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导师的责任与边界

    曾经，在中国，“博导”是个极为响亮的头衔。这当然是误解，但也不无道理——过去确实了不起，如今很平常，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国大学自己培养博士，也只有五十年的历史。1980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13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明确规定我国实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推行的三级学位制，并从1981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1983年5月27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大会，其中包括新中国首批18名博士（来自中国科学院系统的有12人）。

    北大最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是数学系的张筑生，时间是1982年7月6日。而文科各系大都按部就班，没去抢占那个“最早”。也正因此，北大文科各系颁发博士学位的时间普遍晚于复旦、南大、北师大等兄弟院校。我熟悉的朋友中，好几位是北大文科各系的第一批博士生，如陈来1985年毕业（哲学系），温儒敏和我1987年毕业（中文系），阎步克1988年毕业（历史系）。

    中国博士学位制度刚建立时，博士生导师的遴选十分严格，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以后逐渐放开，到了四十年后的今天，起码在北大等名校，博导成了普通的工作岗位。如今各系规定不一样，有长聘制副教授才可以带的，也有预聘制副教授就可以带。应该这么说，今天中国名校的教师招收并指导博士生，已是家常便饭，没什么好吹嘘的了。

    即便如此，“博士生导师的责任与边界”也还是需要厘清的。北大举办“2023年新聘任博士生导师论坛”，旨在为全校400余位新聘博士生导师提供了解政策、学习经验、交流思想的平台。此举当然很重要，只是相对于上级领导交代政策、职能部门强调规范，以及各位新聘导师提问请教，我这样的专家经验分享，其实最不可靠。为什么，因一旦涉及自身“在博士生培养中的经验与感悟、心得与体会”，必定是很个人化的。而文科理科工科医科，对论文质量的评价方式，以及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其做法可谓天差地别。

    举个例子，我曾花费很大力气，给一位医科出身的大学校长（不是本校的）解释，为何我反对人文学教授与自己在读的博士生联名发表论文，不说其中可能存在猫腻，单是这些论文日后很可能被整合进该生的毕业论文中，你就明白我的担忧。这就是现代巨型的综合大学的复杂性——你以为理所当然的，换一个领域的学者，很可能觉得是天方夜谭。比如，我对以科研经费定级别、以英文论文论英雄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这些都属于人文学者（甚至是中文系教授）的立场，并不具备普遍性（参见《学科升降与人才盛衰——文学教育的当代命运》，《中华读书报》2022年5月25日）。

    这么说，难道不同学科在如何指导博士生方面就没有任何共通性？ 那也不对，还是有些经验与教训值得一提的。我最想跟新聘博士生导师说的，就是下面三句话：第一，愿意为学生花时间；第二，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第三，关爱但不溺爱学生。

    先说第一句，什么叫“愿意为学生花时间”。对于受过良好训练且学有专长的教授、副教授来说，指导博士生不是一件难事，难在必须花不少时间。道理并不复杂，就说两件趣事，大家自己体会。

    2018年10月，著名作家金庸先生去世，《明报月刊》准备出纪念专号，指定题目要我谈与金庸先生合招博士生的事。当初新浙江大学成立，请查良镛先生出任人文学院院长，既有减少四校合并中人事矛盾的考虑，也是借用其巨大名声，为新浙大造势。金庸先生不熟悉大学情况，对招收博士生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标准，且定位不是很准确，因而引来学界一片嘘声。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与其让金庸在历史系招收隋唐史或中西交通史方向的博士生，不如在中文系招收“历史和文学”方向的博士生。没想到浙大从善如流，与金庸先生一番协商后，真的打出招牌，让他和我合带博士生。教书是一种职业，带博士生也没什么稀奇，只是有些技术性的关卡必须把握。外行人或许很难理解，晚年的金庸，在浙江犹如神一般的存在，一旦大驾光临，马上被政商各界重要人物包围。一般教授（包括我这个合作者），不是想见就能见的；更不要说他亲自指导的学生了。于是我向浙大建议：让这三个博士生以交换生的身份，到北大跟随我一年半载，一来调整研究思路，二来准备论文，三来摆脱媒体的纠缠。没想到此举被有心人解读为不信任浙大以及金庸的学术水平，害得我赶紧后撤（参见《很遗憾，没能补好台》，《明报》2015年8月1日；《重提与金庸先生合招博士生》，《明报月刊》2018年第12期）。以我教书几十年的经验，指导博士生的第一要诀，就是愿意为他/她们花时间。再伟大的导师，也没有本事三言两语就让懵懂的学生长成参天大树——除非那人是天才，或已经是成熟学者。

    今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我的《花开叶落中文系》增订版举办新书发布会，提问环节，有读者问及我的读博经历以及指导研究生细节，人文社剪辑成短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推出十天，阅读量35.1万，转发量1.7万，大大出乎我和出版社的意料。还有人专门来电询问，你说你每周都跟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吃一次饭，是真的吗？ 我告诉他已经二三十年了，只要在京，就坚持这么做。不过，不是在饭馆，而是在办公室，且各自打饭，主要目的是聊天。在我看来，专业问题，课堂上解决；私下闲聊，不设题目，上天入地，这才叫“熏陶”。学生天资、性情、机遇不同，无法保证每个人都成才；但当老师的，尽最大可能扶正祛邪，助力成长。这里没有一定之规，也不是理论问题，关键在愿不愿意花时间，能否设身处地，体贴但不纵容，跨越代际鸿沟，跟他们一起成长——这么说并非矫情，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与局限；带学生起码使得我心态较为年轻，不怎么固步自封（参见《我的教育理念及实践》，《中华读书报》2023年11月8日）。

    学生很忙，平日没事，不见得愿意跟你闲聊天；但你最好能提供固定的时间表，比如office hour，或我的午餐聚会，让他们不管是学术问题、生活问题还是心理问题，随时可以找你聊。新聘的博士生导师，正处在学术冲刺阶段，加上很可能“上有老下有小”，自己都忙得四脚朝天。可即便如此，给学生预留请教学问乃至必要的闲聊时间，我以为是当老师的职责。为什么把“必要的闲聊”也算进来，那是因为，今天的学生压力很大，一不小心就会出现心理问题。若问题严重，只能寻医就诊；但在最初阶段，好导师是能敏感意识到，且有能力帮助排忧解难的。这也是我跟学生聊天，并不总是很学术的缘故。

    第二句话，请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当然，这说法很人文，且立意高远，不见得每个人都能接受。朋友告知，每年招收那么多博士生，日后真正成才的，即便是名校，占比也都不大。只有顶尖学校的顶尖学生，才能运用我的指导方针，不给学生出题目，逼着学生自己寻路。这么做，危险系数很大，一是学生若愚笨，实在找不到合适题目，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转，你看着心里很难受；二是学生感兴趣的选题不在你的视野内，这个时候，作为导师你必须补课，再陪着学生往前硬闯。大部分情况下，导师更愿意出题目拿经费，让学生打下手，那样合作共荣，双方各得其所。工科这么做顺理成章，人文学科也这么做，则很可能导致学生永远长不大，最多克隆小一号的导师。基于北大争创世界一流的理念，我以为逼着学生自己选题更合适。

    这么说是有缘由的。二十年前，为纪念中国博士学位制度建立二十周年，我应教育部学位办的约请，撰写了《“好读书”与“求甚解”——我的“读博”经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3年12期），其中有这么一段：今日中国学界，不管是理工医农，还是人文社科，名气越大的博士生导师，越像运筹帷幄的“将军”或“老板”，将众多研究生编入自己的课题组，分派题目，合作攻关。这种工科教授得心应手的操作方式，用到文科，好处是学生上路快，而且旱涝保收；缺点则是可能限制学生才华的发挥，就好像是孙悟空永远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清代大学者戴震说过这么一句惊心动魄的话：“大国手门下不出大国手，二国手、三国手门下教得出大国手。”（见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为什么？ 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大国手”所具有的无边法力与无上威严，成了其“门下”自我表达以及突围的巨大障碍；而“二国手”“三国手”的“门下”，精神负担小，放得开，故反而可能有大发展。对于真心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者来说，戴震的这句话值得仔细咀嚼。

    三年前，在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召开的“中国现代学术的精神、制度与文体——陈平原‘学术史三部曲’研读会”上，我做主旨发言，谈及“我之所以进入学术史研究领域，有九十年代初政治/社会/文化转型的刺激，但最初其实是缘于王瑶先生指派的任务”（参见《与时代同行的学术史研究》，《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2期）。今年9月22日，在北大文研院组织的“传承”讲述活动中，我讲述《我的北大学缘》，其中说到：“事后想想，作为目光远大的导师，除了引领入门，指引方向，扶上马再送一程，再就是预留一两个很有发展前景的好题目，让学生延续自己的学术思路，完成自己因各种原因而未能达成的使命，也让弟子日后获得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进而走出导师的福荫，也摆脱影响的焦虑。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薪火相传’，才是确凿无疑的。”

    第三句话，关爱但不溺爱学生，最好保持不远不近、不即不离的关系。什么是良好的师生关系，既不应该是传统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母）”，也不能是世俗的老板与打工仔，这里的分寸到底该怎样拿捏？ 好学者不一定就是好导师，学业之外，情商其实很重要。我的建议是，不时停下脚步，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立场及角度，观察、思考与判断。一般来说，师长的经济状态较好，即便不是很富裕，起码可专心致志做学问。学生不一样，当他们抱怨收入太少，或前途渺茫时，切忌置之不理，或仅仅讲述“奉献”之类的大道理，应认真倾听，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解决那些对他/她们来说迫在眉睫的难题。请记得，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五斗米确实可能摧毁你的尊严与信仰。

    说起来也是很遥远的故事了，2004年，我作为教师代表在北大中文系开学典礼上致辞，提到一件往事：“记得临毕业时，王瑶先生这样开导我：今天我们是师生，好像距离很大，可两百年后，谁还记得这些？ 都是20世纪中国学者，都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想想也是，诸位今天念文学史、学术史，百年风云，‘弹指一挥间’。在这个意义上，你我既是师生，也是同学，说不定还是竞争对手。”（参见《同一个舞台》，《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8日）

    这个“既是师生，也是同学，说不定还是竞争对手”的说法，用来描述博士生与年轻导师的关系，再合适不过了。相对来说，本科生与老教授很好相处，长辈的关爱与晚辈的崇敬，两条道上跑的车，互不干扰。而博士生与年轻导师之间则容易出问题，因年纪相差不大，教授没那么威严，学生也不见得十分崇拜。更何况，二者之间还隐含着某种竞争态势。好的博士生完全可能给导师带来启迪、冲击乃至巨大压力，这个时候如何相处，对彼此的智商与情商都是严峻考验。因学术地位（包含经费等）的差异，导师处在主动/有利的位置，必须有明确的人我分界，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方面。最近两三年，我仔细观察了好几起类似案例，那就是导师利用人脉及发表便利，剽窃自己指导的研究生成果。这方面，国内外处理方式不同。国外教授一旦被学生举报且坐实，直接解聘，没任何商量余地。目前国内学校大都倾向于和稀泥，内部批评教育，但希望家丑不外扬。这是很大的学术禁忌，每个博士生导师都必须切记。

    我想特别提醒的是，有时并非刻意剽窃，而是师生的研究无意中撞车，尤其是关键性史料的发现与阐释，这个时候该如何取舍。我倾向于北大中文系老教授林庚先生三十多年前的说法：出现这种尴尬局面，则老师必须退；理由是，你比他/她资深，占有更多资源，回旋余地也更大（大意如此）。若木未成舟，改为合作，也无不可；但若学生已经完工，作为导师，你不该抢先发表。多一篇论文，在你只是锦上添花，在他/她则可能生死攸关。

    当导师的，应尽可能关爱学生，但我不欣赏“妈妈导师”或“爸爸导师”。现在的孩子们大都自尊心很强，更注重个人隐私，并不喜欢导师“无微不至”的关怀。有些私事，学生征求意见，你可以帮助出主意；若非如此，不要过多关切。以前长辈表达关爱的言语，比如你为什么还不结婚？ 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女朋友？ 你为何这么胖/瘦？ 如今都显得不合时宜，弄不好还会被解读为“挑衅”或“骚扰”。这方面，不同世代的学者理解迥异。另外，国内与国外培养的博士、人文与理工的教授，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与把握，也会有比较大的差别。

    考虑到新导师与博士生的年龄差距不大，性格开朗的教授，往往喜欢与学生打成一片。此种介于师友的自我定位，好处是心心相印，彼此关爱，很容易沟通与对话。即便如此，我还是想提醒，师生之间最好有“边界”，导师必须保持一定的威严。若彻底失去距离感，学生会把你的话当耳边风，觉得什么都是可以商量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没大没小”。若形成这种局面，平时没关系，万一面临需做出痛苦抉择、千钧一发之际，导师难以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这是很残酷的教训，须未雨绸缪。

    我始终记得读博时导师的话：在北大念书，你就是我的学生，我们之间并不平等。等到你毕业了，我们是同事，那时才完全平等。当初被王瑶先生规训时，心里不是很舒服；可慑于导师的威严，我接受他的劝诫——拒绝“出名要早”，不过分挥霍才华。事后想想，这个策略是对的。今天我也一样，对待在读的博士生，关爱并不怎么挂在脸上，喜怒也不太形于色，目的是保留某种学术威严，以备不时之需。

    （本文系作者2023年12月12日在北京大学“2023年新聘任博士生导师论坛”上作为资深博导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