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会》首期刊文探蠡

    ■陈釭

    《笔会》，《文汇报》副刊，系现存国内报纸副刊中历史最长、影响最著之老字号，发轫于该报的《世纪风》。1946年7月1日，《笔会》首期面世，虽由于种种原因曾短暂停刊或易名《磁力》《文化广场》《风雷激》《新长征》，然编辑、撰稿人及读者皆心心念念“笔会”二字甚笃，遂复名，定力恒久。

    《笔会》创始人兼策划者为柯灵，首任编辑唐弢，柯唐至交，意气相投。创刊首期颇低调，质朴精悍，仅据半版，与《文化街》拼档，无发刊词，刊头托陈西禾请钱钟书题写，字迹修拔劲挺类赵佶瘦金体，当期刊文三则：西谛《秋夜吟》、巴金《记剑波和他的小书“心字”》、茅盾译卡泰耶夫小说《团的儿子》片段。

    情真意切《秋夜吟》

    《秋夜吟》，中国文学史上以此为诗题吟风弄月之骚人墨客大有人在，譬如，唐人贯休、长安中鬼；宋人杨冠卿；元人叶兰；明人周光镐、詹同、邓林；清人胡缘……而西谛（郑振铎）的《秋夜吟》则是一篇记述真切的精妙散文。

    郑振铎曾任暨南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1年12月8日，上海沦陷，他深怀悲愤之情为暨大学生上了其从教生涯的“最后一课”，《秋夜吟》中的小石乃暨大女学生徐微，原名徐淑娟，原本异常活跃，曾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遭逮捕，抗战时期主办过抗日文艺刊物《文艺》，以“舒岱”作笔名发表诗歌和小说，她“在教室里发问最多，先生们一不小心，就要受窘”，然又得师长熏陶濡染魏晋风，因而喜欢“行散”。那个“特别热的夏天”，当指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的某个年份。文中的小石“既不问我为什么不到内地去，也不问我在上海有什么任务，当然不问我为什么不住在庙弄，绝对不问我如今住在什么地方。”一连串的“不问”，欲言辄止似有所隐，实乃蕴含之笔，因为徐微此前已秘密加入中共，出于组织纪律绝不可透露真实身份，对党外人士郑振铎自然也不便探询详情。

    郑振铎身为爱国学者，酷爱祖国文化，且是文艺界救亡协会和“复社”负责人之一，肩负保护古籍神圣使命。上海系文化重镇，日寇肆虐后文物危在旦夕，亟待拯救，故尔在极其困厄的抗战时期郑振铎未离沪避走西南后方，即使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沦陷，他依然选择留守，这无疑就是最重要的任务。诚然，小石在“忧患”中由“顽皮”转“寡言”，内心无疑是明白的，只是保持缄默祝祷恩师平安罢了。

    郑振铎文中提及的每晚用餐处即暨大教务长张耀翔家，那位常随他们一起“走风凉”的“后楼小姐”L，则是徐微的同学罗仲京。至于郑振铎先前住的“庙弄”和“如今住在什么地方”，不妨做点查考。庙弄，即东庙路（南京西路1634弄，今不存），毗邻静安寺，紧贴庙宇东侧，连通南京西路和愚园路，西式洋房与石库门住宅驳杂，郑振铎曾寓居此弄44号，当年在“庙弄”居住过的还有阿英（钱杏邨）、叶灵凤等文人。据叶灵凤《静安寺的雪泥鸿爪》回忆：“郑振铎先生就在这里住过多年。楼下前后两间都是藏书的地方，四壁都是书架，桌上也堆满了书。自从他对中国戏曲小说通俗文学发生了兴趣后，所搜集的全是线装书。书架上原先放的是西书居多，因为他早年本是研究西洋古典文学的。自从他的研究兴趣有了转变以后，书房里的线装书愈来愈多，因此原先架上的西书，都被挤到书架背后，而且蛛网尘封，很少去动它们了。”抗战全面爆发后，烽火硝烟弥漫中华，郑振铎忙于替国家抢救和收购珍贵古籍文献，只身苦斗，化名隐居，1941年底经张国淦先生介绍暂迁汶林路（今宛平路），翌年又转居尔典路（今湖南路），亦即现在的高邮路5弄24号。据郑振铎《蛰居散记》叙述，此寓所对面是大汉奸周佛海豪邸，亏得郑振铎沉着应对，潜居虎穴旁煎熬至光复。此外，小石住所朝南临近徐家汇路的那条污浊河道便是肇嘉浜（1954年被填埋，今肇嘉浜路）。

    盛夏的溽热加之河水的污浊殊为令人不爽，但见作者笔锋陡转，情不自禁地感叹“秋天的黄昏比夏天的更好，暮霭像轻纱似的一层一层笼罩上来，迷迷糊糊的雾气被凉风吹散。夜了，反觉得亮了些，天蓝的清清净净，撑得高高的，嵌出晶莹皎洁的月亮，真是濯心涤神，非但忘却追捕，躲避，恐怖，愤怒，直要把思维上腾到国家世界以外去。”这无疑是作者对自身经历和内心世界的真实表白，苦闷中尚不乏浪漫，“我们一边走着，一边谈性灵，谈人类的命运，争辩月之美是圆时还是缺时，是微云轻抹还是万里无垠。”郑振铎不愧为文学高手，聊聊数语喜怒哀乐尽浸，秋夜简直美的令人惊艳，美的令人落泪，美的令人窒息。

    旷野中鸣叫的秋虫给现实注入一股清新活力，友善的捉虫人为秋夜抹上饶有人情味的一笔，L小姐的调侃亦未免夹带着丝丝温情，尤其是结尾，“走得很远，回过头去，还看得见丛莽里一闪一闪亮着自行车的摩电灯”，语境幽远，喻示漫漫黑夜终将迎来希望的曙光。

    耐人寻味的是，郑振铎与“小石”徐微的友谊与联系一直保持至1958年郑出访途中不幸飞机失事罹难前，十五年间郑写给徐的信件达上百封。美文不巧，如今我们重读《秋夜吟》，仍会为“饫饮这善良的温情而陶然”。

    推心置腹荐《心字》

    巴金《记剑波和他的小书“心字”》的开场白异常扼要却敞开心扉：“读着剑波的文章，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激荡，仿佛就要把我的心推出我口腔来，又好像要将它捣成粉碎似的。接着我全身起了一阵轻微的颤动。这颤动一下就过去了，但我感到相当长期的喜悦。”

    巴金写这此文章时，《心字》尚未面世，但已列入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刊”第八集，该集共十六册，文体有小说、散文、报告、戏剧、诗歌，主编者巴金。《心字》初版是在巴金文章刊出四个月后的1946年11月，可以说，巴金的文章是为《心字》印行铺垫暖场。

    剑波，即卢剑波（1904—1991），四川合江人（祖籍湖北孝感），出身于书香门第，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迷恋文学并追求自由，在重庆联中插班就读时结识吴先忧、袁诗尧、巴金（李芾甘）等，遂成文学挚友。1925至1931年客居上海，1931底回四川，曾在沪、川两地中学任教，编辑过《时与潮》《民锋》，参与创办《绿帜》《语言》等刊物，1944年受邀到四川大学授课，后为历史系教授，在世界语研究、翻译方面成就斐然，担任过四川省历史学会理事、省语言学会理事、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等职。

    巴金与卢剑波1920年首次通信，1922年初度晤面，1931年后各居沪渝，尽管阔别十多年，巴对卢这位“发小”仍十分推崇，自谦“我那时还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他和我同年，但他比我更有勇气，而且跑过很多地方，做过不少惊人的事”，叹服“剑波是一个病弱的人，但是他却有着极强的精神力量。他过刻苦的生活，做过度的工作，二十年如一日，不仅物质的缺乏折磨他，他还受到常人无法从其中自拔的精神上的煎熬”，却“始终保持年轻人的认真与热情”，直白“我喜欢我有这样一个朋友，我更以能够代替编辑这一本集子为我的光荣。”

    巴金是在筹划“文学丛刊”的过程中收到了卢剑波寄给他的40余篇文稿，从中选取《寂寞》《生命的欢乐》《题》《赛根先生的山羊》等26篇，编成一本散文集，“小书”133页，内容分四辑，以其中一篇《心字》为书名，巴金作《后记》。集子中文章均写于四十年代初，乃作者步入中年时所撰，较之《有刺的蔷薇》（光华书局1929年初版）等先前出版的个人散文集，思想更成熟，观察更透彻，笔调也更隽永，他自比沙漠之舟骆驼，始终迈行“沉稳着而不退转的步伐”，不倦地探索真理和周围世界，用文字描述生活体验及心声，正如巴金在该书后记中所语：“读着他的文章，我仿佛听到了关于新世界到来的预言。”

    1987年，相距《心字》出版四十一载，年迈的巴金最后一次回成都，两位老友久别重逢感慨不已，卢剑波作五言诗《别巴金》：“霹雳缘何迟？ 秋意已阑珊。旦暮思奋发，岂惧雪与霜！ 前日见故人，一别廿七年。谢君相勉励，未死还发扬。羽翼尚未剪，意志犹顽强。理想信不诬，笔墨透纸张。莫言名与利，名利毒肺肝。百岁等旦暮，何者为彭殇？ 言语未道断，息息当自强。痴愚缘自性，忍死效春蚕。别君劳梦想，引领望武康。”故交惺惺相惜，感喟时光流逝却不失豪迈之志

    《团的儿子》译著之背景

    小说《团的儿子》原著作者是出生于敖德萨的苏联时期作家卡泰耶夫，故事讲述卫国战争（亦称苏德战争）期间流浪儿凡尼亚的传奇经历。凡尼亚在残酷的战火中失去亲人沦为孤儿，苦苦挣扎在生死边缘，所幸被一支苏联红军炮兵连收容接纳，小小年纪便加入了战斗行列，乔装打扮完成侦查任务，英勇机智屡立战功，战士们亲切地称他为“团的儿子”。该小说以战壕真实派的微视角写实手法展现俄罗斯民族的沉郁，也讴歌了战士们保家卫国的激情，“团的儿子”亦即民族的儿子。《团的儿子》1945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并被拍成电影。茅盾是最早将《团的儿子》介绍给国人的中文译者，但他是根据英文国际文学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号所载文本转译的，原译有删节，分章亦和俄文本不同，但大体不碍故事发展。其他人直接译自俄文的同名版本皆较之为晚。

    其实，刊载于《笔会》首期的《团的儿子》片段并非开端，已连载至第十四，篇幅不长，系小说第五、第六章节之一部分，全文开头则始于《笔会》问世前二十多天的1946年6月8日，载《世纪风》，《笔会》诞生后乃视两边出刊情形轮番连载。然该译文最初发表的日期实际上还要往前推，时间是1946年3月25日，刊载在汉口《大刚报》甫创刊的副刊《大江》第四版。推动《大江》创办的是中共地下党人邵荃麟，意在以《大刚报》为载体，争取进步舆论生存空间，应对国统区新闻钳制。

    茅盾之所以在四十年代中后期颇热衷于翻译苏联文学作品，与时局变化和他当时的境遇很有关联。整个抗战期间茅盾奔波各地，目睹深重的民族灾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文化活动，在重庆寓居的时间较长，广泛联络文化界进步人士，亲密参与中苏文化协会发起的文化交流项目。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茅盾离开重庆，辗转广州、香港，5月到达上海，同年，翻译了诸多苏联文学作品，除《团的儿子》外，尚有小说集《人民是不朽的》《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等，岁末，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离沪赴苏访问，次年4月回上海。

    茅盾翻译《团的儿子》时正处中国人民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反法西斯战争刚结束，国内时局风云变幻，民主呼声日益高涨，他希望藉此译作提振民众的爱国精神。茅盾不仅是一位有才华、怀责任心的作家，也是一位具影响力、抱正义感的社会活动家，就在《团的儿子》译作陆续连载的同时，是年6月8日，他与上海各界名流一百六十四人联名发表《上书蒋主席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和平》文告；7月闻讯李公朴、闻一多遭特务暗害后，又与进步同仁一起致电国际人权保障会，揭露当局暴行。翻译《团的儿子》还有一层用意在于教育下一代，小说主人公是少年，故可将该书归类儿童文学，尤适合众多少儿读者阅读并从中得到教益。

    《团的儿子》先后分别连载于汉、沪两地报纸副刊未久，万叶书店将其揽入“中苏文化协会文学丛书小型本”，丛书主编曹靖华，单行本于同年10月10日印行，10月20日初版。万叶书店1938年创办，地处上海天潼路宝庆里三十九号，合伙创办人李楚才、陈恭则、钱君匋等，钱君匋担任经理兼总编辑。茅译本随即还另出若干版本，韬奋书店当年12月初版，冀鲁豫书店次年6月初版。

    无论是报纸还是刊物，创刊首期乃风标，往往最能彰显其风骨和品位，《笔会》首期刊文三则出自三位大家手笔，嘉文荟萃，篇短旨远，弥足珍贵，令人称羡。报刊回报读者的最好馈赠就是提供佳作，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