罕有将三种传统加以融会贯通的。然而，在成中英先生那里，美国式的分析哲学传统所被继承的并非只是方法论，欧陆化的解释学哲学传统在他那里又得以扩充开来，但是无论是哪种传统都被立基在中国哲学的根基之上，从而形成了一种国际哲学视野的交融与新创。

    先说直接的师承关系，蒯因可谓是代表了美国分析哲学的新大陆风格，因为他将分析传统与实用主义进行了新的综合，而早期成中英先生从他这位老师那里获得的最大启示却是：逻辑本身具有本体论的内涵，但与这种逻辑本体论不同，他要走的却是“易经本体论”之路，并在其诠释易经的符号化当中借鉴了蒯因那种整体化与集体性的认识。然而，尽管蒯因的“自然化”知识论保持开放，在成中英先生看来，其对人心性功能的评价与解释却出现了短板，而这恰恰是中国哲学的长处所在。后来这种直接师承，变成了一种间接性影响，而解释学作为一种间接影响，却成为一种直接性的启发。

    再说间接的影响关联，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可谓是对晚期成中英先生影响深远，不同于其早期深受蒯因的分析化洗礼，前者的解释学却直接地启发了本体诠释学。顺便说一句，我个人更为赞同将Hermeneutics翻译为诠释学，据说这是成中英先生的首译，港台的确基本使用这种译法。成中英先生在继承当中却洞见出：蒯因与伽达默尔在语言使用方面的的趋同之处，尽管前者重逻辑，后者重历史，前者重存在认知，后者重经验文本，前者重逻辑分析，后者重处境直觉，但在二者之间，成中英先生却发现了一种新的综合的可能性，从而试图锻造出一种“有本有源”“有体有用”“能知能行”的诠释学体系。

    成中英先生本体诠释学的这种本源性、体用性与知行性，令我想起在2018年以“天人合一”为主题的中印思想对话国际论坛上，开幕后留墨宝过程中，成中英先生只写了上联的四个字——“知《易》行《易》”，然后就执笔停在半空，问我下联究竟该如何来对？当场笔者也确无灵感未能及时应答，但返家后脑海里却突然蹦出个下联——“欲仁至仁”。实际上，成中英先生将易经加以本体化的哲学建构，恰恰是一种中国化的哲学思想体系，也就是追求本源为一、体用融一、知行合一的“中国哲学”境界，在这种自本生根的建构过程当中，同时也就走出了一条“中国化”的解释学理路。

    这就要回归到易经的大智慧基石，成中英先生之所以由此为基创构本体诠释学，乃是要为整个解释学提供形而上学的新基础，并认为这种重构的基础，并不是来自西方的ontology，而是源发自中国的本土论。这种哲学宏构无疑是有着国际胸襟的。因为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还是蒯因的科学本体，从成中英先生的视角来看，皆缺乏从“本”到“体”的创造性的发生概念，这个概念及其践行恰恰为《易经》所提供出来。由此，本体创造的宇宙存在和宇宙内人的存在，就都变成一种生生不息的“大化”过程：

    本体诠释学的本体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从一个创造的根源存在形成个体的过程。其发展涵盖了中西形上学（存在与宇宙万物）对个体存在性质规范的各个方面，但却是经过我对人的经验理解与理性认知综合及总结出来的“存在体”。

    本体诠释学对本体的理解是两个层次的：一个是自我的层次，一个是宇宙自然的层次。两个层次相互引申，形成了中国易学中所说的天人合一的统一体。也为人心性的存在提供了一个生命力的基础。此一生命力的基础指向一个宇宙本源的创造力以及人生于天地之中所秉受的生命创造力。

    外在超越性可以有西方“断绝式的外在超越性”与中国“连续性的外在超越性”。内外超越性可以结合为一体，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内外超越性的统一结合就像内外自觉性的结合一样，使人的存在层次更为提升。那是一个内外兼顾，内外包含，彼此平衡和相互和谐的整体感知，我名之为超融性，也就是超越的融合性（transcendental integration）

    于是，这种中国本体哲学就被如此建构起来，所谓自我本体存在“十性”，就是按照这种本土解释学的原则一一铺叙而成，从而实现了一种本体的诠释化与诠释的本体化，为当今世界哲学之林奉献出一种汉语哲学的宏大叙事。

    与成中英先生还有一次共患难的过程——2018年7月末赴德国参加一次国际会议，返程时因为慕尼黑机场发生意外事件，机场一度关闭进行排查，渐渐从有序陷入无序乱成一团。在这场历时八小时的“逃难”过程中，我陪着成中英先生，当时在拥挤的人群中感觉呼吸都很困难，后来才终于找到轮椅让先生稍事休息。当时成中英先生说，等回来后要请饭致谢。一来二去，那以后我们就开始了哲学之聊：谈黄帝，谈阳明，谈牟宗三，谈方东美……

    这就是我从读成中英先生的书到结识这位哲学家所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感受与认知。对一位哲学家的界定与定位，最终还在于——他究竟创造了什么？这种创构影响何在？后人究竟该如何看待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