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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开渠是第一任中国美术馆馆长，在任34年，直至1993年终老。2023年，中国美术馆迎来了建馆开放60周年。中国美术馆今天的成绩，不仅饱含着当下美术馆人的努力和创新，更凝聚着前辈们的心血和初心。此时此刻也更加怀念刘开渠馆长，铭记他对中国美术馆和中国美术事业的贡献。
刘开渠先生作为现代中国负有盛名、有代表性的雕塑大师，他个人的艺术成就在中国近代雕塑史上书写了华彩的篇章。他从法国学成归来，掌握了扎实的西方雕塑技巧，又在丰厚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走出一条继承与发展兼收并蓄的民族艺术之路。回看他的经历，他从安徽家乡到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学习，1928年24岁负笈欧洲，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雕塑系，师从法国著名雕塑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朴舍教授，后因成绩优异留在工作室做了朴舍教授的助手。1933年，年近30岁的刘开渠先生应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美术家林风眠先生之邀从法国来到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杭州艺专，担任雕塑系系主任、教授。学成归来的刘开渠，心怀壮志和远大抱负，要创作“为了新中国”的艺术。那时的中国外敌入侵，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刘开渠以艺术为武器，投身于救亡之中。他从1934年开始创作了反映抗日战争的巨型雕塑《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川军出征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王铭章将军骑马铜像》《川军抗日英雄纪念像》《孙中山先生坐像》《工农之家》等作品。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着力塑造民族英雄形象，以激发民众的爱国精神，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确立了他在中国雕塑领域的盛名。这些作品真实而生动地塑造了民众心中英雄形象的伟岸高大，既饱含浓浓深情，又有着纪念碑式的肃穆和庄严。这种表现手法改变了中国民众对雕塑只是庙宇神像陵墓石刻的印象，以非常新鲜的视觉冲击为中国现代雕塑发展翻开了新的篇章，建立了新的审美标准。新中国成立后，刘开渠先生更是自觉践行文艺为人民的艺术理念，全身心投入到艺术创作和教育之中。1953年，为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时任杭州市副市长、中央美院华东分院院长，主要负责城市建设的刘开渠先生，奉周恩来总理之命，进京担任纪念碑设计处处长兼雕塑组组长，负责纪念碑的整体设计与创作组织工作。在承担组织工作的同时，他亲自创作完成人民英雄纪念碑主体浮雕之《胜利渡长江 解放全中国》，以及《支持前线》和《欢迎解放军》。三块浮雕人物形象聚焦于革命战争中的中国人民和无名英雄，刻画丰满坚毅，高度凝练，层次丰富，浑然一体。他不断尝试与中国优秀传统艺术相结合，探索具有民族精神的新的艺术语言，雕塑创作尚未投入全部精力，又被付与新的任务。人民英雄纪念碑工作完成后，刘开渠留在北京开始筹建中国美术馆，1959年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1963年1月被任命为中国美术馆馆长。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写馆名。中国美术馆以5.23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纪念日为落成开放纪念日。作为中国美术馆首任馆长，他为国家美术殿堂的建立和发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牺牲了艺术家最为宝贵的创作时间，全力投入为国家为民族的文化理想，建设国家美术殿堂，树立中华文化艺术形象，推动社会美育进步。他对国家、民族、大众的深情也化作强烈的工作责任感，从个人的艺术创作走向肩负起更宽广的社会责任，为了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刘开渠先生不愧是中国美术馆事业的开拓者，中国现代雕塑事业的奠基者。中国美术馆作为中国唯一国家美术馆，从1958年破土动工，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文化举措。创建之初，正是刘开渠先生陪伴周总理勘测红线，用脚丈量出了馆址的范围。在自然灾害严重的困难时期，美术馆建设举步维艰，虽然最终落成的建筑只有原方案的五分之一，但已是中国美术界的骄傲。
除了在美术馆硬件建设上耗费心力，刘开渠先生在美术馆建成后的建制过程中也是下了大功夫。他以国际化的角度和眼光准确地定位了中国美术馆的职责职能。他提出，中国美术馆要将收藏、藏品保护与研究、策划、展览、公共教育、国际交流等方面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研究和运营。这一定位从根本上为中国美术馆的发展确定了方向。1986年，刘开渠主持了首届“全国部分省市美术馆专业工作会议”，在会上颁布了我国第一个《美术馆工作暂行条例》，为全国范围内美术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很长时间段内，《美术馆工作暂行条例》都是美术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性文件，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积极意义。中国美术馆六十载的发展，举办了众多国家级的展览盛会，接待了众多国内外嘉宾，成为国家和民众欣赏艺术、传播艺术，以及文化交流的重要会客场所。
改革开放初期，各地大兴城市雕塑建设之风，良莠不齐，造成巨大浪费和争议。为了规范管理，刘开渠先生积极呼吁建议按照国际惯例，对城市雕塑建设进行管理。1982年，国家成立城市雕塑规划组，刘开渠先生任规划组长，协助主管部门具体管理和协调全国城市雕塑工作，对中国城市雕塑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在他的努力下，全国雕塑界团结在一起，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规划组改称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后，刘开渠先生担任主任。他不为自己谋权利，不为自己去谋私利，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中国现代城市雕塑发展的事业中，一心想着艺术事业如何发展，如何通过艺术、通过城市雕塑美育大众，提高国民素质，用美术、用雕塑来提升国民精神。八十多岁的刘先生不畏天寒酷暑、不辞辛苦地为发展全国各地的雕塑事业奔走，多次去各地参加城雕会议，并协调解决具体问题。在刘开渠先生的努力下，全国的雕塑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好局面。
刘开渠先生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艺术和人民，带着对国家、民族无限的爱与眷恋，虽历经坎坷却始终坚定，自觉地将个人理想与民族进步、社会发展紧密相连。这种责任与担当何其动人！上大学前，我因为拜访王子云先生而了解到刘开渠先生，从美院毕业之后，我到文化部美术处工作，与刘开渠先生有了更多交往，联系日渐密切，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他的人格魅力，对他的胸襟和情怀有切身的感受。可以说，刘开渠先生的个人命运和家庭生活是非常不幸的，大女儿英年早逝，小女儿溺水而亡，唯一幸存的女儿米娜从小体弱多病。面对这诸多的不幸，先生的内心是痛苦和酸楚的，但他在工作中从不流露，更没有因此懈怠，一直全身心地投入，尽职尽责，令人感佩！他用一生证明了他自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人生是可以雕塑的”。这句话体现了他的艺术思想和高度。他与人民、与民族同频共振，不懈奋斗的精神以及取得的成就，值得后辈传承发扬。
20世纪上半叶，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中国艺术家对待西方艺术的态度，并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而是将之视为一种新的表现方式，在这一本土化进程中，刘开渠无疑是非常成功的。纵观20世纪中国美术的历史进程，刘开渠先生的艺术经历是时代发展的缩影。他受惠于中国近代早期美术教育的发展成为一位艺术家，在从艺过程中却从来没有独善其身，而是将满腔的热忱全部投进了时代的洪流中，为国家、为民族、为大众而艺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与创作是新中国最早的国家级公共雕塑规划。刘开渠和老一辈艺术家，将在西方学习的肖像塑造法和纪念碑建造法用于表现近代中国代表人物，以中国式逻辑讴歌平实中的伟大，从而促成了中国雕塑的现代性转型。艺术为人生、艺术为社会。这条线一直是在他的人生旅程里，和他的作品交织在一起。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在多方面体现出重要意义。他顺应伟大时代，组织艺术家一起进行创作，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纪念碑；他倡立城市雕塑要跟上改革开放的时代节奏；他作为新中国美术馆事业的奠基人，为美术馆的建设做出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开拓；他为中国现代雕塑教学体系的完善与人才培养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代美术馆人是刘开渠先生的继承者。在刘开渠先生的带领下，美术馆积累了丰厚的艺术收藏。刘开渠先生及家属分别在1981年、1994年、1999年、2019年，无私地将能够代表刘开渠艺术成就的代表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我们正沿着开渠先生的足迹，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埋头苦干、求真务实，致力于将中国美术馆建成世界级艺术殿堂，为繁荣发展中国美术事业做出更大贡献，这将是我们对刘开渠先生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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