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明交流互鉴桥梁的学术翻译

    ■陈恒（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

    记述历史、认识世界、描述未来可能是全世界各民族共有的文化特征，但却在用不同的语言进行书写。所谓的“巴别塔”，不仅是语言繁多之根源，而且使世界多姿多彩，但毕竟阻碍了交流。不过，翻译改变这一切。翻译不仅在各个民族、不同国家间架起了相互理解的桥梁，而且打开了通往古代世界的大门。这就是翻译价值的普遍性和生命力。假如没有拉丁民族对希腊作品的翻译，哪有众所周知的拉丁文学？ 哪有伟大的罗马？ 假如没有阿拉伯翻译运动，哪有文艺复兴，哪有辉煌的中世纪文明？ 没有商博良（Jean Champollion，1790-1832）破解罗塞塔石碑上的埃及象形文字，没有罗林森（Henry Rawlinson，1810-1895）成功释读贝希斯敦岩石上的楔形文字，我们怎么会知道古人的智慧？ 翻译一直是知识传播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没有翻译，又如何面对当今的全球化，如何创造新文明！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翻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观念的流通、学术的创新都离不开翻译。

    也许这就是内心的念想，因之，二十多年来，在工作之余，坚持引介域外学术著作。只要得空，几乎每天都在觅新书、看新书、选新书、荐新书，陆续与上海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大象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世纪文景、格致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合作出版了“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光启新史学译丛”“城市史译丛”“大象学术译丛”“格致人文读本”“光启文景译丛”“光启译丛”“光启文库”“专题文明史译丛”“城市与社会译丛”“二十世纪人文译丛”“城市史研究指南”“史学源流丛书”“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等学术丛书。这些丛书累积已有数百种之多，在当代中国认识世界的学术知识版图中占有一点份额，是推窗看世界的小小缝隙。

    这些丛书中今年又增加了不少品种，有几本尤其值得推荐。在我看来，从法国的“美好时代”或美国的“镀金时代”开始，到21世纪初期的民族主义再度抬头，就这个时期属于“漫长的20世纪”，西方的知识生产、文化形态、学术观念、思想潮流发生了很大变化，有许多开创性的学术著作值得特别关注，这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二十世纪人文译丛”的初衷。我们的愿望是从这个时期遴选值得回望的人文学术著作，为当代中国注入更多的人文气息、滋养更多的人文关怀、传扬更多的人文精神，世界因交融互鉴而充满魅力。约翰·托尔佩（John Tor⁃pey，1959- ）的《人类史的三个轴心时代：道德、物质、精神》、亨利·兰克 弗 特 （Henri Frankfort，1897-1954）的《人类思想发展史：关于古代近东思辨思想》、皮卡德-坎 布里奇（Sir Arthur Wallace Pickard-Cambridge，1873-1952）的《酒神颂、悲剧和喜剧》等，回答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人类历史的“形态”，解读了埃及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希伯来人的精神世界，论述了古代希腊戏剧的起源……每一本都值得反复阅读。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已经坚持了二十多年。当时和黄韬、王秦伟等几位一起策划该丛书的时候，我们才是三十出头的人，如今已到天命耳顺之间。该丛书得到陈启甸先生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他的包容，没有他的支持，就不会有今天近两百种的规模，并先后八次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今年特别要推荐数学史权威托马斯·希思（Thomas Heath，1861-1940）的《古希腊数学史》。该书出版于1921年，主要按照主题而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论述他的研究对象，已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正如作者所说，他的“想法似乎是堂吉诃德式的，但笔者依然信心十足地希望，本书将会让数学家和古典学家都对希腊数学的故事兴味盎然”。在中国，科学史、科普教育似乎只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学校比较重视，其他高校好像没有什么研究人员，相关的通识教育课程更是少之又少。中国的师范大学在这方面尤其薄弱，或者根本没有这个意识。美国在1986年就提出了培养具有STEM素养的人才，认为这是全球竞争力的关键。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究竟如何安放，究竟如何嵌入全民通识教育，我们须认真反思。译者秦传安先生译文流畅通达，他正在翻译“科学史之父”萨顿的巨著《科学史导论》。我们期待！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6卷本《宝库山世界历史研究指南》是一本工具书。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认为：“麦克尼尔是全球史体系之一——‘文明互动说’的开创者，该学说影响了整整一代学者。这本由他在晚年主编的工具书对读者理解全球史观念、方法及各种全球史著作必大有裨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向荣教授说：“该书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主编、330位专家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晶。全书精选最能反映跨文化交流或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持续影响的条目，融知识性、思想性、学术性为一体。以全球视野和整体的世界史观，采用跨学科方法，首次以百科全书的形式展现人类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趋势。”全书的美妙之处就像麦克尼尔为中文版序言所写的：“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的声音，就像训练有素的合唱团一样和谐。而让他们和谐一致、保持同一音调的，是对理性、知识和真理的信仰——就易犯错的人类而言，是要追求这些理想的。”

    “光启新史学译丛”中的丹尼尔·沃尔夫（Daniel Woolf）主编的《牛津历史著作史》和撰写的《全球史学史》亦很值得关注。全球史范式的确立及快速发展，可以说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学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它带来了历史书写的革命性转变与创造性发展，挑战了传统历史写作的逻辑，西方中心论、民族国家史等范式首当其冲，备受质疑，学术史不能例外，这是一切进步的根基，欲了解全球史学发展，这两本书是绕不过去的。

    儿童时期被认为既特殊又有别于成人的独特时期，“格致人文”中尼古拉斯·奥姆（Nicholas Orme）的《中世纪的儿童》论述了欧洲中世纪的儿童游戏、男童女童的差别等问题，是一本有趣的书。

    近几十年来，英语一直被誉为全球学术出版的压倒性优势语言，比如学术期刊使用英语的比例在75%-90%。毫无疑问，当今流行的国际学术语言还是英语，英语还有很长的生命力。但我想任何事情都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任何语言都有发达的可能，亦有苍白的时刻。英语本身的历史就很短，到7世纪才有文献记载，德语到8世纪才有文献记载，法语到9世纪才有文献记载。时空是无穷的，智慧是无尽的，人类今天所有的认知至多是当下的最优。重视翻译的本身就是文明包容、文化繁荣、学术开放的标志。译者的工作是报告原作者说了什么，而不是解释他的意思，那是评论家、研究者的工作。翻译事业繁荣，这一切都为未来潜在的各种可能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小小种子一定会长成遮蔽大地的大树。

    翻译文化学派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1945-）说，就近代欧洲而言，“随着民族主义路线的加强和民族文化自豪感的增强，例如法语、英语或德语译者不再将翻译视为丰富本民族文化的主要手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态度所体现的文化和教育的文学主义观念，也助长了翻译的贬值”。这句话的本质是在说，轻视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文化的衰落，因之，我们期待中国学术界每年都出现更多、更好的域外学术经典翻译。