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佩觿，所以解结

    郭忠恕（918—977）是中古时期著名的文字学家、书画家。宋代大儒宋祁盛赞:“唐末文籍亡散，故诸儒不知字学，江南徐铉、徐锴，中朝郭忠恕，三人信其博也。铉为《说文系传》，恕先作《汗简》《佩觿》。”在《汗简》《佩觿》这两本书中，郭忠恕勇于打破传统，不囿于《说文》，提出了自己独有的文字理论，并广收古文、异体、俗字等文字材料进行辨析实践。旧时研习文字的学者多奉《说文》为圭臬，与《说文》系字书不同的《佩觿》《汗简》一直未受到足够的关注。《汗简》一书收录了大量战国文字形体，随着近年来出土战国文字资料的不断涌现，已重获关注。同为郭忠恕所撰的《佩觿》，却仍是“门前冷落鞍马稀”。所幸，由张学城教授整理、释证的《佩觿释证》一书已由中华书局出版，让学界对这部文字学经典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佩觿》一书分为三卷，上卷是文字学理论，中下卷为形近字辨析。在上卷中，郭忠恕对五代宋初存在的三十四种文字现象进行了分析与阐释。例如，郭忠恕将文字理论的研究对象由古文、小篆延伸至隶书、楷书，打破了传统文字学的“六书说”，首次提出了“象形、会意、形声”的“三书说”。裘锡圭先生曾经指出：“汉代学者提出六书是有功劳的。但是六书说在建立权威之后，就逐渐变成束缚文字学发展的桎梏了……文字学上有很多应该研究的问题，却往往没人去研究。”五代宋初的郭忠恕看到了“六书”的局限，根据汉字的特点，提出：“造字之始，始于象形，中则止戈、反正，而省声生焉。”郭忠恕的文字理论视域宽广，除了聚焦于文字构形之外，还将目光投向字音演变和古籍用字，这在文字学史上具有创新意义。例如在“四声之作”中，提出文字的发展受“声近”“方言”等因素的影响；在“传写之差”中，阐明了古籍用字中“通假”“形近”“义近”等因素造成的讹误。《佩觿》一书，呈现出郭忠恕对文字理论探索的广度与深度。

    《佩觿》中下卷主要内容为形近字辨析，是唐代“字样学”的拓展。“字样学”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兴盛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主要目的是规范楷书用字。《佩觿》继承并发展了唐代字样学的创作体例和研究成果，是“字样学”的集大成之作，可对当下的文字规范工作提供借鉴。除此之外，《佩觿》中下卷的形近字辨析部分，保留了大量中古汉语词汇的常用义和俗字，对于汉语史和文字演变史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张学城教授的《佩觿释证》首次对《佩觿》一书进行了全面整理。张学城教授历经多年潜心于古文字学、中古近代汉字字样学研究，撰成《佩觿释证》，其整理、释证之精，实为学界利用研读《佩觿》提供新“觿”！

    一是择选善本，校勘精良。整理者选取《佩觿》存世的最早版本明嘉靖万玉堂刊本为底本。据卷末徐充跋文，此本参校了影宋抄本，亦是后世诸多版本的祖本。整理者以清康熙泽存堂本为校本，同时参考《説文解字》《玉篇》《广韵》《集韵》等文献进行核校，纠正了《佩觿》刊刻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部分错误。

    二是广参群书，释证丰富。《佩觿》作为一本古文字学著作，涉及古代文字发展的理论、古书用字现象等诸多专业性很强的内容。郭氏个性张扬，其书也颇“炫博”，运用了大量典故、生僻用例。为此，《佩觿释证》一书利用出土古文字材料、传世字书材料进行了大量深入浅出的释证。释证的内容包括：训释生僻字词、解释文字现象、阐释文字理论等。

    三是化难为易，惠及大众。作为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基本典籍丛书”的一种，《佩觿释证》在普及方面进行了有效探索。对字头和注文中的生僻字都加注了汉语拼音，训释词义。对于涉及的古文字，以通晓简练的语言梳理演变轨迹。对于涉及的异体、通假、讹变等文字现象，通过大量例证予以说明。同时在文后附加了笔画、拼音检索，为查找、翻检提供了便利。为了读者能更加全面了解《佩觿》一书，《释证》又另附《经典释文·序》《颜氏家训·书证》《分毫字样》等相关背景文献，以便我们充分了解郭忠恕的文字理论。

    本书让古代“字样学”的经典之作《佩觿》焕发出新的活力。我们也希望日后能有更多中国古代语言学著作的整理本问世，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