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必须“知几”“通变”

    哲学的产生皆有本原，如果说西方哲学的本原始于希腊先知之见，则中国哲学的本原始于“三圣三古”之说。本原不明，其流不清。返本归原，直道而行。以中国哲学言，返本，就是返中华第一经典《周易》之本；归原，就是归孔子精心传述《易传》之原。

    《汉书·艺文志》云：“《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它告诉我们：《乐》《诗》《礼》《书》《春秋》五经分别阐述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相互配套。归根结蒂，本原在于《周易》。而《周易》的思想理论高度，恰恰取决于《十翼》腾飞的高度。《十翼》即《易传》，孔子晚年传研《周易》的十篇哲学巨著。因此，今天我们倡言“返本归原”，乃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性工程。新近出版的拙著《经典新读〈周易〉暨孔子哲学讲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作为个人第六本易学系列著述，正是为了打开从《周易》之门进入孔子哲学殿堂的理论通道，以实现中国哲学返本归原之旨。

    坚持实事求是

    走出疑古时代

    “走出疑古时代”是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基于历史新证与现实情势而作出的一项高瞻远瞩的学术判断与文化认知。事实上，我们尚未完全走出疑古时代，而是正在走出疑古时代。即如李先生采取公认的“两重证据法”，综合地下的文物考古成果与历史的文献考证，在2006年出版的《周易溯源》著作中通过对《西周春秋的〈易〉》《〈易传〉的年代问题》《战国秦汉竹简与〈易〉》《帛书〈周易〉经传》等多方面的研析论证，最终得出清晰明确的结论：“孔子不仅是《易》的读者，也是一定意义上的作者，这正是因为他作了《易传》（《周易溯源·第五章论帛书〈周易〉经传》379页 ）。”对于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文化意义的学术论断，也还有人不以为然，仍在我行我素，继续翻新疑孔旧说。从而启示我们在肯定上世纪中叶以来考古、考据与文献鉴证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端正学术风气，克服认知惯性，真正从思想上走出疑古时代，正确对待经典，对待《易传》，对待孔子哲学。

    疑古并非不可，但须疑之有据，解疑求真。绝不能重温古史辨派的“层累说”与“不立一真，唯求流变”的旧训，以至“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在这方面，学术前辈钱穆先生勇于实践并善于实践，从中探究真理，修正错误，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钱穆先生年轻时一度附和胡适、顾颉刚等的学术主张，推动疑古思潮，还将崔述疑《易传》非孔子之作的“七证”发展为“十证”。但此后在进一步研究考证古典文献的过程中，终于发觉古史辨派指导思想有误，立刻进行认真反思。他在1935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指出：“夫为辨者有破有立，破人有余，立己不足，此非能破之胜也。”在《崔东壁遗书序》中直言：“数年以来，有闻于辨伪疑古之风而起者，或几于枝之猎而忘其本，细之搜而遗其巨。离本益远，岐出益迷。”（《中国学术思想论丛（八）》第284页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人尽从疑古辨伪来治史，所以终难摸到历史大动脉之真痛痒。”（《史学导言》，台北中央日报，1974年版第30页）“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第167-168页）可谓反戈一击，切中古史辨之七寸。此后，钱穆先生胸怀坚定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积极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硕果累累，成为一代宗师。钱穆先生的文化实践之路，从本质上看，正是我们当下亟须倡行的“返本归原”之路，也是真正胸有成竹地走出疑古时代之路。

    清除“层累说”

    还原“文献说”

    顾颉刚先生在上个世纪初叶提出的“层累说”，是服务于“改造国故”的臆说，虽遭鲁迅先生严厉批评（“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就知道已将古史“辨”得没有了。”[ 转引自般鹏《历史的浪漫派——鲁迅厦门时期写作中的事与古史》，载《文艺批评》2022.05.18]“只希望有历史癖和考古癖的胡适之先生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但是我这《阿Q正传》到那时却又怕早经消灭了。”[邓宏辉：《古代层累说是指什么》，2020.03.03文，载于百度]），依然风行一时，而其余息至今犹存。为此必须进一步深入探究，辨明是非。历史的真相是，中国古代的文化史绝不是经由传说层层累积起来的，而是通过文献层层考证不断记录下来的。从春秋的孔夫子到西汉的司马迁，以迄清代的章学诚，“文献说”一脉相承，从未中断。其创始人孔子在《论语·八佾篇》中告诉我们：“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认为，尽管杞国君主是夏禹的后代，但文献不足，虽在杞国也不能证实夏代的体制。尽管宋国君主是商汤的后代，但文献不足，虽在宋国也不能证实商代的体制。孔子对历史的态度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位热衷于研究古代史事的考古大师对征询核实得到的历史文化成果（包括六经），总是原原本本地传述给弟子，从不随意把自己个人的揣想添加其中。古代贤士老彭正是他内心的榜样。（历来的《论语》阐释多将“述而不作”解为“只口述，不著作”似属误读。）他传述夏礼、殷礼，是经过多方调查研究，认真搜集文献考据，直到确证无疑，方才作出定论。孔子所言的“文献”，“文”指历史典籍，也包括“夏之时，殷之辂，周之冕”一类历史传纪与文物。孔子所言的“献”，则指掌握有关史事的社会贤达。

    在孔子的言传身教下，历代史家均强调文献，尊重事实。文天祥《正气歌》中赞颂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孤笔”，正是春秋时期两位置生死于度外而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官。司马迁作《史记》不仅汇集研析大量历史文件，而且遍历五湖四海调查研究，如毛泽东所评：“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按司马迁自己的说法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以期“究天人之际”，而“通古今之变”。方志学家章学诚认定“六经皆史”，并非视六经只是史书，而是启导人们认识六经的历史真实性，从中考究史事、史境、史情、史证。他提出《修志十议》，从职掌、考证、征信、征文、传列、书法、援引、裁制、标题、外编等十个方面对史志编纂进行规范，以确保记述的真实性。并倡导“乘两便，尽三长，去五难，除八忌，而立四体，以归四要。”四要者，要简、要严、要核、要雅。从而在方志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文献说”。中华传统文化守持并践行的历史认知观如此清楚明白，岂是轻轻一句“层累说”所能颠倒黑白的。正是基于“文献说”的深厚底蕴，当代史学、国学大家王国维先生一经提出“二重证据法”，就立即为学界普遍接受并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效验。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考古考据领域更是硕果累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提高，必将进一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传承与考证学说。

    研发弘扬孔子哲学

    是彰显中华文明的时代课题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急剧变化，使人类面临着重大而紧迫的考验：如何认识与面对未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对此，孔子哲学将帮助我们从认知理论上明确方向，观“消息盈虚”，通“天下之故”。就宇宙自然而言，宏观世界从奇点爆炸开始，继续不断地膨胀扩大，反映着“易有太极，是生二仪”的过程还在运变发展。星系与星系、星体与黑洞、物质与反物质，能量与暗能量始终处于推移消长的过程中。而微观世界发生的量子波粒二象性及其纠缠现象，同样可以用刚柔往来、阴阳交感的原理加以阐释。就人类社会言，不论是战争危机、人口危机、资源危机或者现代科技伦理危机，同样地都表现着“一阴一阳”之道在相关领域中的偏离与失衡。最重要的是，孔子哲学告诉我们：面向未来，必须“知几”“通变”。“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为此要懂得：“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孔子哲学不仅启示我们与时俱进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而且启示我们一以贯之地认识自己、完善自己；从生生出发，坚持“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秉持乾坤易简之理，“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由此可见，孔子哲学是驱除世界黑暗的曙光，指点人生迷津的明灯，推动历史进步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因此，研发弘扬孔子哲学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一项时代使命，也是彰显中华文明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

    知行合一

    深耕孔子哲学的理论园圃

    《易传》蕴涵的孔子哲学，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认知、新命题，大大超越了《论语》的圣贤政治与道德思想范畴。须要花大力气，下真功夫，进行创造性的研究、解读，开拓思路，发掘精义。拙著《经典新读》概括的“十识”“六谛”和七大鲜明特色，只是抛砖引玉，开渠引流，敲钟打鼓以推动群策群力“讲经说法”，争取广大学人同探真如胜境，共觅菩提妙果。事实上，这也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进而奠定理论基石、探索中国特色哲学的理论路径与框架体系。孔子哲学要发扬光大，必须改变“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局面。仁者智者是孔子哲学的理论队伍，人民群众是孔子哲学的实践主体。编织两者的连结纽带，基础当在教育。毫无疑问，高等院校是孔子哲学研究开发的主阵地，鉴于“易道广大，无所不包”，除国学和史哲外，其他专业亦可视情有所结合。

    就时代意义言，除“三才之道”“天人合徳”、时位中正、正性修命等基本理念外，当今最值得加以深度关注的孔子哲学精蕴是独具一格的文化理性、意象思维与“知几通变”的感通力。文化理性具有宽广的包容性、独特的生动性和普遍的适宜性。它与西方传统哲学理性的根本区别，一是前者囿于求真，易于异化为实用理性、工具理性；后者则在求善中求真求美，三位一体，相得益彰。二是前者死抠逻辑，僵硬固板；后者理通于情，情达于理，情理交融，升华智慧。文化理性既运用抽象思维，又融合形象思维，二者有机结合，形成广开智见慧识的认知新径。以色列知名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将七万年前人类在运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开始运用抽象思维而具有了编造故事的能力称之为第一次认知革命，则一万年前伏牺氏运用意象思维设制八卦当是人类认知革命过程深化的新节点或第二次认知革命的起始点，它为象形文字的诞生提供了顺理成章的思想基础。在文化理性与意象思维的认知常青树上，还结出了“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的感通力慧果。它们基于“天人合徳”“三才之道”的生命土壤，生根发枝，开花结果，三位一体，相映生辉，显示出孔子哲学理论园圃的无限生机与中国特色哲学的深远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