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边际，没有终了 ——读《李学勤文集》各卷前言

    近日网上学人广泛转发“《李学勤文集》各卷前言汇总”。这是在江西教育出版社推出《李学勤文集》30卷之际，且在“纪念李学勤先生90诞辰学术座谈会”前夕，北京冬寒中的一次文化暖潮。

    苏辉转发时有这样的话：“感受先生作为一位学者的格局与气象、遗憾与期许！”这或许是许多朋友共同的感觉。

    李学勤先生的这8篇“前言”，是2018年在身体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完成的。篇末均署写“于北京协和医院”。其日期，《古史研究》卷前言，3月26日；《甲骨学研究》卷前言，3月1日；《青铜器研究》卷前言，3月13日；《战国文字研究》卷前言，3月17日；《简帛学研究》卷前言，3月22日；《学术史研究》卷前言，3月24日；《序跋杂文》卷前言，4月5日；《篇目索引·学术编年》卷前言，5月3日。这些，可能是李学勤先生最后的文字。他的学术人生乐章最后的音符，奏响了打动人心的节奏。

    我们读这些文字，就像坐在教室听先生讲课一样，就像手捧茶盏与先生交谈一样，话语亲切如常，而内容涉及闳大的学术层面，又每每切入具体的论题，意义尤其深刻。

    在《古史研究》卷前言中，李先生回顾了曾经使他“十分震动”的侯外庐先生的提示：“要做有理论的历史学家。”李先生说：“我不是说我们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问题都是要有理论性的，但是要与理论性的大背景相结合。”他强调：“做古代史研究，当然要依靠和联系那些分支学科，而做分支学科的学者也不可能去做全面的古代史研究。可是，整个的历史研究、古代史研究，是在很广泛的范围之内进行的，这就要求几个学科有密切的联系。而这个要求，就意味着分支学科的研究要关注历史方面的、理论性的问题。”“我们整个的工作、研究的背景应该侧重于与理论有关系的问题。”读到这里，感觉这样的话是对我们的重要提示。在这篇前言的末尾，李先生说：“我多年以来特别想把侯外庐先生那段重要的话告诉大家，这次有机会了，我觉得很高兴。”语句情意殷殷，读来不能不心生感动！李先生谈到这一问题时说道：“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慢慢我就想到了要写那篇《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文章。”（《李学勤文集》第1卷第2页）其实，就我这样的以秦汉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术后辈而言，关于“理论性”，“理论性的大背景”的“认识”，所受到李学勤先生的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对战国至秦“社会阶级和等级的变迁”的理解。李先生在《东周与秦代文明》的《结论》部分写道：“以往的学者总以为对秦的认识比较准确深入。近年有关秦的考古发现，却提出了很多全新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奴隶制方面的，使我们感到必须重新描绘晚周到秦社会阶级结构的图景。”作为对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秦律最有发言权的学者，他明确指出，“睡虎地竹简秦律的发现和研究，展示了相当典型的奴隶制关系的景象。”“秦人的奴隶，大别之有官方的隶臣妾之类和私人的臣妾。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这种奴隶制和《周礼》的规定一脉相承。隶臣妾之类刑徒，恐怕不能用汉代以下对刑徒的概念来理解。”更具体地说，“从秦律看，他们不都是因为触犯了法律而被加上刑徒身份的，其中还包括买卖而得，以及在战争中来降的敌人等”。李先生还指出：“而且刑徒的身份如不经赎免，不能到一定年限解除，甚至株连到家属和后裔。这和汉代的隶臣妾等有根本的差别。”

    这样的分析，为准确理解和说明秦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乃至国家形态，提供了新的认识基点。“六国不像秦那样大规模地使用刑徒劳动力。”李先生写道：“有的著作认为秦的社会制度比六国先进，笔者不能同意这一看法，从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野蛮的奴隶制关系来看，事实毋宁说是相反。”（《李学勤文集》第1卷第348页至第349页）“笔者不能同意这一看法”一句，初版作“我们不能同意这一看法”。“我们”改作“笔者”，表达了更明朗的学术判断和更坚定的学术担当。

    作为学生，我把“《李学勤文集》各卷前言”当作“最后一课”，当作先生最后的教诲。

    通过《李学勤文集》各卷前言，我们可以通过李先生对自己学术人生的回顾，体会他怎样坚筑自己的学术基础，树立自己的学术志向，通过长年不懈的努力，实现了卓越的文化成就。对于若干学术问题，他以平和的文字，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对读者有所引导，有所鼓励。比如对于许慎所谓“文字异形”，李先生说，“战国时代列国的不同文字”，“中原地区三晋、两周（指东西周）的文字，基本属于一个类型（后来又包括了中山国，这是因为中山国曾经被魏国占领）。这样，中原地区就以三晋文字为代表，成为一类。”其他类型，“秦国文字，如王国维先生特别强调的，有西土文字的特点，当然是一类”。此外，“燕、齐、楚国的文字，又各自成为一类”。李先生说，“若找着一个文字在几个列国的不同写法，把它们排列起来，几个系列的特征就很明显地展现出来了”。这里说到“五个系列”。至于“战国时代很重要的吴国和越国，有没有可能吴越文字可以单成一个系列？”如果这样，“战国文字就不是五个系，而是六系了。”奇怪的是，“特别是越国，虽然一度很强大，甚至到后来北上中原，而它的文字材料却很少。不是没有，比方说有越国的编钟，铭文很长：可是有文字的一般器物，特别是玺印、钱币这一类，越国却是一件也没有发现。”“究竟怎么回事，至今还是个谜。”因此，“第六系还是先收起来”（《李学勤文集》第17卷第1页至第2页）。就战国文字研究而言，李学勤先生是先行者，也是最权威的学界大师。他的这种处理方式，确实如苏辉所说，表现出大家的“格局与气象”。

    李学勤先生还提请研究者注意：“有两件事我们要做好准备。”第一，“要准备好再发现早期的帛书。”对于今后可能发现的早期帛书，“应该怎么处理，怎么样去抢救，都应该有一个规范的过程”。“过去发现时造成的损失”，大家都非常痛心。第二，“因为当时竹简是普遍使用的，在北方同样有竹简，只是保存不好就是了。”因此，“我们要准备好在中原地区，甚至很北的地方，有可能发现竹简”。李先生提示我们，“即使在北方，发现干的或者不干的竹简都是有可能的。”李先生强调，“这个我们要有思想准备，特别是在中原墓葬发掘的时候，这个工作很重要”。有充备的警觉，有必要的准备，才能避免“损失重要的材料”（《李学勤文集》第18卷第2页至第3页）。这些提示，对于考古发掘工作和资料整理工作，都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能够真切地体会到郑重告诫之后热切的学术期盼和饱满的学术责任心。

    李先生在《篇目索引·学术编年》卷前言中写了这样的话：“写到这里，已经到了这部文集的最后了。在这部文集最后还要不要写前言，我一直在犹豫着，不知道应该怎么写。因为自己的工作离着‘已完’还远得很，没有一个终了。整个的研究工作就好像大海一样，没有边际，这样我怎么能说事情已经做完了？可是，我个人在自己小小的能力之下在研究工作的长河中有一个开始，也有一个终了。编一部文集，也算是一个终了吧。当然，这不是说我工作的终了，只要我还有精力，还有能力，我还要继续做下去。”（《李学勤文集》第30卷第1页）这里说学术事业“就好像大海一样，没有边际”，不能说“事情已经做完了”，符合几十年在学术田野上奋进式耕耘的精神。但是这段话两次说到“最后”，四次说到“终了”，读来还是不免令人内心伤感。苏辉所谓“遗憾与期许”的“遗憾”，或许与此有关。

    在《序跋杂文》卷前言中，李先生表示“不能再继续”“写序跋”了，以便“把我剩下的精力和时间都注入清华简和中心的其他工作上来”，这样可以“多做一点儿贡献”。然而他一再说，“写序跋对我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序跋使我读了更多的书，看了更多的文章。有些书虽然我一时看不了，部头太大，或者内容跟我的知识无关，可是，我看这些书，至少看了绪论和结论部分，并从中受到很大影响，……写序跋是我和学术界联络的一个重要途径。”李先生说，不再写序跋，“其实对我个人是有损失的。因为这样，有很多的学术内容我就不能够接触了。希望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向大家请教吧。”（《李学勤全集》第24卷第1页）这绝不是客气话。言辞所见诚恳谦逊以及对友人的情谊、对晚辈的关爱，感人至深。拙著《秦汉交通史稿》曾经承李先生赐序。后来又有《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李先生亦答应作序，只是因为出版程序加快，没有来得及。我想，虽然失去了一次受教的机会，但是也让先生减少了一点劳累。我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指导的博士生熊长云的《新见秦汉度量衡器集存》（中华书局2018年8月版）得李先生序，我得知后，真的喜出望外。读“论文编年”，得知此后李先生作序者，只有赵平安《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续集》（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版）及严志斌、洪梅《巴蜀符号集成》（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9年7月版）两种（《李学勤全集》第39卷第523页，第525页）。就此当然要感叹长云的幸运，也应向董珊教授的推介深致谢意。

    对于“这部书的编委和出版社”，李先生反复表示了“感谢”和“特别感谢”（《李学勤文集》第30卷第1页至第2页）。我想，所有的读者也都愿意表达深心的谢意。不过，编校中的小疵或许还是应当指出的。《战国文字研究》卷前言写道：“……20世纪80年代我到日本，在京都的滕井有邻馆见到了这两钮大玺。仔细观察后，知道都是假的，特别是端方的那个玺背面还镌刻了许多蝌蚪形状。这也在我的文章里提到过。”（《李学勤文集》第17卷第2页至第3页）其中“滕井有邻馆”应是“藤井有邻馆”之误。这大概是因为口述转录为文字所发生的疏误。李学勤先生《四海寻珍》关于“日本”的内容说到“藤井有邻馆所藏玺印非常有名”（李学勤：《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31页），字正作“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