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唱新翻杨柳枝 ——评《张浚集辑校》

    一

    大凡说到古籍整理，基本是指对固化成书的现存古籍的点校、校证，扩大一点说，也把校注、注释包含在内，辑佚当然也属于古籍整理的范畴。不过，多数的辑佚，是对某种古籍缺失部分的补辑，当然也有对亡佚书籍的整部辑佚，如李裕民先生作的《杨文公谈苑辑佚》便属此类。新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陈希丰所撰《张浚集辑校》，亦为辑佚之属，但跟以往的辑佚又有所不同。这是一部新生的古籍。

    古人编纂书籍，特别是别集编纂，或出作者本人之手，或出后人之手。比如欧阳修的文集，既有欧阳修本人编纂的《居士集》，又有南宋周必大编纂的收录更为完整的《欧阳文忠公集》，其中就有辑佚。出后人之手者，也有出自几百年后之作。比如清人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便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宋人诗文，编成不少四库辑本别集。如此编成的宋人别集，或有原书，或无原书，因作者而成集，缘书目著录而立名。

    后人编纂的前人著述，增益了古籍的品种与数量。然而，这种作业的时代断限，基本被截止于对古籍定义的下限，即截止于19世纪末。因此，今天的古籍整理，很少把“无中生有”的新编古籍纳入射程。就个人作品而言，今人的辑佚整理多体现在新编总集之中，如《全宋文》《全宋诗》《全元文》《全元诗》等，而别集的新编还比较鲜见。其实，新起炉灶编纂古籍，犹如过去后人替前人编纂著作，也应当纳入古籍整理的范畴之内。这样做，不仅裨益于知人论世的学术研究，也使古籍以增益的形式获得完整传世。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浚集辑校》就是一部拓宽古籍整理范围的开创之作。新“生”古籍，在今人新编断代总集完成出版的当下，在各种数据库存在的大数据时代，已经无需“上穷碧落下黄泉”般的艰苦作业，变得相对容易了。比如，就张浚的诗文而言，已经有了从《宋代蜀文辑存》到《全宋文》《全宋诗》等基本积累。如此说来，新“生”古籍的作业，是不是就很容易呢？

    看似容易却艰辛。新“生”古籍，并不是把既有总集的辑佚成果抽出编成那么简单。关于这一点，我们从陈希丰《张浚集辑校》的作业过程可以清楚地观察到。

    首先是选题。前人有作品存世，而无著作汇总的很多。后人作辑佚，新“生”古籍，应当择其要者，作为首选。《张浚集辑校》是以张浚的传世诗文为辑佚对象。张浚一生经历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孝宗五朝，曾亲身参与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维扬之变、苗刘兵变、富平之战、保固四川、进图中原、淮西兵变、绍兴和议、辛巳之役、隆兴北伐等重大政治事件，官至右相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事，三度掌领南宋军政，“兼将相之权，总中外之任”。张浚力主抗金，至老弥坚，是南宋前期最重要的抗金主战派人物。在平定苗刘兵变、组建川陕战区、保守川蜀、戡平杨么势力、抵御金齐南下等军事活动中均有措画统筹之功；在张浚主持军政期间，发生过富平之败、淮西兵变、符离之溃三次重大军事失利，让宋朝中兴事业严重受挫，举步维艰。对于张浚，宋高宗爱恨交加，曾经有过“宁失天下，不用张浚”这样极端的表达。张浚与黄潜善、李纲、曲端、秦桧、岳飞的关系也错综复杂，这使得围绕张浚个人的功过褒贬，自南宋以降，未曾间断。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张浚尽管给予后人有志大才疏、书生误国的印象，但作为一面旗帜，张浚在南宋王朝草创时期，无疑起到了“遗民忍死望恢复”的重要精神砥砺作用。而张浚在政治、军事上的作为，也深刻影响着南宋王朝的国势。解码南宋前期政治史，张浚是不亚于高宗与秦桧的重要存在。

    从政治史的视野移开，考察学术层面。时局动荡，戎马倥偬，救亡的使命，让张浚这个书生难以有更多的精力潜心书斋。据记载，尽管他也撰写过《论语解》《易解》《春秋解》《中庸解》以及诗书礼解等儒学著作，但打在张浚身上强烈的政治聚光灯，让人们往往忽视了他的学术一面。张浚早年受学于苏轼从孙苏元老。后从游谯定，成为程颐再传，又与洛学中人赵鼎、胡寅为至交。绍兴前期，与赵鼎共政的张浚，擢引洛学名士胡安国、尹焞、朱震、范冲等，“伊洛之学从此得昌”。隆兴中，张浚再秉政，荐用蜀士虞允文、杜莘老、冯时行、任尽言、冯方等，对于蜀学的传布与发扬亦颇具推动作用。张浚与胡安国、胡宏父子及门人胡铨、李椿相善，在绍兴中后期长期寓居湖南，晚年更命嗣子张栻从学胡宏，使之终成一代名儒、湖湘学派奠基人。

    在南宋初年“是元祐而非熙宁”的主旋律之下，张浚对于历史与学术的认识也相当清醒而公允，曾讲过“元祐未必全是，熙宁未必全非”的话。张浚的认识无疑也影响了宋高宗。宋高宗也就学术问题讲出了这样的话：“王安石、程颐之学各有所长，学者当取其所长，不执于一偏，乃为善学。” 可以说，张浚为后来道学做的早期铺垫，也是被迄今学界所忽视的一个重要贡献。

    人物的重要性，决定了作品的重要性。《张浚集辑校》辑录的诗文记序、题跋行状、表奏书启、箴铭杂录等文字，不仅对于探索张浚的精神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了解南宋前期军政运作的细部状况也具有极为宝贵的史料价值。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其传世文字状况如何？以前没有人做过整理或辑佚吗？

    张浚的文集，尽管朱熹所作《魏公行状》提及有“文集十卷”，但包括《宋史·艺文志》在内的各类历代书目中并未见到著录，可见未曾上呈到朝廷史馆。在印刷业繁荣的南宋也未曾有过刊刻，估计仅有成编，收藏于家，后遂亡佚。到了民国年间，始有绵竹人黄尚毅将《（道光）绵竹县志·艺文志》所收张浚诗文二十五篇及相关文字辑出，编为《张魏公集》，刊刻于一九三○年。此书虽然流传颇广，但收文甚少，实际学术价值有限。大规模收集张浚的文字，始于傅增湘先生的《宋代蜀文辑存》，首次将散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永乐大典》《历代名臣奏议》《绵竹县志》等史籍中的张浚疏奏表记各类文字汇集整理，辑得文二百十一篇。比较全面的收集，还是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的《全宋文》《全宋诗》以及《宋代蜀文辑存校补》。不过由于《全宋文》《全宋诗》诗文分见和《宋代蜀文辑存校补》仅收文章的体例所限，让张浚文字还是难见全貌。因此，独立而完整的张浚诗文集的辑本仍有整理出版的必要。

    如果说仅仅汇集现有全部的辑佚成果而成一编，这样的作业未免过于简单，也在辑佚与校勘等方面不会对既有的成果有所超越。然而我们仔细翻阅这部《张浚集辑校》，其实不仅是新生了一部《张浚集》，还做了大量细致的整理工作。

    二

    根据我的观察，陈希丰的《张浚集辑校》主要做了以下几项重要工作。

    一、辑佚有增益。《张浚集辑校》从《宋会要辑稿》《永乐大典》《历代名臣奏议》《晦庵先生文集》《中兴备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中兴两朝编年纲目》《中兴礼书》《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及历代方志、笔记、文集、书帖集、禅宗语录等多种史籍文献中共计辑得张浚诗文四百九十八篇，并且依照宋人文集通行的文体类别编排顺序，厘为二十四卷。其中，卷一为诗，卷二至十七为奏，卷十八至二十为中兴备览，卷二十一为诏、赦、令、榜、檄与表，卷二十二为书、启，卷二十三为记、序、跋、行状、祭文，卷二十四为箴、铭、论、题名、杂录。这是迄今为止收录最全且体例井然的张浚文集。

    二、重走长征路。尽管既有的辑佚也是间有校勘，但《张浚集辑校》的作业并非仅仅偷巧简单移录，而是不辞辛苦，重走了一次长征路，对所有辑佚文字都依据原始文献进行了重新检核校勘。并且对于存有不同版本的原始文献，都尽可能找来加以比勘。比如，据书后所附《辑校书目》可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就用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台湾图书馆所藏周星诒旧藏清抄本；《三朝北盟会编》也用了国家图书馆所藏明王氏郁冈斋本和明东湖精舍抄本；朱熹文集既用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的明嘉靖刊本，也用了《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的国家图书馆藏宋浙刻本。不盲从现成的校勘，参照既有辑佚文本，另起炉灶，运用多种版本进行重新检核，既纠正了发现的错讹，保证了文本的准确性，又解决了一些在检核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从而在质量上使辑本更上层楼，后出转精。

    三、诗文有系年。《张浚集辑校》对于辑录的文字都经过考证，做了准确的系年。在系年考证过程中，还对古今人的系年错误有所纠正。例如《永乐大典》卷一〇八七六所收张浚《奏虏情及备御利害状》，此奏亦见于《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四《御边》。《奏议》系之于绍兴四年六月，《宋代蜀文辑存》《全宋文》因之。陈希丰在《张浚集辑校》中考证，绍兴四年六月，张浚正因罪废居福建，“阖门以书史自娱”（《魏公行状》），不可能参议边事，得闻“虏之大兵已至沂州”之边报。又奏中称“世忠进兵淮上”“我师自屯淮楚”，显然是指绍兴五年韩世忠进屯楚州以撼山东之事；又称金军“去岁失意而去”，则系绍兴四年金齐联军南下受阻事，因纠正历来系年错误，将此奏系于绍兴五年。又据内称“方此大暑”，具体将此奏定在上于绍兴五年夏。准确的系年不仅有助于知人论世，对于研究南宋初期政治史亦可以曲致入微。

    四、由研究入辑校。陈希丰的《张浚集辑校》撰述缘起，是来自他对南宋边防与军政的研究，认识到张浚在南宋历史中的重要性，遂萌生出整理张浚文集与编纂张浚年谱的想法。在这样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辑校，会对张浚的大部分文字都揣摩得比较透彻，因而就能做到准确细致。举一个小的例子。因追随邓小南教授从事“文书传递与信息渠道”的研究课题，陈希丰有意识地注意了文书在中央与地方间传递过程中存在的时间差。比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二载：“（绍兴元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寅，张浚奏：‘本司都统制曲端自闻吴玠兵马到郡，坐拥重兵，更不遣兵策应，已责海州团练副使，万州安置。’ 诏依已行事理。”实际上二月二十三日并非张浚上奏时间，而是朝廷接获浚奏后予以处理（即“诏依已行事理”）的时间。当时川陕与朝廷间文书传递需时三至四个月。据此推算，便将此奏的上奏时间定于建炎四年冬。

    五、附录见翔实。将近二百页的附录分为三个部分，汇集了有关张浚的祭文、挽词、行状、史传、著作序跋与后世评论，是一部翔实的张浚资料汇编，与辑校的张浚文字相辅相成。读者通观，可以获得一个全息的时代与人物的影像。

    综上所述，《张浚集辑校》已经做得很好，难有间言。如果苛求的话，在文集以文体分类的构架之下，附益一份张浚诗文的系年表，似乎于读者更有裨益。此外，或许是囿于文集不收专书的成规，没有把张浚单行的《紫岩易传》收录进来。缺失了这部专著，本书便难以成为张浚全集。再者，从佛藏禅录中辑出的一些张浚文字，收录无妨，但对其真伪，似当明确示以存疑。另外，《辑校书目》并未将今人整理的相关文献全部条列，或许对此仅仅是加以参考，重点放在了原始文献的检核，但相信在辑校过程中一定有所寓目。窃以为无论古今，皆应列出。

    一个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留下许多文字，却无文集传世，九百年后，方被辑录文字，编成文集，陈希丰诚可谓是张浚功臣。这部《张浚集辑校》对于研究南宋前期的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辑校的补缺证误让史料变得更为准确可用，而细致的系年又为深入研究提供了时空线索。除了学术价值，辑校完整地再造张浚文集，对于古籍整理范围的拓宽，也是一个有益而成功的尝试。“听唱新翻杨柳枝”，此之谓也。

    （作者为四川大学讲座教授、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