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的两家“中华图书馆”

    一部民国出版史，上海占据半壁江山。辛亥光复，民国甫建，鼎革后的封禁与解禁张力矛盾，释放出新的文化产业空间，一时间沪上书局林立。据辛亥四月上海书业公所总董席子佩禀稿附件显示，民元以降新增书局33家、迁址17家、改换版号8家、收歇20家。其中“集成图书公司”易名“中华图书馆”，而傅子濂改良社内又增设一“新中华图书馆”，然当前二者考辨研究付之阙如，迄今未见专论，笔者目力所及或语焉不详或并为一谈。基于此，发足经迹纬、著述刊行之覆既可对两大书局文学史地位正本清源，亦能填补民国上海出版研究缺罅。

    两家“中华图书馆”都并非草创，前者孳生于席子佩及夏颂莱发起的集成图书公司，后者则与以石印发家的文澜书局“一母同胞”。

    据朱联保《近现代出版业印象记》，集成图书公司创办于1907年，由集成图书局、申昌书局、点石斋、开明书店合并而成，馆址在山东中路望平街，叶九如为发行所长。四家书局中，前三者都为申报馆附设机构，鼎盛时红极上海滩。那么，强强联合之下，何以倏而釐革改号？ 经查，上海档案馆藏叶氏手稿对此事全盘揭橥。辛亥九月十三后，出版尤要变更，“席子佩召开股东会议，议得席某备有上海总商会信到武昌将集成图书公司归与黎元洪。其时成立，黎元洪即派刘成禹来沪点收一切，改名曰民国第一图书公司。”此后，集成图书公司由黎坐镇，吃鄂政府公款皇粮，与上海方面再无干系。叶九如联合席复初、席仰高在河南路原发行所旧址创办中华图书馆，并延请王钝根、陈蝶仙、王文濡等鸳蝴派文人为编辑，编译所设在交通路通裕里。至1913年已开幕一年有余，由于“向来聘订海内著述名家编纂各种书籍”，中华图书馆在沪上崭露头角，故于1月18日在《申报》登载扩充营业之广告，“于棋盘街中市第五百十五六号特设总发行所”。彼时棋盘街其实就是介于四马路（福州路）与五马路（广东路）之间的河南中路两侧一带，因此间房屋、道路纵横如同棋盘而得名，有清以降就是著名文化街区，书馆、报社、文墨商店鳞次栉比。

    据“1930年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会员资本额信息表”显示，中华图书馆虽位列资本额1万元以下之流，但该馆除总发行所外，印刷、编译局兼备，实属难得。1913年六月廿六日位于“北泥城桥西首坐南朝北洋房”（即英租界新闸路2060、2061号）的印局开幕，经理为粤人杨英初，铅版、石版、铜版、电气版、凹凸版、珂罗版应有尽有，承印教科书籍、期刊杂志、中西月历、银行钞票、公司股票等。1918年商务印书馆版《上海商业名录》中“印刷”行业赫然可见“中华图书馆公记”，则表明印局的官商合资性质。民营出版机构向官僚资本化缘融资是近代书业经营的常见手段，是一把泰山可倚与受其把持的双刃剑。据王荣华主编的《上海大辞典》，泥城桥原是咸丰三年英租界当局为防太平军由南京、镇江东入上海，沿西界线开挖的护界河。民元填河筑西藏路，与已有的北京路、新闸路、芝罘路等形成六叉路口，成为交通要冲。由此可见中华图书馆印局选址颇具谋略，阡陌纵横，迎来送往，自是经商风水宝地。另有一点值得注意，1915年4月1日，王钝根在《申报》登载启事，言明已辞去《自由谈》编辑一职，其通讯地址改为“上海交通路通裕里中华图书馆编译所”。可知，此时编译所应未脱离发行所独立。至同年10月16日，《申报》登载第72期《礼拜六》小说目录时，夹带了“中华图书馆编辑所迁在北河南路升顺里廿五号（沪宁车站东北）”这一消息。至此，中华图书馆的内部机构更为完善，形成了发行、印刷、编译三辆马车并驾齐驱的近代化出版企业模式。

    由此可知，中华图书馆创立之初发展迅猛，扩大经营、招兵买马的同时在编辑策略上也颇下功夫。1913年印刷所的开设为1914年推出风行沪上的《礼拜六》《游戏杂志》《香艳杂志》《女子世界》四大期刊及大型京剧选本《戏考》四十册提供了近水楼台的便利，自编、自印、自发，避免了任一环节假手于人带来的利润、名气分割，也确保了自身出版理念的一以贯之，为出版物的质量提供了保障。

    某种程度上，文化出版产业具备经济与文化属性，这也成为衡量书局业界身价的二元维度。新中华图书馆不论是商业名望还是文界地位都逊于中华图书馆，甚至遮蔽于后者的光晕之下。

    由孙静庵及其妾室胡旡闷主编，于1915年2月发行的《莺花杂志》是新中华图书馆的“当家花旦”，书、刊互动的良性循环实为索隐吉光片羽的蹊径。该杂志第1期刊载了《九通文类》的宣传广告，具体内容如下：“是书为历朝制度、前代简章，荟史志之丛，为政书之本。原书千卷，不便购读。本馆主人前开文澜书局，礼聘汪甘卿先生删繁去复，分二十二类，都二百四十卷。前清张、陆二尚书叙誉此书。”第3期亦有“本馆主人于上年开设文澜书局”之语，由此可知新中华图书馆与前清文澜书局当出自同一人手笔。那么“本馆主人”何许人也？ 是曰：四明（今宁波）人氏傅子濂。指认线索有三：其一，民元孙静庵著《满夷猾夏始末记》，版权页钤印“新中华图书馆”公章与“傅子濂书”私章；其二，此版附印“中华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陈其美谕令》与《上海民政总长李平书谕令》，令中皆有“新中华图书馆经理员傅有道”之语；其三，民元八月孙静庵著《明遗民录》附有“傅有道征求稿本”一文，“鄙人籍隶四明，世守书业。夙报传信后人之愿，幸际中华光复之秋。三百年来私家记述，父老遗传，向所格于苛禁未便发表者，皆得搜罗编辑。俾胡虏专治宰割之罪，共暴于天下，用是不揣绵力，在上海创设新中华图书馆。”由是可知，傅氏印书反满排清、拥护民国之鲜明主张，亦可嗅及彼时言论及出版自由带来的新风气。据“上海文化总库”显示，“文澜书局创办于1898年，曾刊印无锡三等学堂国文修身算学等课本，以及石印《二十四史》”，而1904年4月14日《申报》亦载有“上海铁马路文澜书局殿版缩印精本《二十四史》出书”之广告。一言以蔽之，文澜书局为新中华图书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其于民初出版界享有立锥之地。

    据笔者调查，新中华图书馆左不过民国元年元月问世，且四五年间更易馆址。以前文提及的《满夷猾夏始末记》为例，民国元年元月初版本总发行所地址为“上海麦家圈第345号新中华图书馆”，民国四年五月再版总发行所地址已变更为“上海派克路18号新中华图书馆”。麦家圈位于山东中路，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此创办墨海书馆，此处随即成为“报馆街”。而派克路彼时南起南京西路，北至新闸路，处黄埔闹市区，民国时期的“远东第一影院”大光明电影院与“远东第一高楼”上海国际饭店皆栖息于此。馆址迁移关涉主政者编辑策略、现实经济等多方因素，中小书局留存痕迹鲜少，易址之因今已无从可考。

    民国五年8月9日、8月13日，中华图书馆于《申报》连登两条声明，与新中华图书馆撇清干系，“比来远埠顾客每以新中华图书馆所出各书，误认为本馆出版，远处购书函件往往误投至本馆，为特布告。”此事端还要从《金瓶梅》续书《金屋梦》谈起，该小说原在《莺花杂志》上连载，后出单行本，由于“本阴阳鬼神以为经，取声色祸利以为纬”，且与通俗教育研究会业已取缔之《隔帘花影》名异实同，故屡遭查禁。中华图书馆认为，抄件中改用本馆牌号，虽一字之误却足以毁却创设以来宗旨纯正之名誉。诚然，书肆在商言商的性质使然，新中华图书馆迎合人心的媚市场化同样体现在其它出版物中。不过，馆主傅子濂作为沪上出版名流，该馆自然也有较正统的经史子集小说类出版物，如《京语辞典》《本事词》《词源》《璇玑碎锦图》《补天石传奇》等。尤可称道的是，傅氏版权意识极强，前清文澜书局所出版之《九通分类》便有光绪帝“翻印必罚”的敕令保护，民元《明遗民录》又有陈其美、李平书“严禁宵小书贩影印图利”的谕令关照。

    傅子濂曾于1905年与叶九如共建上海书业公所，二位同僚于民国元年元月创办两家同名书局，同台竞技，各显神通。那么中华图书馆出版物何如？ 笔者辗转从南京艺术学院叶康宁教授处得阅一册民国四年线状铅印本《中华图书馆书目》，此册营业书目收录了经学读本、正史、子书、诗文集、新旧小说等27类共458种书。若论码洋，彼时中华图书馆“镇局之宝”当属《二十四史》，凡四百册，售价六十元。此套史书以乾隆武英殿刻本为底本，在近代经过20余次翻印，中华图书馆铅印版即是在集成图书局版基础上翻印而成，由此可见两个书局之间的传承与延续。书目中笔记类、新旧小说类书籍共计90种，可见这才是中华图书馆出版之大宗，周瘦鹃、严独鹤、陈蝶仙、童爱楼等鸳蝴派得力干将都被该馆纳入麾下。其实这股小说狂潮与“一编在手，万虑都忘”的小说周刊《礼拜六》不无关系，旧时上海每周六中华图书馆门前就会排起长队争相购买最新一期，鼎盛时一期能发售一万两千余册，实为业界神话。纵观整册书目，会发现中华图书馆并无教科书发行，原因有二：其一，先前集成图书公司因编印教科书、营业不善而破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华图书馆自然心有余悸。其二，1913年中华图书馆曾因代印商务印书馆之共和国教科书而卷入其与中华书局的斗争攻讦中，此后远离舆论漩涡，不再踏足教科书市场。特别有趣的是，中华图书馆为销行书刊，充分挖掘本所优势，衍生周边产品，随书附送时装仕女五彩月份牌、日历、新年贺卡、名人书画甚至金银首饰、化妆品、牙粉、留声机等时兴之物。书局盈利，出版先行；出版宣传，广告先行。正是在这些花样翻新的发售策略之下，中华图书馆的书籍才得以广为人知。

    至1932年，上海书业百余家书局财产时值大约五六千万元，受“一·二八”事变之累，损失总数高达百分之六十，中华图书馆当于此时停业。不过，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两家行业巨头，重振旗鼓后出版能力反而赶超淞沪会战之前，不仅在香港、台湾等全国各大中型城市设立分馆，销售网点更是遍布东亚乃至美国，时至今日，依然勇立潮头、分庭抗礼。一个多世纪以来，这张紧密交织的出版大网笼罩全球，支点始终在上海。两家中华图书馆虽未能笑傲至今，却在民国上海出版之火熊熊燃烧之时，拾薪为柴助燃，它们为近代书业所做之贡献，理应得到整理、肯定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