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杂剧叙录》与清代杂剧研究的新面向

    改革开放后，西方文艺思潮坌涌而至。伴随对这些思潮的借鉴与反思，中国学术在四十五年来经历了由阐释到实证、由理论到文献的转向，与贯穿中国经学史的汉宋学之争构成了深层对话。在实证研究、文献考证盛行的当下，如何均衡其与理论阐释之间的关系成为很多学者的共同关切，桐城派文人曾经提出的“义理”“考据”主张重又被唤起、讨论。具体到中国古代文学，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已经不满足于以往的辑佚、集录、点校、辨讹等内容，从这些基本工作出发激活新的学术话题、撬动新的学术增长点成为时代需求。杜桂萍教授与魏洪洲副教授合作编著、新近面世的《清代杂剧叙录》便集中体现了这样的学术旨趣，深度整理、联动学术，助力清代杂剧研究乃至清代杂剧史建构的理念十分彰显。

    在清代文学中，杂剧是一个有些边缘的存在。在戏曲外部，其受到诗词文等雅文学与当时兴盛之小说的“挤压”；在戏曲内部，其光华则又为传奇以及后来居上的花部乱弹所掩抑。但也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文体，成为了许多作家埋藏心事、寄托行止的天地，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学界对清杂剧的研究整体较为薄弱，形成了清杂剧较少关注社会现实、文人化、案头化的笼统印象。《清代杂剧叙录》以作家为纲，以剧作为目，精心设置作家生平传记文献，剧情概要与本事，著录、版本与收藏情况，序跋、题词与评语等，插入一批清代杂剧珍贵版本的书影，多方面呈现有关作家作品丰富而又关键的信息，基本还原了作家观念、创作缘起及剧作流传接受状况，在上述主流印象之外向读者凸显了清杂剧演绎实事、场上演出、社交功能等新的面向，有助于重新审视和体察清代杂剧的全貌和精神气质。

    首先，清代集中涌现一批写实性杂剧，例如，清初常熟作家程端《虞山碑》、陆曜《岘山碑》载录于宗尧治理常熟的种种德政；刘永安《冰心册》演绎时任云贵总督觉罗琅玕率兵征伐维西傈人乌垣步、恒乍绷，之后因病而亡的事迹，等等。它们反映了当时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保存了珍贵的史料，具有以戏存史、文史互证的意义；同时，它们延续和移植了明末清初传奇文体中的时事戏经验，并酝酿、促成了晚清民国时事剧、活报剧的兴起，构成了古典戏曲近代转型的重要侧面和关键环节。

    其次，清杂剧并不限于文人的案头清赏与流传阅读，不少剧作均曾被于管弦。尤侗《吊琵琶》《读离骚》《黑白卫》《桃花源》皆有演出记载，其中，《黑白卫》曾获得“吴中士大夫，往往购得抄本，辄授教师”（尤侗《〈西堂乐府〉自序》，《清代杂剧叙录》第83页）的传播效果，而《读离骚》还“曾进御览，命教坊内人装演供奉”（同上）。此外，唐英《灯月闲情》中部分剧作、张懋畿《袁浦花》《点鬼簿》等亦曾奏之场上。这启发我们思考，在传奇、花部乱弹风行舞台的清代剧坛，当杂剧也被演出时，它发挥着怎样的结构性功能，是否有着特别的文化内涵等重要的戏曲史问题。

    第三，清代杂剧有着较强的实用性，如社会交际功能。例如，王抃《戴花刘》为父亲王时敏授意所作，有明显的娱亲孝养性质；厉鹗《百灵效瑞》、吴城《群仙祝寿》为迎接乾隆南巡浙江而作，属于迎鸾戏、应制创作；而编撰《虞山碑》《岘山碑》的程端、陆曜为于宗尧辖下县学生员，创作《冰心册》的刘永安曾为觉罗琅玕僚属，这些杂剧均有纪念、吊唁故旧的社会交际属性。清杂剧这种凸显的实用性、社交性很值得关注，不但呈现了戏曲向世俗社会的渗透、与生活日用的紧密联结，同时也提升了戏曲实用功能的文艺性特色，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

    《清代杂剧叙录》共收录了257位作家、568种剧作，大致勾勒了清代杂剧的全景图，而其提供的丰富细节、纷繁片段也足以让我们见出清杂剧的原生状态和多向面貌，足以展开清杂剧的历史褶皱，填织、补缀那些之前被我们忽视掉的时空缝隙。也就是说，由《清代杂剧叙录》开启并通向的一部《清代杂剧史》，已具雏形。而恰恰在20年前，杜桂萍教授进入清初杂剧研究时，便已有关怀这一特殊文体并为其作史的志向。此后多年来的研究也都在向此奔赴，如徐爔、蒋士铨、杨潮观、俞樾这些清中后期杂剧作家次第进入她的研究视野，即便是近年来主编、陆续推出的《清代诗人别集丛刊》也一定程度为审视清杂剧的独特面貌提供了诗曲互参的角度。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时也满怀期待，在她二十余年的久久为功与厚积薄发下，在她天生禀赋的烂漫才情与摇曳文姿下，在她女性所特有的、对灵魂和生命的细腻体察与敏锐感知下，一部立体饱满、气韵生动又充满人情和温度的《清代杂剧史》终将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