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赜索隐犹寻幽访胜——2023岁末读书浮记

    前不久从“有思想的学术”公众号读到一篇文章，题曰《学术生涯实际上是一个摧毁阅读的过程》，作者乃一位中国文科学者，文题即该学者与其荷兰同事共同得出的结论。结论之论据有三：一曰学术阅读是为了研究之需，其阅读范围一般都很狭窄；二曰学术阅读都是为了引证的功利性阅读，阅读往往成了任务负担；三曰学术阅读不可能细嚼慢咽，不可能有“带著两颗奶糖去见小情人的心情”，故无乐趣可言。该文本意是提倡多读闲书，这点我衷心拥护，但觉得“摧毁阅读”这个结论有失偏颇，毕竟学术研究还得有人来做，学术阅读也是阅读，且上述三论据也站不住脚。因为，其一，范围狭窄之“狭窄”是个相对概念，中外典籍浩若烟海，人生一世譬如朝露，故任何人的阅读范围都可谓狭窄，难怪朱光潜在《谈读书》一书中会强调“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其二，所谓“功利性阅读”并不为错，古人云“开卷有益”，常言道“带着问题去读书”，培根《谈读书》开篇即曰“读书之用有三：一为怡神旷心，二为增趣添雅，三为长才益智”；其三，读书有无乐趣因人而异，同一本书给人的体验也各不相同，何况英国学人卢伯克在《论读书》中说“我们读书不仅仅是为了愉悦身心……我们不能只靠吃糖过日子”（《生命之用》，[英] 约翰·卢伯克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9月）。

    我今年的阅读大多是为了引证或印证的学术性阅读，但从中我也获得了不少乐趣，增长了些许见识。为查证巴黎塞纳河两岸某些地名的规范（或约定俗成的）中文译名，我不仅查阅了若干百科全书和地图，还翻阅了几本小书，其中包括《左岸右岸：故事法国文学》（杜青钢、程静著，海天出版社2023年1月）。我翻开此书，实则是上了“左岸右岸”这四个字的当，因为我最想查证的是从塞纳河左岸的圣米歇尔大道至右岸的协和广场沿途和附近的酒馆饭馆咖啡馆的店名。结果通览全书（共275页凡85篇），除在《公开情书》一篇中印证了圣米歇尔大道西边的蒙帕纳斯大道上确有一家既可用餐亦可喝咖啡的“丁香园”（Closerie des Lilas）外，我几乎“一无所获”。原来书名中的“左岸右岸”并非实指，而是巴黎乃至法兰西的象征，作者有时甚至忘了自己的“噱头”，连真正说到左岸也称“巴黎拉丁区”（《中法文学博士班》）。而且书中故事也并非都是法国故事，许多只牵涉到法国文学或者法语，如作者当知青时在“牛口湖边”用法国故事换唐诗宋词的趣闻（《鸭蛋与法国文学》）、上大学时在歌乐山下昏天黑地狂读法文原版书之往事（《天恩》）。然而，虽所获印证甚少，我却不觉枉然，因为读着读着我就忘了开卷之初心。作者信马由缰，我亦步亦趋；作者妙语连珠，我叹为观止。《左岸右岸》笔触精微，以小见大，忆陈年旧事，叹天地玄黄，揭文豪之短，抖伟人之底，“以别样的目光，发现故事背后的故事；以独特的笔触，书写文学背后的文学”（许钧教授语），值得一读。

    在海明威长篇小说 For Whom the Bell Tolls（《丧钟为谁而鸣》）中，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若干指挥员多以化名而被提及。为查证这些化名者的真实身份，我浏览了《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英]伯内特·博洛滕著，戴大洪译，新星出版社2019年9月）和网络版《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皮埃尔·布鲁埃、艾米尔·泰米姆合著，龚义哲译）。若仅以查证为目的的“功利性阅读”而言，后一本书更令我获利。两书相互佐证，确认了化名为克莱贝尔（Kléber）者乃德国共产党人曼弗雷德· 施特恩（Manfred Stern，1896–1954），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曾指挥过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战前还被共产国际派到上海担任过远东局驻中共中央军事总顾问；化名为卢卡契（Lukács）者乃匈牙利共产党人马泰·佐尔卡（Máté Zalka，1896–1937），曾任第十二旅旅长，他还是位作家，著有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小说《多贝尔多》（Doberdo，1937）；化名为沃尔特（Walter）者乃波兰革命者施维尔切夫斯基（1897–1947），曾任第十四旅旅长；化名为加尔（Gall）者则是匈牙利共产党人加利茨·亚诺什（Gálicz János，1890–1939），曾任第十五旅旅长……此番功利性阅读获利颇丰，甚感欣然。然而在查阅过程中，两书中某些章节也同样扣我心弦，引我浮想。惨烈的马德里保卫战更令我忍不住和作者一道追问：他们为何而战？ 为何流血牺牲？ 追问当然无果，毕竟这样的问题，人类已追问了上千年，若真能追出个结果，恐怕海明威就没有写《丧钟为谁而鸣》的素材了。念及此，我们只能为和平祈祷，为生在和平国度与和平年代而感到庆幸。

    为《中国翻译》撰写明年栏目文章《谈译者的“杂学”知识及其运用》，我所举第一例即古罗马“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的Medita⁃tiongs（《沉思录》）卷一第十六节第五段第一句“He was not one to bathe at all hours”。为证明此句的意思是“他（罗马帝国五贤帝之一安东尼·庇护）不常去（兼作社交娱乐场所的）公共浴场”，而非中国读者在坊间流行的某些中译本中读到的“他并不随时沐浴”或“他不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洗澡”，我又查阅了两部不时都要翻翻的旧书：《罗马帝国衰亡史》（[英]爱德华·吉本著，黄宜思、黄雨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2月）和《罗马十二帝王传》（[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著，张竹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2月）。这次查阅的重点是古罗马皇帝和公共浴场的瓜葛。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半天就查到五位皇帝与公共浴场（或曰人民公用的浴场）的牵连，其中《衰亡史》中两处（分别见上册第89和210页），《帝王传》中三处（分别见第239、314和320页）。其实学术查阅和休闲阅读并不矛盾，览此二书，目光所及之处，也可见高堂大殿、血雨腥风，亦可闻金戈铁马、裂石穿云，繁荣鼎盛均在朝夕，纷华靡丽终成烟云；书页翻动之时，翻书人也难免伤古怀今，叹一声“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所谓学术阅读就是带着问题读书，而带着问题读书往往会读得更加专注，往往能在同等量的时间内获取更多的知识，记住更多的内容，毕竟学术研究需要知识积累。为学术研究而读书者想必都记得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序中的一段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在书海中探赜索隐犹如在大山中寻幽访胜，走陡峭山路固然辛苦，但每每会有你所企及的发现甚至意想不到的惊喜。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阅读既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同时也可以是一种愉悦的享受。而且我还认为，凡有学术建树者，通常都能从学术阅读中获得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