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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经历中，有幸与不少从事外交外联工作的老同志相识并一起工作，如外交部原部长黄华同志，以及陕西省外办资深翻译安危先生。他们都平易近人，学识渊博，既兢兢业业、不遗余力地推进我国政府的外交工作，又踏实深入、事无巨细地开展对外文化联络和中外民间友好活动。这其中，文化部外联局老干部舒暲先生（1928-2021）亦是令人敬佩的一位。
舒暲1990年从文化部外联局退休后，于1992年来到他的老领导黄华同志为会长的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简称“友研会”，前身是“中国三S研究会”）义务工作，任副会长。我作为该会的常务理事，跟随副会长舒暲参与过友研会的许多活动，互相之间更多的是一种朋友关系。舒暲祖籍云南鹤庆，1928年生于缅甸瓦城。我1947年生于山东，彼此相差20岁，成了忘年之交。舒暲爱读书、爱买书、爱收藏书，我与舒暲的忘年交友谊，在很大成分上是与书籍的编辑、分享、研读、收藏和捐赠分不开的。
协助编撰《友谊长存》
我与舒暲相识于2005年10月福州大学纪念斯诺诞辰百年研讨会，那时他已在友研会义务工作了13年，我却很长时间没有参加该民间团体的活动了。2007年7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与舒暲在伦敦希斯罗机场不期巧遇，而且是同机返京。当他得知我参与过友研会的前身中国三S（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研究会的创建，一度任秘书长，就邀请我在飞行途中到他的座位旁聊聊。在近10个小时的飞行旅程中，我详细地向舒暲介绍了中国三S研究会的成立过程和前期活动。
由于中国三S研究会1991年3月更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之后，后续来友研会工作的许多老同志对中国三S研究会的成立背景和前期工作不太了解，舒暲就向我要了各种有关资料，准备编入他正在编辑的一本图文汇编《友谊长存》。该汇编反映友研会自1991年更名成立后17年来开展的各种活动，是在时任会长黄华及夫人、原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何理良的关心下进行编撰的，黄老亲自为汇编题写了书名，舒暲是该汇编的中英文撰稿者之一和责任编辑。
我应舒暲的要求，向他提供了我所掌握的有关资料，特别是1984年9月中国三S研究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成立时的有关照片，如黄华会长、爱泼斯坦副会长、路易·艾黎顾问在成立大会上的发言照片，邓颖超名誉会长为研究会成立亲笔写的两页贺信的复印件，以及中国邮票总公司发行的纪念三S的《中国人民之友》邮票、邮折和首日封。根据我提供的这些材料，舒暲在《友谊长存》中特别加入了《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的前身——中国三S研究会》一文，作为开篇，详细介绍了中国三S研究会的成立背景、经过和初期工作，使后来参加研究会工作的同志以及有关方面对这些情况有了许多了解。
《友谊长存——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编撰印刷完成后，友研会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广泛分送这册图文并茂、中英文对照的图文汇编，对社会各界了解友研会的源起、性质和工作起了很大作用。舒暲还带着《友谊长存》去医院看望当时病重住院的黄华会长，了却了黄老生前的一个心愿。。
在编撰《友谊长存》的同时，舒暲还转告我说，黄华会长对1985年7月在呼和浩特召开的纪念斯诺诞辰80周年国际研讨会评价很高。这次研讨会是中国三S研究会成立后主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研讨会，以“斯诺的觉醒点”为主题，围绕斯诺1929年夏到内蒙古饥荒灾区萨拉奇的考察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的研讨，最后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将论文和发言集纳成册，以《斯诺在内蒙古》为书名出版。得知我为此书的主编，舒暲转告说，黄老询问起有关论文和发言的英文稿情况，恰好这些英文稿在时隔20多年后我还都保存着，根据舒暲的要求，我将整理好的英文稿材料交给舒暲，由他转交给了黄华会长。
一本奇特的斯诺签名本
2013年3月的一天，我到友研会参加一个有关“国家形象”传播的座谈会，在讨论间隙，舒暲像往常一样，带我到友研会资料室去浏览有关藏书和资料，并从书橱中抽出一本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交给我查看。此书由英国维克托·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扉页上贴有一张斯诺题签的复印件，内容是：“For Ernest Tang, Long live Mao Chu-hei and Long live the Tangs! Edgar Snow, Feb. 9, 1971。”在此题签复印件的旁边，还贴有一张名片的复印件，名字是Ernest Tang，看来是接受斯诺签名本的受赠者。
“Long live Mao Chu-hei”，“毛主席万岁”？出自斯诺之手笔？这个Ernest Tang是什么人？舒暲没有过多解释，看来对此也并不太了解，只是由衷地与我分享这一本斯诺签名本（复制件），因为他知道，这些年来我为寻找和收藏斯诺签名本，费了不少的精力，也有可喜的收获。
我将舒暲向我展示的这册斯诺签名本拍了照片，以便日后查考。2021年11月27日，我正在海南旅游，微信群中突然传来舒暲不幸去世的消息，难过之余，我又想起舒暲生前向我展示的、尚未考证清楚的那本斯诺题签本。经过一番查询和研究，我终于在舒暲去世四个月后，查到了Ernest Tang的有关信息和斯诺签名赠书的经过。
Ernest Tang名为邓广殷，是中国福利会前身“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邓文钊之子，1929年生于英国伦敦，曾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校，毕业后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从事外联工作；1960年后在香港创办实业，任董事长；曾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
邓广殷自1971年起与宋庆龄保持了长达10年的通信和往来。1981年宋庆龄去世后，他作为宋庆龄遗嘱执行人将宋庆龄遗赠给他的数千册藏书捐赠给国家，2011年又将200封宋庆龄亲笔信捐赠给了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由纪念馆以《邓广殷、孙君莲及邓勤藏宋庆龄书信集》影印刊布。
经过一番查询，我终于查到并购买了邓广殷著《永不消失的记忆：我家与宋庆龄事业的情缘》一书（东方出版社，2013年），书中特别提到，1971年，他有幸与斯诺在香港会面，当时斯诺刚结束在中国数月的旅行，正准备经香港返回瑞士。邓广殷在书中写道：“斯诺送了一本他的《红星照耀中国》给我们。我打开扉页，不禁吃了一惊，扉页上赫然留着斯诺的亲笔题字：毛主席万岁！……”落款是埃德加·斯诺1971年2月9日。我将这可喜而又令人惊讶的考证发现，写入“漫谈斯诺的六本题签本”一文中，交由国家图书馆学刊发表。
斯诺的这本题签本带有上世纪70年代的特有印记，意味深长，既有斯诺对老朋友毛泽东的敬仰，也有斯诺式的幽默，以及对邓文钊、邓广殷及邓氏家族怀有的历经岁月的特殊友情。同时，这本题签本以及背后的故事也丰富了我们对斯诺更深入的了解，而这一切，都是与舒暲的有心保存和热心分享分不开的。
英国反法西斯战士的遗物
2011年11月，美国纪念斯诺基金会新任主席吉姆·希尔（Jim Hill）、副主席南希·威尔森（Nancy Wilson）、董事詹妮特·阿姆斯特朗（Janet Armstrong）来中国重走斯诺1929年内蒙萨拉奇的“觉醒点”之路，并沿途考察历代野长城。舒暲副会长请我参加其中河北迁西县一段，并希望我能提供一辆车，协助接待美国朋友。我欣然允诺。
一天，我们来到迁西县的喜峰口长城，瞻仰了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碑，参观了喜峰口抗战陈列馆。在参观途中，我与舒暲谈起，斯诺在他的第一本著作《远东前线》一书中，曾对1933年3月的喜峰口战役有过记载，采访过指挥此战的国民革命军第29路军军长宋哲元。舒暲说他收藏有一本斯诺的《远东前线》英文本，并说回京后翻阅查找一下有关段落。
回京后，我抽空去舒暲的家，并提起他的那本斯诺著《远东前线》。舒暲即从他的书架上找到该书，并交给我翻看。这是一本1934年由英国出版的《远东前线》，我翻开扉页，只见页面上有密密麻麻的数行英文字句，辨认起来十分困难。我当即又用手机将此页面拍摄下来，以便回家后慢慢辨识和研究。
经过一番辨识和请教美国朋友，我发现舒暲的这册《远东前线》，竟然是一位英国反法西斯战士的遗物，名字叫戴维·柯斯特（David Guest），他在战斗中牺牲后，其战友将有他签名的遗物《远东前线》保存下来，并在书的扉页上写下这样一段题记：
“In loving memory of David Guest,Company Commissar of the British Battn of the Spanish Repub Army, killed along side me on the Ebro offensive,July,1938 at Tortosa.Late lecturer in maths at the London Uni. L.F.R.1939,London”（以此怀念戴维·柯斯特，他是西班牙共和国军英国军团的政委，1938年7月在埃布罗（Ebro）战役中的托尔托萨（Tortosa）牺牲，倒在我的身边。他曾是伦敦大学的数学讲师。L.F.R.1939年，伦敦）。
如今，埃布罗（Ebro）和托尔托萨（Tortosa）在西班牙都是著名历史纪念地。这段题记为此书的来源和重要性做了文字说明，也反映了斯诺的《远东前线》在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斗中所起的作用。我问舒暲他这本《远东前线》的来历，他说是在逛旧书摊时无意中发现的。出于对收藏有签名和题记的斯诺著作的兴趣，我向舒暲借了这本书，并用扫描仪高清扫描。在后来与舒暲的交谈中，我委婉地向舒暲表示我对收藏此书的兴趣，并表示可以出资购买。舒暲作为爱书人，他考虑了一段时间后对我说，“你既然喜欢，你就拿去吧”，并没有明确是借阅还是赠予。又过了一段时间，舒暲给我来电话，说他想收回那本《远东前线》。我真感到舒暲这位老同志、老朋友的可爱，他在好朋友面前总是直来直去，有啥说啥，毫不遮遮掩掩，顾及面子。当然，舒暲最后还是决定将此书捐赠出去，并委托我代表他将此书捐赠给国家图书馆。
2020年的7月19日，我到舒暲家取走他珍藏的有戴维·柯斯特签名的斯诺著《远东前线》，他郑重地在书上钤上他和老伴蔡馥如的印章。我请舒暲手持此珍贵文献为他拍照，这一天恰好也是斯诺诞辰110周年纪念日。
7月29日，我到舒暲家，将打印好的捐赠委托书当面交给舒暲请他签字，他在委托书上签了字并盖了印章。
10月15日，我受舒暲委托，将他收藏的这本英国反法西斯战士戴维·柯斯特的遗物《远东前线》，随同我收藏的有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海伦·斯诺、哈里斯·索尔兹伯里（简称5S）签名的七本英文原版著作一并捐赠给了国家图书馆，新华社和中国日报对此均做了专门报道。
10月21日，我再一次到舒暲家，将国家图书馆的捐赠证书和感谢信当面交给他，想不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舒暲。一年后，舒暲就去世了，享年93岁。
因为书，我与舒暲结下了如此深厚的缘分，而我与舒暲的这些经历，仅仅是他几十年对外文化交流生涯的一个小小的侧面。
永存的怀念
舒暲祖籍云南鹤庆，祖父是中医，父亲是银匠，曾经在缅甸仰光“福春恒”商号当营业员，往来于缅甸和云南之间。1942年四五月间，日本侵略军侵占了缅甸，舒暲随父亲、继母和领养的妹妹逃回到云南的保山、顺宁，又徒步辗转到老家鹤庆，最后到了昆明。
在昆明，舒暲先后就读于五华中学、南菁中学、天祥中学、省立英语专科学校，最后于1953年9月从云南大学外语系毕业，被分配到北京政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从此走上对外文化交流的工作岗位，之后在国家对外文委、国家旅游局、我国驻非洲国家、美国和新西兰使馆、文化部外联局勤勤恳恳地工作了几十年。
我在与舒暲接触的16年中，由他操办和邀请，陆续参加过许多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而由他曾经操办而我缺席的中外民间友好活动则更多，更不用说他退休前近40年的外交外联生涯中所参与过的活动了。这些活动大部分都记载于他编撰的《友谊长存》图文汇编中，也都集纳于舒暲去世后由他的生前好友协助编印的《舒暲文集》五卷本之中（未正式出版）。
舒暲生前除经手和操办各种各样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之外，也勤于动笔，把自己参与的那些交流活动记诸于笔端，不少被对外友协《友声》杂志、《世界知识》等杂志刊载，有一些也刊印于友研会的简报。现在，这五卷本《舒暲文集》成了我最宝贵的藏书之一，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其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情节之生动，成了我了解和缅怀这位外交外联战线退休老干部的最好的书籍。比如书中有他作为翻译参加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随同黄华在我国驻非洲使馆经历“文化大革命”、与美国友人埃文斯·卡尔逊一家的深厚友谊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容，以及逛旧书摊的淘宝收获等。
透过这五卷本《舒暲文集》，我仿佛又看见了这位数十年如一日在外交外联战线上辛勤工作的老同志的身影，也联想起2011年11月的秋天，我和舒暲为接待美国友人，共同在喜峰口长城脚下一个极简陋的招待所里住宿，他作为曾经的外交官，竟若无其事、毫不介意地在褥垫极薄的硬板床上坦然入睡，要知道，舒暲那时也是年逾80的老人了。
舒暲走了，但他并没有走。他的文集，以及由他翻译并签名赠送给我的《太阳正在升起——卡尔逊经历的中国抗战》《我看到一个新中国》等书籍，一直摆放在我书架上最明显的位置；他捐赠的英国反法西斯战士的遗物《远东前线》，将永存于国家图书馆，后来的年轻一代将有所感悟并从中受到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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